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鹄（1866—1938），字宗翼，四川绵竹县城关镇人，初从成都女画家李诗云（绵竹人）学翎毛花卉，故黄瑞鹄不仅专工人物，山水花鸟亦皆擅长。黄曾从梁氏女学画屏障、帘子之类的民间绘画。中年时，黄以画历史人物故事而得名，所作《苏武牧羊》、《虎溪三笑》、《紫微高照》等，都被绵竹县工商大户收购珍藏起来。在他画的斗方（年画）中，有《投笔从戎》、《带子回朝》、《二进宫》、《正气歌》、《晋代董狐笔》等，均藏刘自德家。黄瑞鹄生平以卖画为业，所用颜料皆亲自焙制。如朱砂、雄黄、靛花（蓝）等主要颜料，精磨细研，绘制的作品永不褪色，而且鲜明洁净，异于其他画家，故无一人能仿制。有人曾以二元买黄瑞鹄画斗方一幅。装裱时揭开两层，变成两幅，又找黄瑞鹄要求再添几笔描真切些。黄亦不恼，乐而为之。黄因染有嗜好，生活潦倒，作品虽然称绝一时，但不为社会名流所重视。黄瑞鹄为了生活，人给斗米即可换其一巨幅佳作，故黄瑞鹄作品在绵竹年画艺人创作中为数最多。

另一幅“广东华生号”纸业广告：“本号拣选净料，自染硍硃年红、朱砂，洋蓝、洋青、石绿，时款苏锦，各色花纸，五色描金，五彩腊笺，各省红白纸张、红线、花钱、醮料、炮料、洋皮、金硍、瓦金、广金发客。铺在粤东佛山镇黄伞大街，北向开张。贵客光临，请认招牌为记。”这幅广告画同样显示纸店经营范围是全国性的，经营品种比较丰富，与年画相关的就有颜料、纸张、木版印刷祭祀用品等。这些商品的销售渠道是共用的。

另一幅“广东华生号”纸业广告画，“本号拣选净料，自染硍硃年红、朱砂、洋蓝、洋青、石绿，时款苏锦，各色花纸，五色描金，五彩腊笺，各省红白纸张、红钱”，同样显示纸店经营的范围是广泛的纸品。有自制的，也有洋货和包括苏州在内的各省纸货。笔者在进行佛山木版年画店号资料梳理统计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年画行与染纸行、纸铺的店号有重叠。有些大店染纸、印画、销售全面参与，按今天的说法是多元化发展。

（1）永乐宫。永乐宫壁画是我国最负盛名的道教艺术杰作。永乐宫原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芮城县永乐镇，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兴建三门峡水库而迁建到北郊。这是一组元代道教宫观建筑群，现存元代建筑有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四座，其内均有精美壁画，总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其中三清殿内的《朝元图》描绘了道教诸神朝拜原始天尊的壮观景象，于1325年完工，共计神祇286尊。场面恢宏，气势非凡，绘技精湛，功力深厚，堪称元代壁画登峰造极之作。《朝元图》所绘诸神服饰庄重舒展，服饰纹样以几何纹为主，常见的卷草纹、龙纹、团花纹也有出现，其中滴水窠纹样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此外带有写意风格的山水纹也颇具特色。永乐宫壁画中的织物纹样典雅浑厚，色彩偏爱冷色调的石青、石绿，少量运用朱砂、石黄、赭石等。

红色是中华民族群体的神祇崇拜色彩，由四万年前山顶洞人在死者身旁洒矿物质的红粉，祈愿灵魂不死生命永生开始，流传至今。红色作为生命象征的神祇崇拜，源于对大自然的太阳崇拜、火的崇拜和对人类自身生命象征的热血的认识。长夜漫漫红日东升万物复苏，有红太阳，有火焰，有热血，就有生命。中国人的春节就是一片红海洋，许多人穿红衣戴红帽甚至全身都穿红，到处是大红喜字与大红对联，大红鞭炮，一派喜气洋洋。它也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一切威胁生命生存的妖魔鬼怪都怕红色，所以朱砂和大红纸成为中国人镇邪时选用的色彩。

