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瑶族短篇创作也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莫义明的《八角姻缘》（1982），蓝怀昌的《钓蜂人》（1982），蓝汉东的《卖猪广告》（1981）等，在南方文坛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文坛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钓蜂人》是短篇精品之一，小说通过瑶民黎金保九九重阳上山钓蜂小事，生动描绘了追蜂、掏蜂窝的山野情趣，还深刻展示了瑶民珍惜瑶汉民族团结、党群团结、对党感恩的内心世界；小说构思精巧，情节曲折动人，笔法细腻、自然，人物性格鲜明。短篇《卖猪广告》叙说名叫盘龙的普通农民的故事。盘龙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思想陷入迷乱当中，从勤快积极、对生活充满自信的人变成了“典型的大懒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盘龙又由懒变勤，由穷变富。他饲养的大如牦牛的“丹麦长汉猪”，本可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但他却张贴一张“卖猪广告”，以每市斤比市场价低五分的价钱卖出。作者通过这个别开生面的故事揭示了新时期新政策给瑶民带来新的精神面貌。短篇《八角姻缘》也是小说中的精品。小说通过瑶山里一个普通、平凡的故事，着意表现党的农村政策给瑶山带来的新变化。苦寒山生产队长陶扶强曾受“左”倾思想影响，使生产队由富变穷；拉珈寨生产队长金福廷敢于抵制上面的错误指示，发展多种经营，使生产队由穷变富。“四人帮”倒台后，陶扶强认真反思，弃旧图新，到拉珈寨取经，准备带领苦寒山群众打翻身仗。但金福廷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陶扶强的批判，心中还有怨气，因而对八角、香草和薏米的栽培技术“留了一手”。陶扶强深谋远虑，诚心向金福廷道歉，并派出与金福廷女儿要好的知青亚培到拉珈寨穿针引线，亚培的聪明能干打动了金福廷的心。当金福廷为招婿来到苦寒山时，陶扶强热心相助，解除了金福廷的心事，两人终于修复了“老同”（朋友）关系，共同走多种经营、劳动致富的道路。作者塑造陶扶强和金福廷等人物形象时，不仅仅把人物行动紧紧安置在瑶族生活的环境中，而且很注意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中融入了大量本民族的谚语和俗语，清新、简洁而深刻，使作品更富有民族特色。

瑶族地区多系山区，耕作比较粗放，一部分还有“刀耕火种”、“赶山吃饭”、“广种薄收”的现象，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大部分粮食不能自给。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靠外粮内运来调剂十分困难。如果能在县区范围内解决内部粮食问题，不但对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有利，也可以避免国家外粮内调，从而使水稻产区更多地以粮食支援城市工业。因此，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都组成工作队到瑶区，要求并指导瑶族农民大力挖掘生产潜力，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通过努力，大部分瑶山地区特别是土山地区粮食生产逐步实现在一个县、区范围内达到自给。如，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缺粮一般达4个月，1954年外调粮食已由1950年的120万斤减至10多万斤；即使是广西河池下坳瑶族自治区和东兰西山瑶族自治区等生产条件较差的石山区，粮食也能有较大的增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各级政府认识到，瑶族地区山多地少，特别是石山地区土薄质瘦，即使3—5年粮食产量再提高1倍，人民生活水平仍然难以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瑶山的特点和优势，引导瑶民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瑶族山区的自然条件一般是四季常绿，雨量较多，作物生长快，荒山广阔，便于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如桂西北等山区，除大宗林木外，尚有桐油、茶油、芝麻、向日葵、柚子、香信、木耳、棕皮、松香、五倍子等达百种以上。百色地区山区除猪、牛、羊、马等畜牧业可大量发展外，尚有黄豆、花生、油菜、柑、橘、桐、茶、烟叶、八角、菠萝、芭蕉、香信等。贺县、大瑶山等山区除林木外，尚有桐油、茶油、茶叶、香草、菇、薏米、天花粉等数十种。南部如龙津、宁明、防城等山区有八角、桂皮、茴油、砂仁等。这些有的已有一定种植规模，有的则还宜于大量培植发展。这些经济作物和副业向来成为山区人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木材、油料、肉食、棉麻、果品、药材等都为国家所必需，其中土特产不但为国内人民所需要，且均可出口换取工业品，经济价值很大（如当时1吨桐油可换10吨汽油，1吨猪肉可换5吨钢材）。因此，大量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这不仅是根本改善当地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问题，亦是山区对国家全面经济建设所应负的重大责任。实践证明，哪个地方这样做了的，山区瑶民生活水平就能得到逐步改善，家底也逐渐丰厚起来，并使逐年扩大再生产有了可能，如，都安七百弄瑶族自治区龙合乡，由于比较有领导有计划地抓紧了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羊副业的同时发展，1954年比1951年的粮食增产36%，猪增长81%，羊增长29.6%，因此，农民添置了大量的农具和衣被，救济面也年年得以递减：1951年救济面达80%，1952年70%，1953年56%，1954年减至40%。

