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蒙古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蒙古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除原有的民族研究所外，又设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其中蒙古族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1979年2月建立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设历史、语言、文学、牧区经济研究所和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室。青海、新疆等省区社会科学院也设有蒙古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亦有研究蒙古学的专职科研人员。高等院校是研究蒙古学的主要阵地之一。内蒙古大学设有蒙古学研究院，专门从事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内蒙古师范大学也设有蒙古语文、历史、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和蒙古族畜牧经济研究室。蒙古族科技史是该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所的主要内容之一。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元史研究颇有名望。高等院校又是培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的基地，近10年来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的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内蒙古自治区民委设有格斯尔办公室。

“千年富翁”也居住在崇木凼，据科研人员初步鉴定，此树年龄在一千五百年以上，属瑶山千年树王，瑶语称它为“杂笔朵”，属水青纲，当地汉语叫它“三蔓子”树。传说很久以前，“杂笔朵”的果子是花瑶人每年奉供给皇上的贡品，炭烤此果香脆可人，食用能延年益寿，价值一升果子兑换一升金瓜子，祖祖辈辈称它为“富翁树”。

荔波可谓是地杰人灵，水族有名佳酿九阡酒，有名水果九阡李，世界级的风景区等都在古荔波治内。水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和有名人物也多出自荔波。蒙赶称帝，邓恩铭北上成为革命的先驱，潘文兴等组织游击队攻克国民党统治的荔波县城，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著名学者潘一志先生研究水族历史的重大建树是在荔波奠基；新中国建立之后培养成长的县、处级以上的水族干部及有名科技科研人员，大多数是在荔波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这是古荔波文化底蕴对水族人才成长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果。

承担编写这套《丛书》各民族卷的作者，都是较长时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有的民族卷的作者就是本民族自己的专门人才。他们以填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空白为己任，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艰辛的田野调查，精心挖掘民族文化遗产，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对纷繁的历史文化素材，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做出概括、归纳和总结，综合性地展示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悠久灿烂、多姿多彩风貌。特别揭示各个民族最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诸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彝族的毕摩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等等。

新时期，科研人员对瑶药更多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一步开展了生物化学、药理、临床等研究与开发。有关科研人员完成了1993至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瑶药品种调查及生药学研究》的科研工作。很多研究论文在国家及省级杂志上刊出。瑶药药理、药化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专家们对多种瑶药进行有效成分提取分析和药理实验，有重大收获。一些典型的、临床常用的瑶药，经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确有可靠疗效，大有开发价值。如：冬心葳、酿摸勉、山慈姑、东破石珠、五指毛桃、苦菜公、石吊兰、麻骨风等具有抗菌消炎作用；走血风、黄藤、金不换、麻骨风等具有镇痛抗炎作用；矮地茶、罗汉果等具有止咳平喘作用。

瑶族人民主要居住在我国南方山区。由于亚热带地区特有的温和气候，充足的雨量，肥沃的土地，动植物资源丰富，瑶族利用当地动、植、矿物资源创造了瑶族医药。瑶医药来自民间、用于民间、扎根民间，它治病的独特在于用药简单，采集方便，源丰价廉，且方法多样，诊疗手段独特而丰富，治疗方法实用而有效。70年代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由有关单位组织全区各地、市、县卫生单位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全区性的、规模较大的、较全面的中草药调查，其中对瑶药还另立专题同时调查。专业人员走寨串户，采访了100多位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瑶族在职或民间医生，收集到数千条单方、验方，同时采集制作了千份瑶医药用植物标本。经科研人员整理研究，已知瑶族民间常用药约1000多种，基本查清了“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等“老班药”（瑶族经典用药）的原植物，并首次发现瑶族独有的民间药用植物31种，从而扩大了我国药用植物资源。1985年，广西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1989年研究所内设立瑶医研究室，相继又设立民族药生物研究室、瑶医门诊部。一些瑶族聚居县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等也陆续成立瑶医研究所及瑶医门诊部、瑶医院。配备专职科技人员，从基础到临床，对瑶医药进行调查整理研究。瑶医药从自生自灭的民间流传状态已登上大雅之堂，开始有了自己的临床及研究基地。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初、中、高级职称科技人才，从而结束了瑶医没有专家、教授的历史。

瑶族地区农作物品种繁多，但本地老品种由于种植年代较久，退化严重，产量不高。稻谷除粳稻外，其他产品种平均每亩单产15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不超过100公斤，山地产量更低，每亩20-30公斤不等。杂粮主要是红薯、黄豆、饭竹豆等。经济作物有八角、生姜、香草等。新中国成立后，瑶族地区各县先后建立农业试验场和种子站，负责农作物品种的实验和引进工作，推广适应品种，指导农民选种留种。通过引进和本地农业科研人员的探索，瑶族地区的农作物栽培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50年来，云锦研究所挖掘、整理了大量的有关云锦历史、文化、工艺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恢复了一些失传的古代技艺，创新研发了一批云锦新品种。所有这些，都经科研人员或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或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或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刊印，或以音像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为云锦技艺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面的简单介绍或嫌粗略，而天长日久的工作却是具体而繁琐的。以与定陵的合作复制项目为例。由于丝织品对湿度、温度、光照度等收藏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柔软与光泽，难以得到永久的保存。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复制小组在数次前往定陵考察原物时便发现，一旦离开恒温恒湿的储藏条件，暴露在空气中的丝织文物将大大加速腐朽的过程，如不加以复制抢救，这些文物珍品将会逐渐湮没，而传统的织造工艺也将面临失传的境地。近几年来，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复制工作已从早期的匹料复制为主，深入到成衣的复制，涉及织、绣等多种工艺。具体而言，文物复制小组从考察实物、现场摹稿入手，再据现场摹稿与实物照片进行整理，分部门分析织物的组织、色彩、纹样等。为了真实再现文物的原貌，织物的经纬密度、纹样结构等，都需一一记下，并在摹稿上标出。复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原物色泽均已褪为黄褐色，科研人员只能根据明代织物的配色特点，通过大量史料和实物印证，对原物的色彩进行“追色分析”、“染出小样”和“经纬分析”，以还原色彩。他们手拿放大镜，一根一根地观测多种彩线的粗细，进行对比优选，并对比槌色的色相，来确定原物的色彩，以便精确吻合文物原貌。由于出土丝织品严重残缺，复制工作组还需从整体出发，描绘样稿，从中选择比较，再不断加以修改。在复制过程中，画稿需送往定陵博物馆，经专家多次论证通过之后，再返回南京试样织造。

另一个任务是为外交部迎宾馆设计高级沙发料，这一工作是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任务同时展开的。云锦纹饰大多主题突出分明，色彩雄浑称丽，这与现代沙发的要求格格不入。经过反复考虑，科研人员最后选择了库锦作为沙发用料。设计人员在云锦单色库锦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云纹雨花锦，比库锦增加一色以丰富变化。选择近乎满地的小云纹图案,一方面是因为它视觉上较为单纯和谐，另一方面它能代表云锦的特点。同样，为了突出云锦的特点，设计人员又将全部云纹用银线绞边。产品出来之后，效果很好，受到外交部的好评。直到80年代，外交部迎宾馆仍旧在沿用当时设计的这一沙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