中国古代图像中织物纹样的色彩，与实物的真实色彩有一定差别，前者以矿物颜料为主，植物颜料为辅，甚至加入动物颜料；后者则以植物颜料为主，矿物颜料为辅，有时需要媒染剂的介入。此外，图像载体不同，在使用的颜料上也略有不同。其中卷轴画（包括水陆画）的颜料主要有朱砂、石青、石绿、石黄、蛤白、墨等，并配合使用植物颜料如藤黄、胭脂、槐蓝等。宋代《营造法式》第十四卷“彩画作”，对建筑上的彩绘用颜料及用法有详细记载，壁画上的颜料应与之相仿。根据专家们对山西寺观壁画的研究，其所用颜料有十几种之多，即白垩、赭石、石青、石绿、朱砂、银珠、铅丹、靛青、栀黄、雄黄、地黄、红花、铅粉和红土等。“使用时，首先将颜料磨制精细，再拌以适当的水胶。画面上的晕染……需要把制好的颜料及时澄淋，并拌以少量白粉，由此可以分为深浅不等的几种色调，达到退晕和叠染的目的。”唐卡上的颜料大多也是矿物颜料，但有些是内地不常用的，如珊瑚、珍珠、玛瑙、宝石等珍贵矿物质；有些则是藏地特有的，如鹿角粉、藏红花等。且唐卡大量使用纯金、纯银，特别是用金技术，可以说是唐卡或藏地壁画中运色的绝技。金经过磨制加工后，不仅可以描出丰富的线条和纹样，本身还可以变化出十多种色相，效果十分华丽。民间年画则先印墨线，而后套色彩印，一版一色，或加手绘，所用颜料与纸本绘画基本相同。

光绪（1875-1908）以前，各地作坊刷印年画，大都就地取材，自制颜料；纸张选取当地出产的粉纸或竹纸。嫌竹纸色黄，则纸面刷以土粉，俗称“粉笺纸”。湖南隆回楚南滩，四川梁平、夹江、绵竹，陕西汉中等地所用之纸张皆是。苏州桃花坞、浙江余杭除刷印纸马用元书纸外，年画都用粉纸。天津杨柳青、北京、山西应县等画作坊所用之纸，皆从南方北运，以价廉纸薄的粉帘纸，加工上矾来刷印；颜料方面，靛蓝、朱砂、槐黄、赭石等，各作坊都自行研制。天津杨柳青因绘制工序最后多用手工开脸上粉，有些颜料便从南方苏州一带采购，由运河船载北来。故尔早期杨柳青的年画，色彩典丽，经久不褪，多有保存者。

早期桃花坞木版年画套色使用的颜料以水性植物质颜料和石性矿物质颜料为主。植物质颜料的主要原料是从植物的根、茎、叶中提取的汁液，主要的调合媒介是水，因而又称为“水色”。其特点是质地透明，容易染匀，适合层层渲染。所谓矿物质颜料，即为天然矿石采集之后，经筛选、研磨、过滤、漂洗、沉淀、加胶等一系列的加工之后制成的颜料，也称“石色”，其色质较为稳定，历久不变，而且色相纯美，覆盖力强。清代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使用的颜料包括藤黄、花青、朱砂、朱磦、赭石、石青、石绿、胭脂、西洋红、蛤粉等，以赭石、花青、藤黄、朱磦等色的使用最为广泛。

