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民族宗教事务局编的《鄂尔多斯刺绣》一书，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日常生活用的刺绣品的介绍为主，附有大量的图片资料。其中桑袋和碗袋、马护额刺绣做得极其精致，桑袋是鄂尔多斯人供奉禄马煨桑时特用的袋子。用抽口的方法把袋子扎住，里面装有供奉禄马，外面中心部分刺绣。马护额是一种马头上的装饰品，逢年过节鄂尔多斯人就把马打扮的像人一样，并显示家里女主人的刺绣工艺。了解到鄂尔多斯刺绣，对比翁牛特蒙古族刺绣来说刺绣技法更精细，图案密集一些。

三都水族群众喜欢饲养的马，是我国西南马系中的贵州马，属于乘挽兼用型品种。这种马的毛色，以青色、骝毛和栗毛为主，马头高大方正、多直头，鼻平直，耳小灵活，眼小有神，鬃甲低平，背腰短直，胸宽欠广，肋骨开张，腹稍大，关节粗大，蹄上而质坚牢，前肢端正，后肢飞节强大梢内靠，成年公马体高116.3厘米，母马114.6厘米。负载常超过体重的1/3或1/2，驾车每匹可载300-500公斤，载重400公斤，时速为5.5公里。

“马毕”是土家织锦常见的传统纹样，在土家语中“毕”为“小”，马毕就是小马。马在土家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很微妙，威严的土老司“梯玛”作法，要有象征“乌龙宝马”的长凳才能请神搬兵。所用的主要法器“八宝铜铃”也是一头似马鞍，一头有马头，并均系五彩布巾。清《保靖县志》中对土家下层庶民的约束有“只许买马，不准盖瓦”的规定，古丈土家人每部要个行“跳马”活动以祭祀先祖，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难得可见的是1957年出土于龙山白羊的汉代青铜器“马纽錞于”，通高66厘米，重16.5千克。纽饰为昂首嘶鸣奔状之马,其头部备有辔头，背部配鞍,造型优美矫健,神态生动,属国家珍贵文物。出武陵山区山高路险，交通十分不便，俗称“骡子客”的马帮是是过去运输的主要方式。

经过了以上一些步骤以后，接下来就是上机织布了，织布时使用到的工具有：①梭。梭是织机的重要部件，用于穿引纬纱。梭的基本形状类似枣核，中段掏空为仓，仓中可储纬纱管，因此体现较长，最大可达35厘米。②打纬刀。在整个制造过程中，打纬刀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压紧纬纱。比较常见的打纬刀为木质，一般都很坚硬。③筘。筘一般为一长方形木框，框内竖立许多竹丝，形状像梳子一样，空隙的数量与所制造布匹的经纱数量相同。在织布时，每使用一次筘都可以把经纱整理一遍，严格控制了经纱的密度与位置，从而使织品的经纬纱交织更均匀，质量更高。④综。综在织造中很重要，当织造完成一梭的时候，织机的经纱必须进行沉浮交替，才能继续引纬，因此综的作用就是保证经纱的沉浮交替。在傣族织机上多使用双综（即两页综），用两页综分别控制奇数股和偶数股经纱进行交替。⑤蹑。蹑是随着织机的进步而发明的，它的作用主要是提综。用绳与织机架上的“马头”相连，往下踩时，在杠杆的作用下提起综。⑥其它配件。除了以上介绍的五样主要工具外，织布时还会用到卷经轴、分经棍、卷布轴和幅撑等一些简单的辅助工具。

内蒙古达茂联合旗出土的鲜卑族牛头树枝状金饰件和鹿头树枝状金饰件，是北方民族草原文化中最早的“鹿头花”、“牛头花”、“马头花”，即牛头鹿角生命树。这里的牛头和鹿头都象征着神牛神鹿，具有辟邪和祥瑞的神格。这种以鹿头长出鹿角生命之树的写实手法，直接告诉我们，“鹿头花”就是鹿头生命之树，具有图腾动物与生命之树崇拜合一的生命意识寓意。它用于随葬，清楚地说明了它象征生命永生的内涵。

