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童既作为内室门上之装饰画，与贴在临街大门的武门神不仅是外观方面的题材和形式不同，其内涵也各异。关于门神不必多说，而门童之涵义，则多寓意吉祥，为的是使出入其间的人们见之则精神喜悦而欣慰。画师在体现人们喜闻乐见的祥瑞的手法上，或假以物，或谐其音，使人见之便欣然领会。如画儿童手举琴、棋、书、画四种艺术形式，象征着家庭文化高雅，生活闲适；画儿童举桂花一枝和一张弓在戏金蟾，是借其音义而组成“蟾宫折桂”之吉意；又如以荷花、拍板、葫芦、渔鼓、花篮、宝剑、笛子、芭蕉扇组成“暗八仙”（即传说中“八仙”所持之法器），以象征“群仙祝寿”画圆轮、海螺、宝伞、华盖、牡丹、彩罐、双鱼、盘长八物转绕门童作边饰，谐音读作“绫罗苫盖，华冠羽裳”，是富贵荣华而非凡之象征。触类旁通，无需多举。现收存的各地门童中，属于吉祥题材的约有百种之多，可谓汇集了门童祯祥嘉庆之总目。兹录下以备查考：

明代中晚期，水族地区开始盛行给墓葬立碑，而水族墓碑“双鱼托葫芦石雕”的艺术造型，集中地表现了水族人民对鱼的崇拜。不论三面碑、五面碑、六合碑、八字碑还是楼阁碑，其碑门顶端总喜欢竖着“双鱼托葫芦石雕”的艺术造型。大葫芦处于正中位置，双鱼翘尾由左、右向中间游动，并用双口托葫芦底部，状若笔架山。有的墓碑还在葫芦处刻上“阴阳鱼”的太极图。根据民间传说，早在洪水滔天的神话时代，躲藏于葫芦中的兄妹俩，由于得到鱼的帮助，以致不被沉没，始终漂流水面，才幸免于灭身之灾而成为再造人烟的始祖，故人、鱼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水族把象征人口增殖的葫芦和生活相关的鱼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组成了美好的装饰石雕图案，蕴含了很深的民俗意蕴。死意味着生，对死者寄托的愿望，便是后人希冀瓜瓞延绵、人丁兴旺的心意。

在有瑶族聚居的县和乡镇，则多设千户所。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王朝先后在湖南设桂阳县土桥广安千户所、蓝山县张农坡宁溪千户所、芭篱千户所、召慕千户所，在广西设富川灵亭千户所、贵州（今贵港市）向武守御千户所、灌阳守御千户所，在广东设清远守御千户所、肇庆双鱼千户所等以防瑶。

水族丧葬忌荤，显得更复杂繁冗。当老人过世，在灵柩未入土安埋之前，氏族成员包括嫁出的女性，都要忌荤吃素；即使开荤了，也不能吃未安埋之前宰杀的禽畜类油肉；今后若有开坟改葬之举，还要忌荤吃素。祭祖的鱼类，三都、独山、榕江、雷山、丹寨等地多制成清炖的鱼包韭菜及炕鱼供奉，荔波、都匀市、王司等地区习惯清蒸整鱼献祭。吊丧的来宾及参加治丧成员，以能吃到一筷祭祖的鱼肉为荣，认为获得了祖宗的保佑，往后万事顺达。因为鱼具有的特殊宗教意义，在选择墓地及开挖墓穴时都要以鱼祭；送丧时，执火把前导者的提篮中必须有鱼；安埋之后，要将鱼卵撒在新坟封土之上。因为鱼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因此悼丧活动中，鱼类被推崇备至：设有六条鱼为主祭品的六夺公专席，祈求这位水书创始人、全民族保护神保佑择吉顺利，使丧事办得顺利吉祥；吊丧者以敬奉大的活鲤鱼活草鱼为荣；有的还特制鱼包韭菜祭典供馔送来祭奠，或以菜油和米面糅制成鱼虾蚌鳖等水产造型送来供祭；吊丧的纸扎品以水产动物造型及舞龙为荣耀，墓葬石刻以双鱼托葫芦造型为美，丹寨县小羊昌的水族还在墓前刻石盆石鱼；宰杀大鱼，有的还将其尾鳍展开贴于壁上。水族祭祖反映出来的尚鱼习俗寓意深邃。“由此看出，水家的祖灵和水产鱼类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鱼便成了水族祖灵异化的圣物。水家离开了祭祖圣物，也就失去了祖灵的呵护。”

4、太极图案是以太极图的各种变体为基本形式，其形若围绕同一轴心旋转的鱼，有双鱼也有三鱼四鱼，但基本图形是双鱼。这些表现出土族民间文化中释、道相融的多元宗教文化因子。

在水族地区，要是哪位姑娘喜欢上某一个男生的话，往往向他赠送一双袜垫以表爱慕之情。有的姑娘还有意识地绣双鸟、双鱼、双蝶图案或直截了当绣上直抒爱意的汉字。如此交往的男女青年“千里姻缘一线牵”，大多终成眷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姑娘赠送异性袜垫，并非都表示爱慕之意。在日常礼仪中，姑娘也为一般亲友赠送普通的袜垫，以表示敬重与关心。袜垫虽小，但作为千针万线绣出来的足下艺术品，往往成为人们增进亲情、友情或爱情的珍贵的礼品。