在水族地区，家中有人去世，首先要报丧。死者是男的，先通知其在外地的子女，死者是女的则要先通知其外家，特别是母舅要最先通知。接到亲人去世的消息后，死者的子女或外家的亲戚都会首先带上几斤鲜鱼或干鱼作为礼物来到孝家表示哀悼。吊丧期间，祭祀亡灵的供品鱼（虾）最为珍贵，而且必不可少。此外瓜果、豆腐、南瓜、茄子也是常用的供品，忌用陆地上动物的肉和油作供品。水族用鱼制作供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煮全鱼供祭（除去鱼胆外，整条鱼人水煮熟而成），有用干鱼盛盘供祭，还有制作水族传统佳肴——鱼包韭菜供祭等。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鱼虾之类的实物容易腐烂变质，不能长久摆放在供桌上供祭亡灵，有的人还用面粉拌上植物油后制成鱼虾蚌蟹之类的水产动物模型作供祭。这种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品可以摆放在供桌上长达两三年之久。墓穴挖好后，除撒朱砂，用雄鸡祭祀外，有的地方还有用鱼祭祀墓穴的习俗，即将一尾活蹦乱跳的鱼扔到墓穴中祭祀。在都匀王司地区的水族，还有在新坟的封土上洒鱼卵的习俗，即将死者入土安葬后，孝子要在封土上撒上几把鱼卵，以此象征死者的子孙后代多子多福，世代隆昌。因为在水族看来，“鱼和鱼籽是水家子孙后裔的变体，鱼象征水族的子孙后裔。今天的子孙，就是明天的祖宗。死与生，老与少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目前，北京地区最早的有据可查的刺绣品源于西汉时期的汉墓。一个是大葆台西汉墓，另一个是老山汉墓。通过出土的实物可以初步推断西汉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大葆台西汉墓傅物馆位于北京城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帝土陵遗址博物馆。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前73-前45）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其中出土的绢织物较多，有驼色、棕黄色及深褐色等。绢织物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织得极为紧密，平滑光洁细薄如纸，是当时被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有绛紫绢地刺绣片2件，绛紫色的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的构成由一条反S形为骨架，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绣片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它的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所用丝线应为劈丝后的丝线，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有表现力。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坐落于苏州的苏绣博物馆就收藏了该墓的一块绣片。另外，该墓葬的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这也为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和西汉时北京历史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些织绣实物是服务于上层社会阶级使用的。此外，出土的物品中许多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彝族漆器产于小凉山和禄劝等地区，相传，髹漆技术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彝族社会的发展，漆器不断丰富提高，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漆器依用途可分为酒器、餐具、兵器、马具、毕摩用具五大类，胎骨质地有木、皮、角、竹，附饰物有爪、蹄等。漆器的纹饰图案，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摹写，有的源自天象地理，有的来自生产生活，有的取于动植物的形状。器物的不同部位绘上不同的花纹，一般都做到粗细疏密兼顾，繁简相宜，绚丽的纹饰图案与优美的造型浑然一体，和谐统一。漆器的漆料是过滤过的土生漆，颜色一般为生漆与朱砂、石黄、锅烟调和而成的红、黄、黑3色。红色象征勇敢热情，黑色表示尊贵庄重，黄色代表美丽光明，三色错综调配，间隔使用，色泽明快艳丽。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构图，形成不同的特色

苗族刺绣起源于何时，经查众多史记上没有记载也没定论。不过，从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躺书》说，虞舜的衣服曾用绘画或印染的情形。查查中国古代史册，无论是河姆渡、半坡，还是大汉口均地处黄河长江中下游，这也是苗族先民们居住的地方。再从苗族民间传说的角度探寻刺绣的起源，“远古时候穿树皮，远古的时候穿竹叶；穿了很长的时期，穿了很多个世纪”，这首苗族古歌透视出苗族祖先与人类祖先从远古社会或传说时代走来。大概也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苗族古歌中的《开天辟地》、《打柱撑天》、《铸日造月》、《盘古》等歌与汉人的盘古开天、后羽射月的传说一脉相承。至于刺绣来源传说之一是苗族先民为了避兽妖之害，仿照危害人的动物的花纹，在身上刺破皮，涂上朱砂或其他植物原有的色彩。后来，发明了养蚕抽丝纺织做衣，便在衣服上描绘、刺绣花样。还有一说是：相传母系氏族社会，男子要嫁到女方家去，嫁时家人一方面将自然界的鸟虫兽精心绘在服装上，以示漂亮；黔东南雷公山苗族古歌中有这样一段：古时有个奶，名叫务榜香，心灵手又巧，织绣更在行。她生九个男，她生七个女。榜香订规矩，九男把田犁，七女绣花忙。七女七花样，七种花衣裳，各嫁去一方。正是这嫁去各方的七女，将刺绣带到不同的地方，才有了如今苗绣的灿烂辉煌。