大理国的建立，首先得到滇东彝族先民为主体的“乌蛮三十七部”的武装支持。大理封建领主政权对东爨乌蛮采取分封制度，以与三十七部首领会盟方式，颁赐职赏。大理初期的明政三年（公元971年），段氏与三十七部首领于石城（今曲靖城北1公里）会盟，立下会盟碑石。碑文说：“明政三年……会集三十七部……兼颁职赏，故乃共约盟誓。”大理统治者通过这种办法，将滇东地区纳入封建领主制之下。这些被封赏的乌蛮首领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由奴隶主转化为封建领主。乌蛮封建领主也在不断地扩张自己的领地，并进一步实行分封。《元史·地理志》记载武定和曲州的情况时说：“僰、[亻鹿]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历刂]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其时罗婺酋长已成为有分封权力的封建领主。这种聚落三十余处，相沿为后来武定土官所辖“四十七马头”。武定的彝族封建领主形态形成于10世纪，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蚕马神话。古代蚕马形象，在《荀子赋篇》当中也有“此夫身女子而马头首”的记载，干宝也说“蚕与马同气也”。还有“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披天下是也”的说法。除了蚕马神话广为流传外，各地以马头娘为蚕神的祭祀活动也非常普遍。传说祭祀马头娘可以使蚕茧丰收，《齐谐记》上就有正月半，蚕神降陈氏之宅，有“能见祭，当令蚕百倍”的记载。

小马图案。土家语叫“马毕”系。其主体由一个个奔跑马的侧面图案构成，马的方向横向相对，上下交替，表现马来回运动，马头的一侧有的同时出现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有四度空间之感。空档处马背上用万字纹点缀，其它地方用圆圆发光的“东彩”来弥补。马在土家族历史上举足轻重，民间有“只许买马，不准盖瓦”之说。

黑白交替、正反互变手法应源于太极图。一正一反、黑白阴阳观念也正是中国人感知天地最早的哲学思想。织造由经纬交织而来，引伸出“经天纬地”、“纵横天下”、“错综复杂”、“锦绣中华”等大量的民族语汇。这种上下左右，日月递变的对应关系反应在织锦纹样构成中，是以平行移动对称，对折重复的线对称和四面散开的旋转对称组织出现的。土家锦“马毕”是平行移动对称和对折重复线对称的结合，上一组主形用色轻，背景色则重，马头向左，下一组则正相反，秩序井然，相辅相成，打破了连续图案的平板单调而耐人寻味，而“四十八勾”纹则正是旋转对称组织。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传统的壮锦编织为手工织机，是一种木质结构的小织机，民间称为竹（猪）笼机。广西博物馆展览室内就有一架从民间征集来的猪笼织机，其主体是一个安有四个脚的前低后高长方形框架，下有两根竹扁担作为踏脚，框架的后方有一梯形立体木架竖起，顶端安置一个三角形架以作马头，马头前下方悬吊猪笼（竹编）上卷经线以作分经用，马头后面悬吊一个布袋，内装石头，以重量吊起前方的马头。人坐在主体框架前方，将拉经轴绑在一块方形特制的布块上，套在腰后。织时脚踏踏木，猪笼式的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统，操纵经线沉浮，腰部同时使力，崩紧经面，张开织口，引纬、打纬，来回穿梭。色线是放在右侧地上的小竹框内，因机架无提花设备，全靠眼力和手工将色线接入经面上，参杂织出各处所需纹饰。壮族各地民间所用的织锦机与博物馆展出的猪笼机形式上有一些差别，但编织的工艺原理一致。这种手工的编织机编织出来的壮锦质地规整、细密有致，所织图案生动清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具有很强的艺术审美效果。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仍然在买线织布呢？几经打听，我得知在东明县马头乡郝楼村有人刚刚安好了机子，正开始织布，于是次日便赶往那里。郝楼是个不大的村子，青壮年几乎全都外出打工了，我在村里见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这也使得整个村子失掉了不少朝气，接近正午了，气氛仍然宁静而祥和，各家的烟囱上都升起袅袅的炊烟，只有高音喇机上播放的当时风靡全国的《吉祥三宝》，提醒我这里距离城市并不遥远。织布的这户人家姓李，儿女都在外打工，只有老两口在家，织布是为了小女儿秋后出嫁。邻里'中还有两家也要在今年办喜事，因此三家合安了一台机子，共有十四勾。线是从五六里外一家“经线子的”买的，我看了看经玮都是纯涤纶线，但她们都认为这种“加丝”的线结实、好织、鲜亮，比棉线好。这一带的织机都是两综的，这机布用彩色经线、全白纬线，织成色彩鲜艳的筢子搂条纹，是典型的被子里用料。席片纹样的鲁锦被面和床单以前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流行，将两综织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会儿早就没人织了，盖体表子都是从集上买，印着鸳鸯牡丹大红喜字，又鲜亮还不掉色坐在织机坐板上的李大婶停下手里的梭子对我说，“盖体里子也有不少去买的，有织机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年里我都是自己织，现在也买着用了，可出嫁闺女呢，不织几床我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可我费恁大劲织，还不知道闺女能不能相得中呢，她在外边啥好的没见过？”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织造鲁锦也仅仅是传统习俗的一种表现，是老年人的一种心理习惯而已，这里的鲁锦同样已经失去了实际的使用价值。

