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沟文化的龙凤图案刻划在陶质尊形器上，是当时用为祭祀的祭器。南台地遗址的龙凤纹图案中有标准的“鹿龙”。

又如，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国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试掘，又在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和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四万平方米类似城堡式方型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这些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先后出土了珍贵的文物——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物——陶质妇女裸体小塑像，和真人尺寸相等的女神彩塑头像，以及一批大小不等的泥塑女性裸体像残块。东山嘴祭坛发现的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小像，皆为陶质，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阴部有三角型记号，是个典型的孕妇形象。有的专家认为，它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生育神”。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供祭祀用的。

火葬墓位于澄江县龙街乡高西社西北部的小官庄村。据考证该火葬墓属于大理国时期乌蛮三十七部之一的罗伽部火葬墓地。1987年，在小官庄村前麦地中刨出打碎的陶瓷罐、瓮残片，除灰白陶外，尚有少数绿釉瓷片。经鉴定，多数为陶质，少数为瓷质，全都属于火葬罐。在地埂中发现5个暴露在表土外的较为完整的火葬罐，与麦地上的陶瓷残片相比，其造型、纹饰相同，质地为陶质，素面无釉，有盖。罐底外部有一线腹陶质盆承托。内置一小瓮棺，质地为黑陶，瓮盖似碗状，顶部圆平形，其上有纽把。瓮棺内盛骨殖，和骨殖混合在一起的随葬品有贝币、小铜片和铜耳坠等。骨殖上大都有朱砂色书写的梵文经咒，梵文上覆贴以金箔。此外，在墓地还发现一个残破的陶瓮，瓮身上刻着十二生肖动物形象。经鉴定，此瓮为宋代大理国时期的常见器物。从瓮椁形制的粗糙或精美程度以及随葬品的种类、质地和数量多寡等，可分辨出墓主身份的贵贱和生前地位的尊卑。这是当时部落内等级制度和贫富悬殊的差别在墓葬中的具体反映。

侗族妇女打花辫的工具较为简单，常常会借助身边的一些器物（如水桶、箩筐等）来制作，随时随处都可进行。花辫根据需要可以打成单色、双色、花色，一般分为7股、9股、10股、11股、13股几种。打花辫时先将丝线的一端系在横杆上固定，另一端则分系在相应数量的纺坠上，纺坠以上端带钩的竹枝或兽骨作杆，丝线络于钩内以防滑脱，杆的下端系以石质或陶质的重锤，使纱线张紧。织作时转换相邻或有固定间隔的纺坠，使丝线依一定的次序绞结，便可得到所需花辫。打好的花辫用途广泛，既可作为各种服饰、绣片中的直接装饰，又可作为辫绣和皱绣的基础。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逐渐掌握了养蚕及抽丝技术，并能利用陶质、石质的纺轮和纺锤等工具将丝或植物纤维纺成线，生产织物。

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虽然距今约有6年，部分也有腐蚀，但仍有光泽。据专家研究，这是古人为吃里面的蚕蛹而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个盅形雕刻器，器物上刻有四条蚕纹。在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丝织品，织物稀疏。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此外，在湖北磁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都出土有大量陶质、石质的纺轮和纺锤等工具。所有这些，为以后的刺绣技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技术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中华文明由此也迈上了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