鲁西南人们对鲁锦图案的创作不仅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当地文化、习俗的集中体现。鲁西南地区的人们对于礼仪风俗十分重视，在结婚、生子、过寿这些重要场合中都少不了互赠鲁锦制品，他们将期盼、祝福和信念寄寓其中。在婚娶时，女方的嫁妆中多以鲁锦布料制成的被褥、包袱及墙围等，除了代表双喜临门的的“金银光迎囍”外还有祝愿新人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石榴籽”，期盼新人以后的婚姻生活长长久久、年年有余的“鱼眼长流水”，以及代表富足生活的“八仙桌挂牡丹”。图4中红白格子底布上粉红与天蓝色的八仙桌和牡丹花纹样穿插反复排列，黑色条纹纵向分割，整体色彩明快鲜艳，纹样清晰，繁而不乱，正是传递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送种米”时（在鲁西南地区婴儿出生八九天后，父母双方的亲人就会送去鸡蛋、红糖和小孩穿的衣服表示祝贺），婴儿的姥姥会用许多寓意美好的鲁锦缝制包被、棉衣、棉裤鞋子等。农村人对于鬼神始终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年幼的孩子能看到身边的鬼魂并且会受到鬼魂的惊吓，因此姥姥会用大红色的鲁锦缝制一个辟邪朱砂包用红绳系在婴儿手腕上，以求辟邪压惊。常见的“芝麻花彩锦”，希望婴儿长大以后好好学习、求取仕途并且如芝麻生长节节高升。

戴侗于《六书故》中说：“织彩为文日锦”。锦是文彩并茂的染织提花丝织物，蜀锦是古蜀生产的一切锦类的总称，因产于蜀地而得名。蜀锦兴于先秦战国而盛于汉唐，延续至今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较之始于宋、元、明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要早一千多年。沈从文大师称赞蜀锦为“中国锦类的先驱”，对我国织锦业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巨大影响，被尊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蜀锦又名“蜀江锦”或“蜀红锦”，前者因其制作于蜀江之滨，濯洗于蜀江（锦江）之水而功成；后者因蜀地的红色染色工艺独具特色，誉满天下而享此盛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色彩是文化和情感的一种载体，红色历来被视为喜庆、热烈、欢乐、明快、吉祥的高贵吉利之色，国人有一种“见红有喜”的习俗和情结。因此，蜀锦多采用红色作主色调。秦代巴蜀盛产朱砂（丹砂），是一种名贵的矿物染料，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台织锦机模型（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其中的一个经轴上还留有鲜亮的红色经丝，经测定是应用丹砂矿物染料染成的。到汉唐时期，蜀中已普遍种植“茜草”、“红花”等红色植物染料，唐代四川的蜀州（唐安郡，今崇州城）、汉州（德阳郡，今广汉县城）红花产量最大，每年还要向朝廷进贡。段氏《游蜀记》上说，“左绵绯红，三川所尚”。丰富多样的红色染料为“蜀红锦”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唐诗中有“蜀船红锦重”、“蜀中绯色天下重”等名句，蜀红锦以彩色鲜明，经久不褪闻名于世。有一首叫《公子行》的唐诗写道“锦衣红夺朝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描述一位公子早晨踏着春光去野外郊游，身上穿的红色锦衣比朝霞还要明丽。费著在《蜀锦谱》中介绍了蜀地染织工艺的特点，特别列举了一批冠以“真红”的蜀锦名目，如“真红天马锦”、“真红聚八仙锦”、“真红宜男百花锦”、“真红雪花毯路锦”、“真红穿花凤锦”等，所谓“真红”是指提取纯正的红花素染出的“蜀红锦”。蜀锦艺人在唐宋时期早已掌握了分离红花中的黄色素、提纯红色素的基本工艺。现代存世的红色调的唐代经锦“蜀红锦”最为珍贵。

