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饰：男子梳朝天髻、后枕髻两种，不包头巾，差异最大时是女子的头饰。姑娘用“白木通”或白织带绕髻脚缠紧使其呈盘形，插银簪和白鸡毛。涡水姑娘的额围有时也扎一叠三角巾，形状比白芒的小，盘石已婚妇女用较大的黑方帕包好整个头部，使头发不外露，帕巾的巾角下垂。涡水妇女用黑帕巾，只包紧发髻，仍呈盘形，系一小黑布带于额上，待头垂下时如两条小辫。

在排瑶内部，十四五岁以下的少年男女衣着简单，衣饰与成年人相同，头部一般也不加装饰最多插鸡毛或山花。男童额发剃光，只留脑后一束，或扎小辫或束成小发髻，并留髻尾。女孩和来婚姑娘的额发剪齐，留中间部分束成发髻。十五岁以上的姑娘较为重视发髻的装饰，或缠红绒彩线，或绕“白木通”，野草珠，或插山花、白鸡毛、银簪、小木梳，五彩缤纷。青年男子不再理发，梳成发髻，或缠上大匝红绒线，或扎红布头巾。据清康熙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志》第二册载：

人的繁衍，是物质世界的伟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也就没有世界。人不分贫富，都有对子嗣的企求，无论自觉或不自觉，这是人的生命延续的寄托，是真情实感的凝聚。物类不同，实际意义都是一样的。人道天道皆有情。这就是娃娃画背后所潜藏着的主题意识。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孩子就是明天。”有人说娃娃年画崇尚多子。的确，如《连生贵子》、《福寿三多》等，都存有“多子”意识。不过，这只是历史现象，当以历史逻辑看待。在社会的具体实践中，是完全可以弃置的。又有的说，娃娃画男不画女，是“重男轻女”意识。这也难怪，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是普遍的社会意识，画师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再者，所画娃娃多为裸体婴儿，画男孩比画女孩方便，构想无顾忌。有的画师，似乎已意识到这一点，在有的画幅里，娃娃头上，一边画小辫，一边画梳丫髻，大约以期引起人们对女娃之联想。

所谓“顶上圆光”，系指天神上仙头颅顶上显现之光环，以示其修养和法力不同于常人。此图画娃娃玩蝈蝈。蝈蝈葫芦很讲究，葫芦肚儿上有山水人物花纹。葫芦开了盖，蝈蝈跑了出来，左捉右捉，蝈蝈却跳上他的头顶，除了左右结扎的小辫儿，头顶的确是圆光光的。娃娃笑了，笑得前仰后合。

此图绘一娃娃抱鱼。抱鱼娃娃颇似女娃。旧时，“重男轻女”是普遍之社会意识，画师亦不能不受影响。再者，娃娃多画作裸儿，画男比画女方便，思想无顾忌。有的画师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个别画幅里，娃娃头上，一边画小辫，一边画梳丫髻，以期引起人们对女娃之联想。此图，大约也有这种意思。

三个儿童玩鸟儿。一个手拈“活食”，一个打开鸟笼门，放鸟儿出来吃食。然而，鸟儿却飞落地上。一旁窥伺已久的猫儿，立即扑过来，叼住鸟儿。那个梳冲天杵小辫的童儿，急来救护，抓住猫儿头顶皮，挥拳狠打。画得很有生活趣味。

同时，土家族的文化习俗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异、消亡和发展。其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宋、元、明和清初，这一时期土家族已从雏型走向成熟。构成土家族的各部族逐渐融合，统一的土家族独特习俗已经出现，并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体系。第二阶段是清在湘西改土归流（1727年）以后。清王朝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废除“土司陋规”之际，强行推行满汉文化；限制土司职权，改男女服装分离，穿着满襟；强制男人剃留满清发型等等。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进入，土家习俗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清王朝强行规定的一些东西，而且大大吸取了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平头、分头等发型取代了满清小辫。学习科学文化已是一大层有志之土家儿女的追求。第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扩大。土家人在学习先进文化的进程中，逐步自觉地改变着那些有碍于生产力发展和民族繁荣进步的东西。虽然在“文革”期间，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家织锦手工作坊、摆手舞等一些正当无害的风俗习惯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但是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古老的土家传统文化逐步得到了重视和尊重。随着湘西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土家织锦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形成了自清“改土归流”二百余年之后的又一个历史高峰。2004年，国家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列为全国六个重点执行区域，并建立了以酉水流域为核心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原生态保护区，土家织锦成为该保护项目的重点内容之一。

开脸的起源已无从追溯，资料显示，早期婚前开脸是让脸部光洁美丽，让新郎一见钟情。开脸，是中国古老的美容法，又称绞面、绞脸，是旧时代的中国女子嫁人的标志之一。开脸的手艺是先把粉涂在即将出嫁少女的脸上，用嘴咬紧线头，两手分别把线拉成8字形，再用手将线不断分合移动，绞掉汗毛。哈密维吾尔少女的开脸程序和汉族的风俗一样，未婚少女将头发扎成无数条小发辫，细密如春柳，直到结婚“开脸”时，才将众小辫拆散，扎成两条大辫。这是已婚与未婚的重要界限。维语称“开脸”为“于兹艾期西”，但大部分维吾尔人都叫汉语“开脸”。

道光《云南通志·爨蛮》说：“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以祷”，（临安府爨蛮）“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至期，搭松棚以敬天……长幼皆严肃，无敢哗者。”《大理府志》亦载：“腊则宰猪，登山顶以敬天神。”彝族认为，宇宙间的万物皆为天神所造，悉由天神所主宰。他们古代崇拜天神的传统，迄至解放前还有残存。如解放前弥勒西山等地的彝族逢腊月要祭天神。武定、禄劝等地的彝族则在山林中建屋供奉天神。天神的神位以竹筒制作，长约4寸，一端削尖，中贮竹节草根，草上以红白色丝线缠羊毛少许，并放入米十数粒，与其他的4个神供在一起，每逢节日进行祭献。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男子额前顶皆留一块方形的头发，编成一个小辫，用头帕竖立包着，直指蓝天，据说人们以其为天神的代表，认为它能主宰自己的一切吉凶祸福，故谓之“天菩萨”，严禁他人触摸，否则即认为触犯天神。按习惯法规定，违者必须交出一二百两银子作为赔礼，不然，就要将摸着“天菩萨”的那个手指砍去。

杨柳青木版年画中有一类特殊的娃娃年画，即由童子串演戏曲的“娃娃戏”年画，这在中国各地的年画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幅年画可谓“娃娃戏”年画之代表。画面上绘制了八组儿童，分别表演八出传统京剧，例如《虹霓关》《黛玉葬花》《空城计》《连环计》《换御马》《宝蟾送酒》《小放牛》等。围着肚兜、梳着小辫的孩子，却戴上髯口、拿着马鞭，有板有眼地表演起京剧来，天真童趣，跃然纸上。

苗族儿童头饰多留头顶左、右两撮扎梳成两根小辫或扎成两把，如古代汉人之“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