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宋长白《柳亭诗话》中说沈仲荣名富，排行老三，人都称为万三。张三丰传授炼金术给他，有百八火牛耕夜月之句，其富可敌国，盆即鼎器。金陵水西门有猪龙祸害人间，明祖用沈仲荣的聚宝盆镇压，故名聚宝门。《张三丰全集》和张腾龙《贞丰拟乘》、陶煦《周庄镇志》等都说沈万三是炼丹致富。沈万三本是个渔民，待人心慈好施，过着贫苦的日子。有一次，沈万三遇着老道张三丰，于是沈万三和他老婆对张三丰说：“我们想炼丹，想学会点铁成金的点化之术！”张三丰看着他俩，笑而不语。于是沈万三置办了炼丹的药物材料，选了一个日子炼起丹来。可一次两次都没炼成，家产已经弄光。到了这时，沈万三仍未甘心，夫妻俩苦思冥想，终无办法。无可奈何之际，他们夫妻咬咬牙，要把他们的小女儿卖掉来筹集炼丹的资金。对他们夫妻的商议，张三丰全然知晓，然而他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在小女儿被人带走的嚎哭声中，沈万三抹了抹眼泪，看着手中这些卖女儿得来的钱，依然做炼丹的准备工作去了。经受住再三考验后，张三丰认为可以教他们炼丹的点铁成金之术了，于是叫他们准备好朱里之汞，把他们夫妇招到面前示范他们如何炼丹。沈万三从张三丰那儿学会了点金之术，并以之起家立业，安了炉大炼起丹来，不到一年，就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富豪了。

清代南京民间丝织品种以缎为主，“金陵之业，以织为大宗。而织之业，以缎为大宗”。清代给我们留下大量妆花缎织物，它们具有多种组织结构，多种品种规格，众多花色图案，众多色彩配置，“织缎之机，名目百余”。缎机的规格就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等，其中最细密的织机，“其经有万七千头者”。民间机户多集中于军师巷、骁骑营、聚宝门内，即城南地区“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机抒之声，比户相闻。”妆花缎、织金、宁绸、贡缎、漳绒等已成为全国官绅不可或缺的高档消费品，穿着于社交等重要场合。云锦交易市场非

清朝民间流传的沈万三致富故事与明朝的说法不同。清褚人获《坚瓠集》及《坚瓠余集》引《挑灯集异》等都有关于沈万三是以聚宝盆致富的记载。沈万三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一群青衣人，一个个睁着双凸眼向他求救。次日，沈万三走出家门，刚好看到一个老渔翁正想杀一捆青蛙，沈万三顿时感悟，买下了这一串青蛙，放生池内。之后青蛙通宵鸣叫，无法入睡。清晨沈万三前去探个究竟，只见青蛙环踞一只瓦盆，惊讶不已，把盆取回家中。沈万三幵始并不知这只盆有什么用处，只是带回家当洗手盆用。他老婆有一次用这只盆洗手，偶尔不慎，将头上的银钗掉入盆中，次日却看见盆中堆满了一只只的银钗。沈万三闻说，试着在盆里放下金子，第二天，这盆里又已生成满满一盆的金子了。从此，沈万三得到了这只放金生金，放银生银的聚宝盆，财富雄于天下了。聚宝盆虽然给沈万三带来了财富，但也带来了麻烦。清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中说沈万三家有聚宝盆，无论什么东西放一个进去就会装满，富可敌国。后来被高皇帝打碎埋在金陵南门下，故名为“聚宝门”。至今，在南京民间仍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城门的时候，总是发生倒塌，屡屡失败，一个风水先生指点说要在城门下埋上首富沈万三的聚宝盆才能建起最牢固的城门。于是，将沈家的聚宝盆埋入门下，果真城门不再倒塌了。此门得名“聚宝门”，即今天南京的古城门中华门。

明朝时期，在1368〜1421年间，先后有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定都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称作留都或南都，地位仅次于北京。此时，中国丝织业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为中心，产品最负盛名。明朝政府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又称“南局”）“神帛堂”、“供应机房”，专门管理云锦的生产。当时在内桥与聚宝门（今中华门）之间是织锦工匠的聚居之地，设有织锦一坊、织锦二坊和织锦三坊。明朝南京的云锦织造工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以大提花楼机生产皇室和达官贵族专用的衣袍和室内铺陈用品，把辽、金、西夏、蒙元贵族喜爱的织金技艺与中原传统的织彩技艺融为一体，创造出“妆花”工艺，使云锦既具有北方之“壮美”，又具有南方之“秀美”，其豪华富丽，为锦中之冠。明末文人吴梅村《望江南》词赞美道：“江南好，机抒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但南京云锦仍然是皇室和官僚贵族的奢侈品。1958年，在北京十三陵定陵中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以及写着“南京供应机房织造”等字样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堪称是云锦中的极品。它们与1977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朝中山王徐达五世孙、魏网公徐俌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的素缎地麒麟补袍服（这件袍服胸前的官补用织金方法织成）均是南京云锦珍贵的实物资料。

对于金陵织锦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在东晋晚期，当时的大将刘裕率军北伐，攻灭建都于长安的后秦国，迁汉魏以来集中于长安的包括织锦工匠在内的中原地区百工前来建康（今南京），并于义熙十三年（417)在建康设置锦署于地处秦淮河南岸的斗场市，故史称“斗场锦署”，这对金陵丝织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南朝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说：“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有之。”斗场市是东晋南朝时建康都城南郊的重要市场之一，因位于名刹斗场寺（又名道场寺）之前，故名斗场市。据孙文川、陈作霖的《南朝佛寺志》考证，其具体位置“当在今聚宝门外赤石矶附近”，赤石矶即今城东南的周处台所在地，南临杨吴与南唐时开凿的城南护城河(今外秦淮河南段），在雨花台的东北麓，与六朝时的著名住宅区长干里相近，也是佛寺的集中地之一，与越城和朱雀航相距不远。因此，刘裕将长安迁来的百工设置于此，并以“锦署”命名是很合适的。鉴于后秦是继前秦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前秦的苻坚曾经短期统一过中原地区，所以这批百工中的织锦工匠既承袭了两汉魏晋的传统，又融合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喜爱的加金织锦的技艺，这正符合日后南京云锦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东晋晚期刘裕从长安迁来的后秦百工，乃是南京云锦业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