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简单介绍或嫌粗略，而天长日久的工作却是具体而繁琐的。以与定陵的合作复制项目为例。由于丝织品对湿度、温度、光照度等收藏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柔软与光泽，难以得到永久的保存。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复制小组在数次前往定陵考察原物时便发现，一旦离开恒温恒湿的储藏条件，暴露在空气中的丝织文物将大大加速腐朽的过程，如不加以复制抢救，这些文物珍品将会逐渐湮没，而传统的织造工艺也将面临失传的境地。近几年来，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复制工作已从早期的匹料复制为主，深入到成衣的复制，涉及织、绣等多种工艺。具体而言，文物复制小组从考察实物、现场摹稿入手，再据现场摹稿与实物照片进行整理，分部门分析织物的组织、色彩、纹样等。为了真实再现文物的原貌，织物的经纬密度、纹样结构等，都需一一记下，并在摹稿上标出。复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原物色泽均已褪为黄褐色，科研人员只能根据明代织物的配色特点，通过大量史料和实物印证，对原物的色彩进行“追色分析”、“染出小样”和“经纬分析”，以还原色彩。他们手拿放大镜，一根一根地观测多种彩线的粗细，进行对比优选，并对比槌色的色相，来确定原物的色彩，以便精确吻合文物原貌。由于出土丝织品严重残缺，复制工作组还需从整体出发，描绘样稿，从中选择比较，再不断加以修改。在复制过程中，画稿需送往定陵博物馆，经专家多次论证通过之后，再返回南京试样织造。

云锦织机，俗称花楼机。机架为木结构，部分零部件用竹材制作，只有少量的铁制品。其结构与《天工开物》所绘录的“花机图”基本一致。有两种机式，其一在云锦行业中称为“小花楼”机，拽花的位置在机右侧，称作“侧拽”（亦称“横拉”）。另一种机式称作“大花楼”机，拽花位置与织工相对，称作“对拽”（亦称“竖拉”）。小花楼与大花楼不仅拽花的位置不同，在牵线结构、装造方法、拽花操作及适应生产的品种等方面都很不同。小花楼织机只能织造纹样单位较小的提花织物。小花库锦过去即用小花楼机织造。大花楼织机即妆花织机，纤线较多，适合织大型的织物。这种大花楼织机，是小花楼织机的进一步发展，为古代南京的匠师们所创造发明。堪称世界手工纺织业中，机型最庞大、结构最巧妙的机器。特别是精巧的环形花本装置，起到了现代机械、电子提花龙头的纹针升降机构以及和纹版程控系统相结合的作用，满足了整幅妆花织料的织造要求。最早见于文献图录的是康熙年间刊行的《耕织图》。在明代，妆花类织物已大量生产，从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代妆花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色彩丰富、大型彻幅图案的妆花织物。没有大花楼织机，这种彻幅图案的织物是无法织制的。无疑，大花楼织机在明代业已出现。

云锦中使用的金（银）线有很多品种，按含金量的不同有九九金、九八金、九二金、八八金、七七金、纯银等。过去生产的各种成色的金线一般是由金和银两种金属配置出来的，在定陵就出土了一件三色金龙袍，因含金量不同的原因，金线的色泽由金黄色到淡黄色到银色，整件袍衣就用这三色金线作纹纬，非常亮丽而高贵。现在生产的非纯金线含有铜等其他金属，在外观上可以更接近纯金色。

南京“云锦”属于“上用”织品，这些豪华精美的丝织品是不流入民间市场的，专门归属皇室政府所用。这些织品完成后需先作腰封编号，腰封上要写明负责织造官员、工匠姓名。如在定陵出土的织品上有“南京供应机房”的织品腰封。织品上了腰封后从织染局由负责官员解送至京内午门，会同办验御史、司礼监委官及库官检验后才收入库中。

这件龙袍料长17米，宽70厘米，在轻、薄、透的绛色蚕丝地上，织有细腻流畅的四合如意云纹，迎光看去，恰似一片红光缭绕的彩霞。就在这样薄如蝉翼的纱罗地上用真金线、孔雀羽线和五彩丝绒盘织出云龙图案，其中主体龙纹是用活孔雀身上拔下的羽绒捻成线织成的。由于羽绒呈立绒状，闪烁着宝石般的七彩光泽，在薄薄的纱地上高高突起，有一种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特别神奇。由于花地透薄，图案有浅浮雕的感觉，龙似乎就在这霞光万道、瑞气升腾的红云中游动。整个袍料鲜丽夺目，金翠辉映，这便是著名的已失传了三百多年的“纱地妆花织金”。这件龙袍料用“织成”的方法。17米多长的袍料，大约由1.8万根经线和约12万根的纬线组合，要求金彩衔接，花纹合一，拼接后天衣无缝。这其间既要考虑织造时间跨度大，温度、湿度对织物缩率的影响，也要考虑到艺人操作时打纬力度的不一致，导致织物密度的大小变化。其难度之大、水平之高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随后又与研究所签订了一个大的复制协议,精选了19个品种，研究所均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2005年起，研究所又为十三陵定陵博物馆复制了红四合云纹缎绣十二章衮服等6件丝织文物。复制的袍服涉及到的云锦品种有平纹纱、妆花纱、二经绞罗、四经绞罗、正反五枚缎。其中二经绞罗技术已失传数百年。绣六章黄素罗裳出土于万历帝棺内，原件残破较为严重，裙式，由黄素罗制成。黄素罗裳采用了手工织造的二经绞罗和平纹素纱技术，纱地细密均匀，罗地绞合巧妙，其中二经绞罗是云锦工艺中较为独特的品种。通过这次复制工作，南京云锦研究所首次使但闻其名，失传已久的罗织造技艺得以恢复。二经绞罗和四经绞罗的恢复，说明研究所在传承云锦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方面又迈了一大步。