用两条板穿绳与织机架上的“马头”相连，下踩时在杠杆作用下，提起综。

建国后，在年画改革中发现一张刻有北公兴画店“杨若芸”名子的大案子。同时也有以前使用的小案子。杨若芸长子杨文博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可见杨若芸是乾隆年间所生。可以肯定，杨若芸的大案子并非其首创，应为这种案子已经普遍使用，他所以刻上自己的名字是为防止与别家的同类案子相混。大小两种案子相比较，可以看出大案子印画的优越性。小案子面小、案口小，坐着印，适于印刷文字，所以清代杨家埠专用它印“灶马头”中的节气表。大案子面大、案口大，站着印，对于大的画面可以全面照顾，有利于刷色、拖纸、印刷，提高印刷质量和生产效率。可以想见，那时其他的印刷工具，也都相应有所改革，借以适应大案子印刷。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哈密热瓦普是哈密维吾尔乐器中最具有悠久历史和珍贵价值的乐器之一，是哈密木卡姆演奏中重要的弹拨乐器，其悠久性不亚于哈密艾捷克。主要分布在哈密回城乡、花园乡、陶家宫乡和二堡镇等地。哈密热瓦普普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较高，演奏难度大，在演奏中主要充当辅助角色，所以普及率不如艾捷克那样广泛，演奏传承者着也相对比较少。它的制作整体用核桃木或枣木、苹果木雕制而成，通长85厘米，音箱面宽20厘米左右，是用整块实木挖成一个浅圆盒型，背后刻有各种变形花卉纹样和谷纹；琴头为马头型，长宽各8厘米左右；哈密热瓦普有三根主奏弦和七根共鸣弦，三根主奏弦音是6，3，7，副弦音是6，5，3，2，1，6，5。哈密热瓦普音质优美、浑厚、低沉，为哈密维吾尔族人民所喜爱。它的造型类似刀郎热瓦普，但在制作技术和演奏方式不同于刀郎热瓦普，把位有品。哈密热瓦普琴柄的镶嵌工艺尤为引人注目，它的琴柄上镶嵌着贝壳制作、学名称“螺钿”的各种图案纹样，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的“钿”字，据《辞海》中注释，为镶嵌装饰之意。由于螺钿是一种天然之物，外观天生丽质，具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效果，也是内地一种最常见的传统装饰艺术，被广泛应用于漆器、家具、乐器、屏风、盒匣、盆碟、木雕以及有关的工艺品上。螺钿材料主要来源于淡水湖和咸水湖，通常采用的品种有螺壳、海贝、夜光螺、三角蚌、鲍鱼、砗磲壳等。这些蚌贝年龄越长，其效果越佳。因其具有结构精密、物性较强、色彩缤纷而且多变的特色。螺钿工艺起源于商代，成熟于唐代，盛行于清代，唐代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公认的传世珍品，价值非凡。螺钿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哈密热瓦普的琴柄镶嵌图案纹样大部分是佛家“吉祥八宝”和道家“暗八仙”图案。我们从琴柄的下端往上观察，（右图一）第一图案：双鱼（佛家八宝图案），第二图案：海螺（佛家八宝图案），第三图案：葫芦（道家暗八仙图案），第四图案：绰板（道家暗八仙图案）第五图案：宝剑（道家暗八仙图案），第六：海螺（佛家八宝图案）。一只琴柄，六个图案纹样，两处不同的来源，就像维吾尔服饰图案里一枝茎上开出不同的花朵。我们再看这件热瓦普，它的琴柄上同时镶嵌有佛教八宝图案、道家暗八仙图案和伊斯兰教图案。从琴柄的下端往上细看，第一图案是鱼（佛家八宝图案），第二图案葫芦（道家暗八仙图案），第三图案星星（伊斯兰教图案），第四图案新月（伊斯兰教图案）。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图案葫芦，道家的葫芦一般是斜放，这个葫芦是直放，反倒像伊斯兰建筑“拱拜尔”的形象，一个葫芦融合了两家宗教文化，真是构思巧妙。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喜气，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机架的下端，也有一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即缠裹丝织物的“怀辊”，但被织工身体遮住。机架中部两立颊上各安“立叉子”一个，“马头”向外伸，一根豁丝木贯穿在两者之间，其作用一是分经，一是作为“马头”的中轴。马头前端，用绳悬挂综絖，织工脚踏踏木，牵动马头一俯一仰，带动综絖，操纵经线沉浮。织工右手扬起，左手执舟形的梭子织造。这种织机，是汉代常见的普通织机，它可以织造一般的平纹和带有简单图案花纹的丝织物。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同时，还进一步证明，在汉代，锦江之滨的成都，已经是四川丝织生产比较普遍、比较集中的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