戴侗于《六书故》中说：“织彩为文日锦”。锦是文彩并茂的染织提花丝织物，蜀锦是古蜀生产的一切锦类的总称，因产于蜀地而得名。蜀锦兴于先秦战国而盛于汉唐，延续至今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较之始于宋、元、明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要早一千多年。沈从文大师称赞蜀锦为“中国锦类的先驱”，对我国织锦业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巨大影响，被尊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蜀锦又名“蜀江锦”或“蜀红锦”，前者因其制作于蜀江之滨，濯洗于蜀江（锦江）之水而功成；后者因蜀地的红色染色工艺独具特色，誉满天下而享此盛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色彩是文化和情感的一种载体，红色历来被视为喜庆、热烈、欢乐、明快、吉祥的高贵吉利之色，国人有一种“见红有喜”的习俗和情结。因此，蜀锦多采用红色作主色调。秦代巴蜀盛产朱砂（丹砂），是一种名贵的矿物染料，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台织锦机模型（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其中的一个经轴上还留有鲜亮的红色经丝，经测定是应用丹砂矿物染料染成的。到汉唐时期，蜀中已普遍种植“茜草”、“红花”等红色植物染料，唐代四川的蜀州（唐安郡，今崇州城）、汉州（德阳郡，今广汉县城）红花产量最大，每年还要向朝廷进贡。段氏《游蜀记》上说，“左绵绯红，三川所尚”。丰富多样的红色染料为“蜀红锦”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唐诗中有“蜀船红锦重”、“蜀中绯色天下重”等名句，蜀红锦以彩色鲜明，经久不褪闻名于世。有一首叫《公子行》的唐诗写道“锦衣红夺朝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描述一位公子早晨踏着春光去野外郊游，身上穿的红色锦衣比朝霞还要明丽。费著在《蜀锦谱》中介绍了蜀地染织工艺的特点，特别列举了一批冠以“真红”的蜀锦名目，如“真红天马锦”、“真红聚八仙锦”、“真红宜男百花锦”、“真红雪花毯路锦”、“真红穿花凤锦”等，所谓“真红”是指提取纯正的红花素染出的“蜀红锦”。蜀锦艺人在唐宋时期早已掌握了分离红花中的黄色素、提纯红色素的基本工艺。现代存世的红色调的唐代经锦“蜀红锦”最为珍贵。

茂县地处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北有岷山山脉，东有龙门山山脉，西有邛崃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多在4000米左右，交通不便，历史上有“蚕丛栈道险，悬筒渡索难”的描述。流经茂县的主要河流岷江发源于松潘北部的弓杠岭，经由茂县太平乡牛尾寨山下进入县境，然后贯穿于全县三区十乡。岷江也是古羌人进入茂县的天然河谷通道，成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藏彝走廊”，它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录了古羌人成长发展的历史。茂县即为走廊地带的一颗闪亮明珠。2006年发掘出的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专家称它代表了“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遗址位于茂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岷江东南岸台地，背靠高山（九顶峰），面向岷江河谷，三面被岷江环绕，正符合古人所追求的“曲水聚财”的理念。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文物近万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彩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质地细腻，造型线条优美，装饰手法多样。有的陶罐采用编织纹构成其地纹，上面堆塑浮雕横条箍带，断断续续的横条稀密有致，有很强的节奏感，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羌人不仅制陶和纺织技艺达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念。又如宽边大耳的双耳陶罐，其罐耳部的一端与罐口连接，另一端在罐口腰腹间，其造型既有羊头双角卷曲的韵味，又如妇女舞蹈时双手叉腰的舞姿。罐子的腹部还饰以对称的浅浮雕螺旋纹，其弧线与双耳的弧线相互呼应，造型与纹饰浑然一体，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还可以发现彩陶器上彩绘的纹样有：花草、流水、蛙纹、鸟纹，纹样的结构和纹饰风格与甘肃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极为相似。营盘山陶塑人面像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头形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相似。可以看岀在这里生活的族群正是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古羌人。此外，还出土了多种玉器，如首饰玉环、玉镯、玉珠以及礼器玉璧、玉璜等，工艺细腻，显示出古羌人出色的琢玉水平，史书有记载古羌人多将玉器销往中原。出土的玉刀背部有双孔，以固定把手。羌人以玉刀剥离兽皮，得到称为“织皮”的连毛绵羊皮，并作为商品输往华夏。另外还出土有石纺轮，用来搓捻质地较硬、纤维粗的麻、毛纤维。从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纺轮以及彩陶器上出现的布纹、网纹等编织纹样中可以看出，当时古羌人不仅以皮毛为衣，还能将麻、毛纤维捻线并织成服装面料。营盘山遗址还发现涂有红色颜料的石块与陶器，经测试分析，红色颜料是汞的氧化物——朱砂，现在人们仍将其用于绘画、装饰中。而早在5000多年前，营盘山人就开始用它装饰室内或人体，用于祭祀、巫术，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