云锦研究所与定陵合作开展古代丝织文物复制，还要追溯到1963年冬，朱枫赴北京故宫准备收集整理丝织文物，以此了解我国古代优秀织锦的演变情况，了解云锦的源头。时任织绣组组长的陈娟娟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在故宫的四个月，朱枫共细致复制了50余幅图案作品，后来多被复制为彩色画稿。此时，十三陵地宫重现人间尚不久，出土了600余件明代丝织文物,占定陵出土器物总数的五分之一，其纹样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这些出土时尚光鲜如新的丝织锦锻一旦接触空气，便色泽晦暗、组织朽败，亟待通过复制加以抢救。即将离开故宫时,朱枫与定陵博物馆馆长取得了联系，并向他表达了云锦研究所想要复制出土丝织文物的意愿。然而，突然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断了研究所的定陵复制之行。迟至“文革”结束前夕，1974年，全国美术展览在北京举办，研究所组织人员赴京参观学习，所长冯或与定陵和故宫的负责人商讨了复制古代织锦图案资料的事宜。此后，经过持续的商讨，至1979年5月11日，研究人员再赴十三陵，与定陵正式签订复制协议，包括八件丝织文物的复制工作，“明万历皇帝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即为其中最为著称者。

早期的织锦墓葬出土以蜀锦、宋锦为主，直到辽金元时期才大量出现了织金锦。织金锦是云锦最初的品种，单色妆金妆彩也开始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妆花到明代才开始成熟。散见于国内不少博物馆，其中首推北京定陵博物馆。1958年在定陵出土男女衣著匹料170余种，在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上都有黄色的封签，其中许多是标明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蓮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鸾、张科,万历贰年”；其中有一件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抱”。另外，1980军在南京市东郊明魏国公徐达五世孙俑墓中出土的“本色暗花缎麒麟补服”、苏州市明代吏部尚书王锡爵墓出土的“斗牛补服”和“穿枝四合云花纱”等。江宁织造府曾经是明清江南三大织造中特供皇家的，定陵中出土的许多织物内衬上都写明是应天府上元县织造。而历史上较大一副云锦是慈禧太后墓里出土的一件云锦佗罗尼被，宽1.44米，长2.17米。这些出土文物都可以说明，云锦真正的成熟期在明、清两代。

近几十年来，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也十分丰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织绣品。这些纺织品除一部分腐烂风化外，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完整无损。现保存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还保留有腰封，即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有织物颜色、纹样、织造人等。定陵出土的成衣有衮服、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女丝绵袄、裙以及大带、绶、鞋、袜、被、褥、枕、膝袜、包袱等。丝织品种有锦、缎、绫、罗、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织品上的图案极为复杂，线条细腻，有人物、动物、花卉、几何等纹样。其中，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柘黄八宝松竹梅岁寒三友缎袍料、大红长安竹潞绸、黄织金细龙颵丝、织金妆花樗蒲纹纱等织绣品，均为明代皇家之精品。

本书针对中国明清丝绸文物中的锦绣纹样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对象包括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由于年代相对较近，锦绣文物以传世品为主，包括宫廷、民间丝绸文物。研究团队特别注重收集与整理第一手资料，其来源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涉及宫廷服装与传世丝织品。出土文物则以定陵发掘的明代宫廷服饰为主。

婴戏纹为众多童子捉迷藏、耍灯笼、放风筝、荡秋千、扑蝶、读书、下棋等嬉戏游戏场面，配以四季花卉或场景构成纹样，寓意多子多孙、富贵满堂，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婴戏纹样在辽代丝织物上已经出现了，后流传甚广，定陵出土的明孝靖皇后的彩绣夹衣，整件服装绣以一百个动态各异的童子，为婴戏纹的经典实例。纹样多以红色为底，以彩线刺绣，以金线勾勒边缘，人物造型生动，并配以器物与建筑、花草，烘托吉祥热闹的气氛，常用于女性服饰与居室装饰织物中。