近代输入瑶族地的商品，主要是锄头、刮子、犁、耙、斧头、砍刀、火枪等生产工具，食盐、棉布、纱线、绒线、纸张、火柴、火油（煤油）、铁器炊具、瓷品用具、首饰、剪刀粉丝、腐竹等生活用品。由于出口增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瑶民收入有所增长，购买力提高，对市场产品的需求随之增长。铁器工具、食盐、布匹、纱线、纸张等生活必需品输入量增长较多较快。清末至民国时期，金秀、恭城、江永、钟山、都安等县瑶族由于出口香草、桐油、茶油、土纸增加收入，放弃棉花种植，改买棉纱织布，甚至直接从市场购买土布乃至机织布，就是明显例子。

近代瑶族地区商品交易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瑶族地区经济与壮、汉等民族地区经济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反过来又加深了瑶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瑶族与汉、壮等民族经济与社会的联动发展。唯其如此，瑶胞对进山贸易的汉商给予欢迎、保护。清同治六年（1867）刊立的金秀沿河十村坪勉石牌就做出两款规定：“十立，不论何人，见客买卖生意，不得乱作横事可也。”“十一立，不论何人，见客生意交易，是作横事，莫怪石牌。”不少瑶胞与山外客商来往多了，还打起“同年”关系，平时有事互相帮助，节日互访，送上礼物，“同年”之间亲如兄弟。近代商业交易与传统古老的“互惠”原则交查融在一起。但有的奸商欺负瑶人不识铢两，不知市场行情，交易中以短斤少两，以少换多的事各地多有发生。如光绪二十八九年，香草涨价，每斤值七八毫（银币），在金秀仅值三毫；吊兰市价，桂林每斤八毫，金秀仅值四毫。民国时期，百色洞好乡瑶族出售蓝靛，被奸商压价至比原价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抬高盐价，二者差距，有达四五倍。十万大山地区，八角包买包卖，商人入山村对八角估产定价，某片八角林能收1000斤八角，商人只估产五六百斤，故意压低产量到收购时如不到估产数，商人又按实产付款。在连南，商人除大秤入小秤出外，还放高利贷，放白银四元还谷一担半（市价四元一担），放谷一担，本利收回两担。种种盘剥，不胜枚举。瑶人无奈，只能忍气吞声。奸商的行为，为瑶汉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近代瑶族地区输出的产品仍以传统土特产品为主，木材、草药、茶油、桐油、香草、香信、木耳、棕皮、水果为大宗输出品，输出数量都有增加。其中，木材、桐油、茶油、香草输出量增加比较显著。上文提到恭城油茶、油桐的大量种植，油榨条数的迅速增加，茶油、桐油市场价格的昂贵及出口量的增长，就是明显的例子。再以金秀为例，清咸丰九年（1859年），桂林著名大药店熊同春和黄福泰两家老板进山收购香草，由于销路好，价格越来越贵，每斤香草从咸丰九年的二三文铜钱，涨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值白银二至四毫，每百斤香草可换大米3600担，因而刺激了生产。光绪中期，仅金秀四村附近一带，香草生产量就达30000斤左右。金秀木材出口，也由于陆荣廷部属结合一些地主、商人于民国四年（1915年）在金秀开设“广源公司”（后改名“荣新公司”）雇人砍伐收购木材而增加了出口。民国以后，金秀桐油、六谷（薏米）由于销路渐广，培植逐年增多，出口也逐年增长。桐油开始是山外汉族商人入山收购桐子，由于产量增加，汉族商人、地主改在瑶山桂田、甲江、六定、三角四地设立油榨。以桂田乡南洲村油榨年产油一万斤计算，四条榨年产油不下三万斤，全部用于出口。金秀大瑶山东南部盛产六谷，民国时期售价也好，每百斤六谷可换盐一百六十斤。蒙山商人入山收购，六谷出口也有增加。田林那兵乡蓝靛瑶增加的出口物品有蓝靛、木耳。都安七百弄增加出口的首推桐油，每年约50万斤，其次是黄精果和各种野纤维，每年价值35000元以上。湘南桂北增加的出口物资，除木材、油桐、茶油外，还有手工造纸品。以钟山县燕塘乡白帽村为例，从清末民初的三个纸厂增加到民国末年的六个纸厂，出口量增加了一倍。其他出产土纸的县乡，其土纸出口增量大抵不相上下。