戴侗于《六书故》中说：“织彩为文日锦”。锦是文彩并茂的染织提花丝织物，蜀锦是古蜀生产的一切锦类的总称，因产于蜀地而得名。蜀锦兴于先秦战国而盛于汉唐，延续至今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较之始于宋、元、明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要早一千多年。沈从文大师称赞蜀锦为“中国锦类的先驱”，对我国织锦业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巨大影响，被尊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蜀锦又名“蜀江锦”或“蜀红锦”，前者因其制作于蜀江之滨，濯洗于蜀江（锦江）之水而功成；后者因蜀地的红色染色工艺独具特色，誉满天下而享此盛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色彩是文化和情感的一种载体，红色历来被视为喜庆、热烈、欢乐、明快、吉祥的高贵吉利之色，国人有一种“见红有喜”的习俗和情结。因此，蜀锦多采用红色作主色调。秦代巴蜀盛产朱砂（丹砂），是一种名贵的矿物染料，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台织锦机模型（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其中的一个经轴上还留有鲜亮的红色经丝，经测定是应用丹砂矿物染料染成的。到汉唐时期，蜀中已普遍种植“茜草”、“红花”等红色植物染料，唐代四川的蜀州（唐安郡，今崇州城）、汉州（德阳郡，今广汉县城）红花产量最大，每年还要向朝廷进贡。段氏《游蜀记》上说，“左绵绯红，三川所尚”。丰富多样的红色染料为“蜀红锦”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唐诗中有“蜀船红锦重”、“蜀中绯色天下重”等名句，蜀红锦以彩色鲜明，经久不褪闻名于世。有一首叫《公子行》的唐诗写道“锦衣红夺朝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描述一位公子早晨踏着春光去野外郊游，身上穿的红色锦衣比朝霞还要明丽。费著在《蜀锦谱》中介绍了蜀地染织工艺的特点，特别列举了一批冠以“真红”的蜀锦名目，如“真红天马锦”、“真红聚八仙锦”、“真红宜男百花锦”、“真红雪花毯路锦”、“真红穿花凤锦”等，所谓“真红”是指提取纯正的红花素染出的“蜀红锦”。蜀锦艺人在唐宋时期早已掌握了分离红花中的黄色素、提纯红色素的基本工艺。现代存世的红色调的唐代经锦“蜀红锦”最为珍贵。

