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瑶族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早期著作有黄朝中等人的《粵北瑶族的经济生活形态》，主要是对解放前粤北乳源瑶族社会经济调查的延续和补充，近期则有杨宗銮的《解放前（广西桂平县）木山瑶族社会概述》和范宏贵的《在大瑶山进行微型研究的体会》。而周光大的《瑶族解放煎的社会经济形态》比较全面地概括了1949年以前瑶族的社会性质，指出：“解放前大部分瑶族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少部分地区以林业生产为主，专门从事手工业和经商的人数很少，商品货帀关系不发达，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解放前瑶族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复杂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个别地区以封建领主经济为主，在全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主导经济影响下，各地的社会经济又不同程度地具有半殖民地的性质，在先进地区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不少的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遗迹。”高言弘、李维信在《广西瑶族经济的特点》中，特别指出林业和土特产品的生产是瑶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因瑶区“内部无墟场，很少有人经商”，强调了发展瑶区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外，对于解放前部分瑶族地区仍然保留的农村公社制及其残余亦曾加以研究。韩肇明的《论瑶族农村公社》指出，在大瑶山和十万大山的部分瑶区，“农村公社是由家庭公社发展而来，并以农村公社特有的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和二重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长期依存于封建社会之中。”张有隽、邓文通的《十万大山山子瑶农村公社探讨》一文，根据1980年和1982年两次在广西上思县十万大山的实地调查和前人的记录，研究了那里的山子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指出他们的“氏族制度早已瓦解，地缘关系已成为联系人们的纽带，生产资料占有与产品分配具有二重性，上层建筑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以村民议事会和村老理事为特点的村社组织和民主制度，社会内部并开始萌生了一定的阶级关系。”因此，解放前十万大山山子瑶社会“还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发展阶段。”

千百年沉积下来的传统保守思想，是瑶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老一辈只简单地把人当作劳动力看待，不重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吃苦耐劳的美德在简单劳动和但求温饱的生活中得以体现，而在新知识新技术面前却取惰性的偏执态度，以及自然经济造就的对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等。例如只愿种桑，不愿养蚕，因养蚕要有一定的惊养技术；挖塘养鱼却不相信鱼塘要消毒，以致鱼儿死光；种植苧麻嫌剥晒麻皮麻烦多；种植红瓜子怕在市场上卖不出去，自己又不能当饭吃，诸如此类。这些落后保守思想，无疑地会在年轻一代头脑中打下熔印，唯其如此，目前能够面向现代生活，勇于开创的强者还不是很多。即使是比较先进的人物，也面临着新旧价值观念的矛盾。南岗区有一位叫邓三的青年，1983年夫妇俩用手扶拖拉机搞运输赚了二千多元，既不扩大经营投资，也不添置家什，仍然过着十分简陋的生活，他们盘算的是父母年老，应把钱存起来以备办丧事使用。尊老爱幼是瑶族的好传统，但办丧事要请同村的人及远亲近戚吃喝数天，苦苦积攒的一大笔钱一下子全部花光，这都是陈规陋习。旧的传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思想解放的精神负担。

本书所写的“经济”，是以水族先民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为起点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就需要吃饭、穿衣、住房。而想要取得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联系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几种基本经济形式，并且由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

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三排、南岗、金坑、涡水四个区每千人中拥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约为一百一十八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知识，同外界的接触比老一辈要多，其传统心理结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反千百年来在封闭的社会和自然经济形态下安于命运和现状、保守落后的习性，不满足于但求温饱的最低生活水平，而去拥抱新的事物，去参与，去竞争。

认为瑶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根据：一是瑶族长期过着流动的落后的游耕式自然经济，不可能提供使用奴隶的经济基础，缺乏由原始农村公社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物质条件。二是瑶族社会私有制和阶级出现时，周围的汉族和壮族已进入较发达的封建社会，加上封建王朝实行“以夷制夷”的土官制，在中原封建王朝的强力统治下，瑶族社会缺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玫治条件。三是隋代以来，铁制工具开始传进瑶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宋代，住在丘陵河谷地带的瑶族已开垦出相当数量的水田，从而提供了直接过渡的经济条件。四是到解放前夕，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公社制的习俗，却未发现奴隶制的痕迹，在史籍中亦缺乏此类记载，在瑶语中也没有“奴隶”这个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问题，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视为“奇装异服”，列为“横扫”之列，部分地区甚至强迫瑶族群众剪发、改裙穿裤，部分瑶族由此改穿黄军装和汉族服装。“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瑶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又重新得到尊重，不少瑶族群众又重新穿上民族传统服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瑶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瑶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不断增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逐渐消失。同时，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的逐渐崩溃，商品经济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日益加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瑶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变化，长期以来在瑶族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正发生剧烈的变化，瑶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应提高。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使瑶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瑶族民众购买力不断地增强，于是机织布逐渐进入瑶族家庭，取代自种、自纺、自织的土布，成为服饰的主要面料。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耐磨、光滑、轻薄、透明、易洗、快干为特点的人造纤维在充斥瑶族地区的城镇市场后，又流向瑶族聚居的农村，成为青少年服饰的主要面料。20世纪末，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瑶族地区的大批青壮年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做民工，他们在接受经济发达地区提供的工作、技术学习机会的同时，既增加了个人的收入，也逐渐接受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价值观念。于是，简洁、方便、廉价的成衣逐渐成为瑶族民众日常穿着的服饰。

宋代，大部分瑶区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但是一些紧缺物资，如盐米铁制工具之类，还得从外埠进口，其进口方法是以物易物。而以物易物又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以物易物，一种是入贡与赏赐以物易物。《桂海虞衡志》载：“徭人常以山货、沙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博盐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蛮“首领入贡不绝，每加赏赐，存恤之。”据史载，瑶首入贡的物资主要有金、朱砂、水银、石英、铜鼓、金炉、铜器、兜鍪、彩牌、溪布、虎皮、黄连、麝脐等，而封建朝廷赏赐的物资主要有袭衣、锦袍、衫、鞋、金带、银带、绢、帛、币、盐、酒等。

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是神化“三纲五常”，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是现成的，因而不再需要有独立于它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因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是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基本最稳定的组织，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家族观念和宗法制度又是非常保守和异常稳定的传统力量和社会结构，很难发生变革。反观基督教，由于它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信徒与非信徒区分开来（所谓“选民”与“弃民”），建立了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宗教组织——教会。在社会属性方面，这是一种可变性很大的团体，于是教义和社会的变化发展都可以直接造成教会的变化和发展。原始基督教倡导人人平等，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渴求解放的愿望（对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它的教会有互助共济的性质。后来保罗派的理论占据上风，中上层人士入教者增加，教会财产增多，财务管理人的权力增强，再加上裁决教义争端的需要，主教制就逐渐形成了。前边曾经提过的教阶制、教皇制以及圣事制度，除了有社会政治的基础之外，也都有自身的宗教神学根据。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所导致的教会组织制度的巨大变化，也有教义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再看伊斯兰教，由于它一开始就和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所以政治派别斗争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就开始影响它的组织制度，形成了彼此对立的派系，以后又出现了不同的教法学派。这些现象固然是哈里发国家政治状况的反映，但是教义上缺乏首领继承制度的明确规定，《古兰经》和《圣训》企图包罗一切而又留有多种不同解释的余地，这些因素不能不说也有相当的作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喇嘛教的部派和宗派的组织和制度，也都各有宗教教义上的理由。

村落经济是通过家庭之间的协作来实现的。一个家庭就是村落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我们所说家庭，是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亲族所组成的家庭。家庭不仅只生产粮食，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分散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特别是男耕女织，构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