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侗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在通道横岭的加工基地使用的织机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斜织机，另一种是从台湾引进的新式织机。新式织机和侗族地区传统的斜织机不同，传统的斜织机在织锦时需要手、脚、腰都要一起配合，看似轻松，实际上是个体力活。笔者在学习织锦时有过体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会因为频繁的打紧纱线而有些麻木。而从台湾引进的这些新式织机不需要脚和腰的配合，只需要手部的操作，也不需要每一针都要把纱线打的很紧，所以操作起来要省时、省力很多，生产效率也大大提升。用这种织机生产出来的侗锦虽然纹样是用的传统纹样，但是在技艺的传承体系上已经出现了碎片化。对于侗脉文化公司生产出来的侗锦作品还是不是侗锦，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这些产品已经失去了侗锦的味道，不能算作是侗锦。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部分产品做得太稀，淡化了侗锦跟其他种类的锦在审美特征上的区别，侗锦的经纬密度决定了它的骨架结构，如果织的太稀，就失去了侗锦工艺的那种细密感，也就不会有认同感。

他仔细地看了看泡在污水中的残破旧画，因年代久远，经水一冲洗，很难拾起来。再是冲洗油污的时候，用碱太多，残破的画片泡在水盆中，手一触就是一个窟窿。胡祥麟极小心地把盆中污水慢慢倒干,又把盆中的画片放在阳光下暴晒，一个时辰后，把干透的画片放在案上伸开，找准碎片的位置，再细细托裱。字画经胡祥麟精心揭裱，神采复原，加上原来的陈旧色，更觉古朴雅观，叫人喜爱。乔八爷喜不可言，厚礼相赠。从此以后，胡祥麟的名气更大了。

二十世纪80年代因拍摄哈密维吾尔的舞蹈《阔克麦西来甫》，而对哈密维吾尔民间艺人身着的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处处显示中原内地文化的服饰穿着在维吾尔人身上，令我这个学历史的惊叹不已。带着各种疑问，开始收集、整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哈密维吾尔传统服饰，并不断地向本地的各族专家学者、民间艺人请教学习，多次深入哈密维吾尔居住的农村、山区拍摄纪录他们原生态的生活，收集那些他们认为很平常的服饰碎片。十几年来，收集了一百多套维吾尔服饰和大量的绣品。期间，和很多的维吾尔民间艺人成了朋友，我们同饮一碗酒，共唱一首歌，在远离城市的山村、乡下，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本文不同意贫苦悲惨的人的艺术也是贫苦悲惨的说法。农耕时代，生活在苗族山寨里的人们十分贫苦。假如你走进苗家环顾其室内，四壁空空如也几乎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当这些苗女走出家门穿着盛装，那服饰与苗绣闪耀着美轮美奂的光鲜，这是苗家女子用青春累积的财富，而苗绣则是苗家女子走向人生幸福的出发点。笔者反复援引哈登“逃离生活中的忧虑也是最基本的出发点”的看法，其目的在于，不管是历史碎片还是现实状况，都说明苗绣将生活忧虑转换成幸福、特别是其手工过程是砺练幸福人生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无论是苗绣手工过程、还是完成后的绣品都是在贫苦之中表现快乐与幸福。

宗教的“圣人”，尽管有时在其生前即被神化，但毕竟是人，他们的寿命总是有限的（道教的“仙人”例外，他们肉体不朽、长生不老）。所以，各种宗教体系归之于“圣人”“圣徒”的神迹大多是通过他们遗留在世上和坟墓中的非生命的遗骸或遗物而发生的。一个地方，如果拥有某个圣人或圣徒的遗骨或遗物（例如“佛牙”、“舍利”、所谓耶稣基督的裹尸布、所谓钉死耶稣的真正十字架的碎片），那里就会受到神的保护，成为宗教信徒朝拜的中心。因此，各地寺院或教堂经常为争夺圣物而勾心斗角，甚至互相窃取。以这些圣物为中心，逐渐产生许多神奇的奇迹故事。不过，与其说这些东西是神迹发生的主体，不如说只是一些狂热而又好奇的善男信女虔诚崇拜的对象。

荣格认为：“每一个原始意向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的祖先的历史重复了的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残迹，并且整个地始终遵循同一条路线。”