戴侗于《六书故》中说：“织彩为文日锦”。锦是文彩并茂的染织提花丝织物，蜀锦是古蜀生产的一切锦类的总称，因产于蜀地而得名。蜀锦兴于先秦战国而盛于汉唐，延续至今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较之始于宋、元、明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要早一千多年。沈从文大师称赞蜀锦为“中国锦类的先驱”，对我国织锦业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巨大影响，被尊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蜀锦又名“蜀江锦”或“蜀红锦”，前者因其制作于蜀江之滨，濯洗于蜀江（锦江）之水而功成；后者因蜀地的红色染色工艺独具特色，誉满天下而享此盛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色彩是文化和情感的一种载体，红色历来被视为喜庆、热烈、欢乐、明快、吉祥的高贵吉利之色，国人有一种“见红有喜”的习俗和情结。因此，蜀锦多采用红色作主色调。秦代巴蜀盛产朱砂（丹砂），是一种名贵的矿物染料，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台织锦机模型（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其中的一个经轴上还留有鲜亮的红色经丝，经测定是应用丹砂矿物染料染成的。到汉唐时期，蜀中已普遍种植“茜草”、“红花”等红色植物染料，唐代四川的蜀州（唐安郡，今崇州城）、汉州（德阳郡，今广汉县城）红花产量最大，每年还要向朝廷进贡。段氏《游蜀记》上说，“左绵绯红，三川所尚”。丰富多样的红色染料为“蜀红锦”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唐诗中有“蜀船红锦重”、“蜀中绯色天下重”等名句，蜀红锦以彩色鲜明，经久不褪闻名于世。有一首叫《公子行》的唐诗写道“锦衣红夺朝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描述一位公子早晨踏着春光去野外郊游，身上穿的红色锦衣比朝霞还要明丽。费著在《蜀锦谱》中介绍了蜀地染织工艺的特点，特别列举了一批冠以“真红”的蜀锦名目，如“真红天马锦”、“真红聚八仙锦”、“真红宜男百花锦”、“真红雪花毯路锦”、“真红穿花凤锦”等，所谓“真红”是指提取纯正的红花素染出的“蜀红锦”。蜀锦艺人在唐宋时期早已掌握了分离红花中的黄色素、提纯红色素的基本工艺。现代存世的红色调的唐代经锦“蜀红锦”最为珍贵。

朱砂是土锦常用的矿物燃料，但老百姓染不起价格较贵的朱砂，只能选择茜草代替。茜草着色性好，不掉色采摘容易，还能治病。椿木是广西、广东一带产得较多一种木料，着色性好，容易染色。苋菜、胭脂花染出的颜色是玫瑰红，土红（彩泥）或是椿木皮染绛红色。黄栀子染黄色，是清热解毒的。大青叶是菘蓝的叶，板蓝根是菘蓝的根，染靛蓝色。灰色去糯谷稻草同布煮加碱得到。靛蓝和黑色染料经久厚重，是最持久的染料。

古代广泛使用的染色剂是植物染料，如蓝草染蓝色、茴草染红色、栀子染黄色、皂斗染黑色等。开元盛世的《唐六典》作了进一步说明：“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此外，作染料的还有动物染料如骨螺、矿物颜料如朱砂，等等。染色的对象可以是原料（纤维、纱线），也可以是织品本身。

土家织锦传统的原材料均采用纯自然的天然物质，特别是染织方法，科学而地道，符合保护环境生态平衡的需要，对大自然无污染，有的反而有净化的功能。不少植物染料本身就是中草药，可以食用、药用。如黄桅子就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消肿止痛之功效。所以染色的织物不仅色泽鲜美，对人体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有益健康。靛蓝染色用的是消炎袪湿的大青叶，也是制造板蓝根药物的原料。而朱砂、茜草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民族的袓先就知道用于医药和染织。在当前化学染料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污染时，提倡天然染料加工，有利于生态的平衡，回归自然，有较高的科学借鉴和参考作用。

图绘一妇人端坐，持一琵琶，旁置一圆桌，上置花瓶、瓷碗等物。用色典雅不俗，衣饰华美，人物眉眼等五官刻画极为精彩，朱砂点唇，两颊晕染淡雅，呈现出美人髙贵、优雅之仪态。此图出自李盛兴画店，是同类题材中的精品之作。

朱砂与朱磦：朱砂又称辰砂，生在石灰岩中。传统观念以朱色为正色，所以在桃花坞木版年画中表现状元及第或门神等题材均用朱砂。朱砂经过提炼、研漂后分为朱磦、二朱、三朱。朱磦为最细的，浮在最上一层的橘黄色，色泽鲜亮夺目，半透明，常用来作水性颜料使用。早期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常以蛤粉打底，敷以朱磦，表现面容。