照俗人的理解，法螺被比好运，法轮被比生命不息，宝伞被比保护众生，白盖是解脱大众病贫的象征，莲花是圣洁的象征，宝罐比喻成功和名利，双鱼比喻幸福、避邪，盘长是长寿、无穷尽的象征。

“凤凰”是水族原始图腾崇拜的对象之一，在刺绣纹样中常常会出现以此而变形的图案，并且大多反映在小孩的背扇上。凤凰代表着水生、信仰、希望、吉祥和幸福。另外，鱼纹也常被使用，据《水族简史》记载：最早生活在邕江流域一带的水族先民，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鱼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进而成了驱鬼祭神、消灾祈福和繁衍子孙的保护神，于是鱼纹融入刺绣的图案之中。同时葫芦纹也常常和鱼纹—起出现在绣品里，双鱼拖葫芦早已成为水族的象征性图案。在水族刺绣中，婉转地用双鱼、双鸟和花卉表现姑娘情感的图案在围腰中也比较多见，而背扇大多是通过将自然界中变形了的龙、凤、孔雀和蝴蝶等寓意吉祥的图案以形相寓，寄托着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意愿。由此可以看出，纹样在水族刺绣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甘肃黄土高原陇东镇原的民间剪纸“双鱼娃娃”，也是左右阴阳双鱼。这种左右双鱼对鱼的抓髻娃娃剪纸，在甘肃陇东庆阳一带黄土高原是随处可见的，其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是相同的。陕西洛川一带黄土高原的对蛇抓髻娃娃和对龙抓髻娃娃，其内涵亦相通。在中国民间美术中，鱼、蛇（龙）、蛙相通，都是可以互换的。

“八宝吉祥”以宝瓶、宝盖、双鱼、莲花、右旋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等八种吉祥物构成图案，每件物体上均缠有风带。寓意为吉祥如意、富贵长命。在壮锦中亦可看到这样的图案，不过已经很抽象化了。

汉代织锦的纹饰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几何纹，以双菱纹居多，图案是一个大菱形两角附以两个小菱形，故又称杯纹；此外还有波纹和八角纹。二是云气纹，又称流云纹，在云气的不同空间里布置有各类飞禽走兽；云纹具有“平步青云”之寓意，分割画面和增强动感的功能。三是花卉纹，主要图案为茱萸和柿蒂；汉代认为茱萸可辟邪驱鬼，柿蒂具有坚固的含义。四是动物纹，常见孔雀、鹄鸟、虎、鹿、羊、龙、凤、仙鹤、双鱼、怪兽等，多有翅膀，寓意为祥禽瑞兽。五是吉祥文字，诸如“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子孙无极”。

宋锦花色品种繁多，据文献记载，有八答晕锦、盘球晕锦、簇四金雕锦、葵花锦、六答晕锦、翠地狮子锦、天下乐锦等，达上百种之多。图案一般以几何纹为骨架，内填以花卉、瑞草，或八宝、八仙、八吉祥。八宝指古钱、书、画、琴、棋等，八仙是扇子、宝剑、葫芦、柏枝、笛子、绿枝、荷花等，八吉祥则指宝壶、花伞、法轮、百洁、莲花、双鱼、海螺等。在色彩应用方面，多用调和色，一般很少用对比色。

苗族纹饰对称性构图比比皆是，例如对龙、对鸟、双凤、双鱼等等，然而，非对称原则也在苗族纹饰中得到运用。也许我们没有更充足的理由断定说创造出一系列非对称纹饰的苗族妇女已经懂得非对称的美学原则和意义，也许她们的运用是不自觉的，但从她们众多的非对称作品中我们不能否认她们在用对称纹样装点她们的衣裳的同时也在运用非对称的纹饰。这种非对称原则的运用可能源自苗族的男女、阴阳、雄雌、天地、上下、南北、东西等正反概念。苗族妇女确实也是这样解释镶花围腰两边的造型相异的显得不对称的龙纹的，即—雄一雌。

这些“特殊物品”中选用的题材也必然要符合特定的场合，土家人常将寓意吉祥的牡丹、蝴蝶、双鱼和蜜蜂等纹样织入土花铺盖，用来体现土家女儿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如《蝴蝶牡丹》这幅织锦，以连续性的蝴蝶牡丹排列组合，象征着爱情生活的幸福美满。大块深黑色的底面衬托蝴蝶牡丹，艳丽而清新。两当头饰以连绵不断的“藤藤花”，整幅均为斜织。

《蝴蝶双鱼花》也是婚嫁中常用的图纹，该织锦浅底深花，主题图案是四方连续的蝴蝶纹样，蝴蝶以正面造型呈现，平面展示了蝴蝶的双翼双尾，造型生动具象，对称均匀，一上一下，并以水波状向左右两边展开。纹样中穿插有双鱼双连的图纹和“卍”字形填充，整幅织锦十分工整细腻，造型手法十分特殊。尽管也是利用经祎相交形成的“点”而累积成像，但由于平纹织锦较薄，其“点”相对细小，所以直线造型并不突出，反而有追求所谓物象“真实曲线”的具象造型倾向。成对出现的蝴蝶和双鱼也寓意着爱情生活的幸福美满。