除墟市交易外，肩挑马驮一些针线、布匹、食盐、腐竹、粉丝、铁器工具、陶瓷用品、饰物，进入瑶山走村串寨的行商近现代有增加，尤其是像金秀大瑶山、桂北九万大山、桂南十万大山等地，由于山地广袤，村寨众多且分散，瑶民出山赶墟不便，行商运货来卖，同时收购瑶山木耳、香信、茶叶、草药等土特产，方便瑶民，受到欢迎。有的行商来往多了，与瑶人混熟，得到瑶族头人同意，在山内人口较密集的居民点开店，出售布匹、针线、食盐、火柴等日杂品，收购土特产，成为“坐商”。清咸丰九年（1859年）修仁县（现属荔浦县）北街汉人黄正美到金秀经营布匹生意，光绪初年平南汉人廖义德进入瑶山收购香草，卖布匹，兼营酿酒和杂货生意，民国时期，一些汉人到金秀等瑶山收购桐籽、茶籽，开油榨，同时附带经营其他商业，都是例子。近代，常住连南南岗的汉商有三十多家，另有三查查十多个货郎担在班排来往。

元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私有制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了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秩序，人们极为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如立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的广西金秀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就是因为明朝末年，当地人口增多，村寨搬迁，引发山林田地纠纷，影响人们生活，当地瑶族坐下协商，捐弃前嫌，达成协议，内容主要为：各村寨不得任意生事端，五甲、成二村不霸占下故都田地；下故都村也不得去金秀、平南、滴水村；故参村民将山地还给五甲、成二村。今后和睦相处，生死与共。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立于金秀上秀、歌赦村的石牌也说：“十料，二村山水、香草、卯（茅）草、何人取（伦）牛、取（伦）猪，丑一村。弟（睇）到不又事了。”乾隆《庆远府志》卷十记南丹瑶人事说：“（瑶）从无争斗讼，耻不为鼠窃狗偷。”偷窃，或不经他人同意而拿走别人财物的事，将会遭受整个社会的谴责和惩罚，被“丑全村”。

早在宋代，瑶族就知道用中草药治病。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说：“零陵香，出徭洞及静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阴沮洳之地，皆可种也。”零陵香，又称灵香草、香草，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灵香草可作药用。宋代瑶族将种植的灵香草收回，“熏以烟火而阴干之”，用作驱虫、驱蚊，还用于治疗感冒、腹痛、腹泻、头痛、鼻塞、牙痛、遗精等。宋代史籍还记载了瑶族使用毒汁涂抹弩矢，用于抗击官军或捕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