以绵竹《紫微高照》为例，此图绘制的是紫微星化作一名力士降服猛兽的故事。道教称北极星为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是北极星的神格化，被列为四御之一。道教谓其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和四时气候，因而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民间奉祀紫微，祈求消灾纳福，在各地年画题材中有所涉猎，如绵竹年画之中的《紫微高照》与佛山年画的《紫微正照》。两幅图均以紫微为主要人物，造型都十分生动传神，画面中其他构成元素也基本雷同，如有怪兽、龙纹侧柱、法器、如意云头等，但是在设色方面两者却截然不同。绵竹的《紫微高照》色彩运用较为单纯，体现出绵竹年画用色不多的特点。以猩红、佛青、桃红、草绿等色为基本色，其次是天蓝色、金黄色。画面上极少大面积使用原色，而多用单色和间色。在整幅画面中，人物、背景使用了明度较低的颜色，唯有力士身上随风扬起的衣襟运用了极小面积的猩红色，并同相邻背景中的草绿色互为补色。虽然两者在色相上形成了对比，但整幅画面依然十分凝重庄严，达到了既醒目又不刺眼、单纯而又强烈、对比又和谐的艺术风格。而在佛山年画《紫微正照》中，虽为墨线印刷，却使用了大面积的桃红、朱砂等色，并加银粉饰纹，色彩十分艳丽醒目，祈福的心理热烈奔放。《紫微高照》此类年画在四川则更应了道教的宣传需要，暗示修道之人可以通过自我的心理调节，达到和谐宁静、恬淡舒展的超然状态。这种画面表现得到了民众认可，也就印证了民众集体无意识对这种世界观、审美观的接受。

将倒成把的纱或线染上需要的颜色，过去染色多用朱砂、紫莓、黄珠子、蓝靛等矿物、植物染料染色，使之成为所需的经纬线和花线。土家织锦的经线绪线多染成红、黑和靛蓝色，花线则根据织锦花纹需要染成色彩丰富的“五彩线”。目前，艺人们多采用市场销售的彩色纱线、毛线、丝线来牵站线和织锦，用矿物、植物染色工艺已基本消亡。

苗族传统蜡染通常用植物染料是蓝靛，其他的植物染料和朱砂用于涂染或笔绘。植物染料蓝靛颜色稳定，不易褪色，保护皮肤，是理想的药物染料，缺点是上色速度慢，只能在摄氏5-35°C之间的温度进行浸染。蓝靛是称为蓼蓝的植物做成的。蓼蓝的栽培、取靛、浸染过程，在不同的地方，方法不同。在黔东南地区一般是农历三月谷雨前后，从地窖里取出蓼蓝杆移栽于土，当年的农历十月霜降之前割叶取靛，取靛时将叶放于木桶或靛塘里用水浸泡5-7天，观察靛叶，靛叶开始变软和深蓝色的蓝草色素完全浸出，就捞出靛渣，然后把当年新烧的石灰适量泡人桶中，并用木棒均匀搅拌靛水，在搅拌的过程中，蓝草汁与石灰综合起化学作用后就凝结沉淀于桶底。并且，为防止油盐之类或不干净的东西进入桶中，需要用木板将桶口盖好。次日，将桶底沉淀物上面的水舀出，就得到了染布的染料——蓝靛。之后，将靛杆埋入地里，轻盖一层薄土，上面搭草棚防冷冻，备明年春天移栽。在制作蓝靛的过程中，石灰用量的多少是决定蓝靛质量好坏的关键。石灰放得过多或过少，都会使蓝靛染布的质量受到影响，使染布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染水是用蓝靛、土碱、白酒按适当的比例配置兑水调和而成。

杨正文先生在《苗族服饰文化》里对其他颜色的染制有详细的描述：黑色用野山柳、野杜鹃、板栗壳和皂矾、五倍子等用水熬制成染料。红色用椿树皮、茜草和一种“途情”的野生植物，然后加上矿物质朱砂熬成染液反复浸染。黄色用桅子、槐花及石黄。绿色用当地植物绿条刺皮加上明矾熬制成染液。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