年画，是与“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的农历春节辞旧迎新、追求平安吉祥、祈盼和谐幸福联系在一起的，贴年画是过春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民间，过春节俗称“过年”，故名“年画”。据考证，年画作为民间画种，约始于五代北宋，明清时期是木版年画的鼎盛期，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印刷技艺都趋于成熟。山东潍坊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州桃花坞年画，各自以鲜明的地区艺术特色和风格为人称道。其中杨家埠木版年画流传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它的数百年传承，以图像的形式丰富了区域的文化积淀，在以今天山东潍坊寒亭为中心的相当广阔的区域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对于区域文化性格的塑造、文化精神的涵养和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儿童、少年时期生活在昌潍平原，过春节时母亲贴年画及不少年画上的图景，今天仍印在记忆中。现在，随着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这种影响今天仍在继续。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趋向在变化，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呈现形态，也在渐变中与时代一起前进。这种渐变，不是人为地改变其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自然演变进程的改变，而是传承人按照自己对传统和时代要求深刻把握的一种融合创造，这也体现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传承特点。正因此，我们看到杨家埠木版年画继承发展的希望。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流行文化的繁荣大大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很多地方，年画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文化碎片，成为人们尘封的文化记忆。而在杨家埠，因为很多人的执著，使得木版年画这支民间艺术奇葩没有凋落，并且因为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一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丛书的出版，就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成果。丛书不仅对于年画本身的传承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年画知识的普及和欣赏也有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探讨高密年画的传承现状和发展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遇到当前传统非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悖论：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冲击，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逐渐被挤出主流的消费市场，被一些快餐式的、碎片化、无深度的现代商品所补位，填充了消费者的头脑，让人们无暇顾及在此之外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同质化现象发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的同质化成为当前各国必须考虑的一个严峻问题。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消费与竞争语境中，整个地球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空间，人们对于各种文化信手拈来，各种文化也在此过程当中实现转换和吸收，最终越来越趋同化，丧失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形象。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的文化地位，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我们又必须去关注那些被遗落在视野之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传统非物质文化是塑造当前文化形象的重要资源之一。这种悖论是当前民间艺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窘境。从年画的角度看，前者导致年画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经济效益逐渐下降，真正从事该行业的艺人和传承者越来越少。后者表明民间木版年画并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境地，反而面临着一个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国家的宏观提倡和时代需求决定了木版年画将会重新崛起，重新回到人们的消费视野和审美视野之中。在此，我们以高密的“顺兴齐记”年画作坊为例，讨论当前高密年画的传承现状和时代机遇。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吐鲁番一带进行调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发现了包括绢画《树下美人图》和织有“花树对鹿”铭文的联珠纹纬锦等丝织物。1915年1月斯坦因来到阿斯塔那，对十块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大批服饰碎片和绢画残片。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始于1959年，直至1975年共开展了十三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00多座，之后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清理。墓葬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主要有胡王锦、大鹿纹锦、猪头纹锦、对羊纹锦、翼马纹锦、立鸟纹锦、宝花纹锦、树叶纹锦、联珠对龙纹绮、狩猎纹染缬绢和鱼子纹缬绢等。丝织物品种丰富，包括绢、绮、绫、纱、罗、锦、缂丝、染缬和刺绣等。206号墓还出土了一批唐代木俑，其中宦官俑和舞女俑身着由丝织品制作的服装。

下二图是一块织锦碎片，所幸图案纹饰还算清晰，深褐底上有各种变形的缠枝纹花卉线条图案，上面以马车、骑马人、舞者、行人组成的金色四方连续图案，这应该是反映古丝绸之路上繁华的场景，织锦的具体年代，还有待于专家的鉴定。

刺绣图案民间故事当中的经典母题，在绣娘“穿针引线”的过程中，势必会经过人为的“隐喻”过程，因为经典故事母题中的很多意义无法通过绣娘的技艺精确的表现出来，同时，对于经典故事母题的选择，是楚雄彝族人民认知的自觉选择的，它是一个通过历史选择出来的具有民族典范性的过程。刘守华对故事类型和故事母题作了简明的区分：“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元，可以是一个角色、一个事件或一种特殊背景，而类型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是由若干母题按照相对固定的一定顺序组合而成的。”刺绣图案的民间故事数量可观，但称得上经典的民间故事却是少数的，否则不能说是经典了。笔者总结所有刺绣图案民间故事的母题后，都发现一个共同点，虽然每个刺绣图案所反映的故事母题不同，但是从宏观的视角去分析这些故事母题的结构，可以发现这些刺绣图案民间故事母题的内部结构趋于一致，说明这些经典的故事母题是从彝族原始神话、史诗当中继承而来的，它们是彝族口头传统历史中的记忆碎片，通过特定的场域，楚雄彝族人民经过“隐喻”的处理，再呈现到了绣布之上。笔者按照故事情节的不同，将体现在刺绣图案当中的经典故事母题，划分为以下三类：

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区瑶族民间广为传颂《伏羲兄妹》神话。神话反映的是远古时候的事，其主要情节如下：古时有个能人张发果，生有伏羲兄妹俩。张发果想吃雷公肉，于是定下计谋，捉住雷公，关进铁笼里，准备去买盐来腌雷公肉。临行前，吩咐伏羲不要给雷公水喝，不然就会遭灾。张发果走后，雷公苦苦哀求看守他的伏羲兄妹给点水喝。兄妹心软，就给了一瓢水。雷公喝了水，力量大发，冲出铁笼。为答谢兄妹救命之恩，雷公拔下一颗牙送给他们，并交代他们按鸟声去做，讲完就腾空而去，顿时电闪雷鸣，降下大雨，大地一片汪洋。张发果回来路上见洪水涌来，便倒撑开伞随水而涨，然后又随水而退，落到树上，被狠毒太阳光晒死了。而伏羲兄妹在洪水来时，按照鸟叫声的提醒，种牙结了葫芦瓜，他俩跳进瓜里，随水漂游了七天七夜，到落地时，见四处已没了人烟。他们去找水喝，乌龟劝他们结婚，妹妹发怒，拿起石块把乌龟砸成八块就走了。当他们再转回来找水时，水也没了。他们把乌龟八个碎片拼凑在一起，乌龟又复活过来，乌龟仍然劝他俩结婚。妹妹无奈，提出成婚要有三个条件：一是隔河点香，香烟相会；二是隔河种竹，竹尾相交；三是高山滚磨，上下两块磨石滚到一起。乌龟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三条，兄妹成了婚。婚后生下一个冬瓜，他们便把冬瓜剖碎撒开，撒在高山上成瑶人，撒在平地的成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