绘画不仅画我所见，亦画我所未见。在所有的古代图像中，以肖像画的纹样真实性最高。唐代的仕女图，描绘纹样均十分精美。如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的屏风画残片《胡服美人图》，图中仕女穿大红地上宝相花纹样的翻领胡袍；而对比文献记载，唐代胡服盛行，女子以胡服为时髦；对照出土实物，则红色为地的宝相花正是盛唐时期的流行纹样。尽管纹样的细节与出土实物不可能完全吻合，但这幅红地宝相花纹样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唐代女子服饰时尚的真实反映。收藏于日本泉涌寺的宋代《南山大师像》，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大师座椅上的两条椅披，一为满地排列的大小团花，一为清地排列的几何花卉，配色淡雅，刻画精细，细节交代十分清楚，也应有真实的织物作为参照。元代帝后肖像画，不仅描绘人物面容惟妙惟肖，服饰上的花纹也一丝不苟。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后妃像》，令人如亲见六七百年前的蒙古贵妇之面，头上戴着大红色的姑姑冠，身穿交领大袍，袍子领边宽阔，从织物纹样看，明显是元代最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纹样呈散点清地连续排列，有花卉组成的搭子纹样，有灵芝构成的滴水窠纹样，都是元代最典型的，其真实性也不必怀疑。明代是肖像画发展的高峰，帝后高官、僧侣文人、家族长辈均有肖像画传世，服饰纹样有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团窠、几何填花等，无论是五彩还是暗花，均为真实织物的写照。如明代将军《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身穿大红交领袍端坐椅中，身后分立的两侍卫穿的蓝色与绿色锦衣，与定陵出土的四合如意云龙纹织锦妆花缎襕袍几乎一致，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将军座椅上的椅披与地毯上的团窠玉兔纹样，尽管没有在明代出土实物中找到完全吻合者，但团窠与玉兔都是元明时期的流行元素，如明代定陵出土文物中就有“织金奔兔纹纱”，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更有元代“团窠四兔织金锦”收藏，因此这一图像中的织金团窠玉兔是明代此类纹样依然流行的证据。至于明清肖像画中的云纹、缠枝与折技花卉，图像与实物的相似度更高，在此不一一分析了。

婴戏纹作为传统装饰题材，表达了人们对子孙满堂的期望，广泛用于装饰织物、陶瓷、玉器等。童子婴戏纹样使用的一个高峰期是明代，其在明清暗花类丝绸织物中也有应用，童子攀花、童子擎莲、童子戏耍、童子骑羊等各种题材均有。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明代童子攀花纹经皮，纹样是二二错排的童子攀花，孩童憨态可掏，花卉为莲花和牡丹，有子孙兴旺的吉祥含义。定陵也出土有童子攀花等纹样的丝织物。

明朝时期，在1368〜1421年间，先后有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定都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称作留都或南都，地位仅次于北京。此时，中国丝织业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为中心，产品最负盛名。明朝政府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又称“南局”）“神帛堂”、“供应机房”，专门管理云锦的生产。当时在内桥与聚宝门（今中华门）之间是织锦工匠的聚居之地，设有织锦一坊、织锦二坊和织锦三坊。明朝南京的云锦织造工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以大提花楼机生产皇室和达官贵族专用的衣袍和室内铺陈用品，把辽、金、西夏、蒙元贵族喜爱的织金技艺与中原传统的织彩技艺融为一体，创造出“妆花”工艺，使云锦既具有北方之“壮美”，又具有南方之“秀美”，其豪华富丽，为锦中之冠。明末文人吴梅村《望江南》词赞美道：“江南好，机抒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但南京云锦仍然是皇室和官僚贵族的奢侈品。1958年，在北京十三陵定陵中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以及写着“南京供应机房织造”等字样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堪称是云锦中的极品。它们与1977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朝中山王徐达五世孙、魏网公徐俌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的素缎地麒麟补袍服（这件袍服胸前的官补用织金方法织成）均是南京云锦珍贵的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这件用孔雀羽毛捻成线织进龙袍的妆花精品，就是南京云锦艺术的杰作。其绛色纱罗地薄如蝉翼，细看上面布满四合如意云纹，又用真金线、孔雀羽线和五彩丝绒线盘织出十七条龙和海水江牙、火珠云纹图案，镶金点翠，富丽堂皇。由于花底透薄，围案有浮雕之感，十七条龙仿佛在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的红云中浮游翻动，栩栩如生。孔雀羽闪烁着宝石般的七彩光泽，色彩随视角的移动而变幻，其难度大、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失传三百多年的“纱地妆花织金”工艺，被今天南京云锦艺人再度破译并复制出来，使其再现辉煌。笔者有幸参与了龙袍制作的全过程，从妆花纱绞罗织机的研制，到品种组织的试验，直至龙袍织造，历经数年终于研制成功，成为上个世纪龙袍织造的第一人。“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的复制成功，曾轰动海内外，被专家、学者誉为国宝，1984年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珍品金杯奖，这是南京地区唯一获得的一尊工艺美术金杯，1985年它还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由国家科委送展日本筑波世界科技博览会，受到极高的赞誉。2007年5月在巴黎举办的“中国非物质女化遗产节”展品中的“明万历皇帝真金孔雀羽方龙补”云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收藏品永久珍藏。

定陵为北京明十三陵之一，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茲，同葬的有两位皇后。1956-1958年对定陵进行发掘，出土了两千多件文物。其中就有孔雀羽线织成的龙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