在苗族人的民间宗教观念中也有鱼变龙、龙变鱼观念。湘西、黔东一带的鱼纹写实性较强，一般与荷花、莲子等配在一起。但从现存的古桶裙上的鱼纹看，其写意性、装饰性特点也比较浓。黔东南一带的鱼纹饰写意、写实都存在，而写意更普遍。台江县施洞一带鱼纹造型与其他动物造型一样为大写意，有的长着粗大的鳍须，肥壮的身躯，金鱼样的大花尾，有的人头鱼身，有的龙头鱼身，有的长出蹄趾，还有太极图式的双鱼图、龙鱼、人鱼等，十分怪异。台江县台拱、雷山县、凯里市等地则以浮雕鱼纹银片、鱼形银坠等造型作装饰配件，衣袖上鱼纹亦是纹饰主题之一。丹寨、三都一带的苗族蜡染被面鱼纹造型也十分丰富。有嘴边长出两扇蝶翅形的鳍，四片叶形长尾，圆滑肥壮的身子造型，鸟头鱼身造型；有几条鱼身做成的花瓣造型；有半圆鱼头嘴上长出鱼须，圆睁双眼，扁平身躯上长满鳞甲，身体两侧长锯齿须造型；还有可以透视出脊骨的造型等。

壮锦纹饰中的吉祥物与吉祥语是壮族人民表达纳吉求福心理的主要载体。壮锦纹饰中的龙、凤、鹿、鱼、蝴蝶、荷花、桂花、葫芦等吉祥物，或者因为是神物，或者因为谐音，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前文中，我们对一些壮锦纹饰如“鹿”与“禄”、“鱼”和“余”、“桂”与“贵”等谐音所形成的吉祥语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此处对于前文没有论及的在壮锦纹饰中直接以文字为主题表达她们求吉纳福心理的情形作一论述。壮锦艺人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直接用文字表达出来，希望通过显著的文字符号来实现。这是古老的咒符文明的遗绪。古人很早就坚信文字符号具有趋利避害、保佑平安的功能。所以在壮锦纹饰中，单字纹饰如“囍”字纹、“寿”字纹、“福”字纹较为常见；吉祥语纹饰如福禄寿喜、万事如意、马到成功等也经常可以看到。如下面的这幅福字壮锦小挂壁就是通过鲜红的大福字来表达织锦人对于幸福美满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是一个内涵深邃的概念，是幸福、福气的概括语。同时，“福”也是诸事皆吉的总称，像福禄寿等可以统称为“福”。一个“福”字，可以表达含义众多的吉祥语。这幅壮锦纹饰中的大红福字位于正中最为醒目的位置，占了锦面的一般面积，毫无疑问是整个纹饰要表达的中心内涵，代表幸福美满顶部釆用蝴蝶纹修饰，谐音代表福气美满；底部使用双鱼纹作为修饰，代表年年有余（鱼）。整个福字纹饰壮锦小壁挂寓意吉祥、幸福与生活美好。

苗族挑花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与其象征性是密不可分的，许多纹样都有其象征意义，这与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密切相关的。由吉祥鸟、人物、花卉组成的纹样寓意着祈求多子；龙象征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双鱼、二龙戏珠象征着美好的爱情。由于当年湘西地区经济落后，一些爱美的苗族妇女直接将银饰造型的图案挑绣在服饰中，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儿童服饰中挑织平安锁祈福平安。

菱形构图，黑白分明。小波浪线的巧妙组合，让整个画面构图严谨，鲜活而不呆板，充满浪漫与生机，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图案以鱼的造型为主，鱼的造型与半坡鱼的造型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以双鱼为组合形成放射性的结构，让人想象无限。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婚俗，母舅家送的礼馍，是双鱼相交旋转的大圆形礼馍，叫作“混沌”。还有一种虎头、龙身、鱼尾形面馍，上插大千万物，内涵都是喻阴阳相合子孙繁衍。陕西华县婚俗礼馍“高馍盘”，中心是高大的芦苇扎成通天圆柱，圆柱由下而上层层插满双鱼、双鱼共虎头、双鱼共羊头、双龙共虎头、鱼尾凤鸟等大千世界神祇动物面馍，最高一层插喻生殖繁衍的宝瓶和喜娃娃。婚礼仪式上，两个“高馍盘”分别立于新郎新娘拜天地的天地桌左右，使得婚礼气氛十分隆重热烈。

在婚礼中，新婚男女合卺，洞房里的房顶要贴“鱼戏莲“鱼咬（唆）莲”“莲里生子”和“喜娃娃”（繁衍之神抓髻娃娃抱双鱼）一类的大红团花剪纸。陕北窑洞上部，窑窗中心是抓髻娃娃双手抱双鱼的大幅红、绿圆形团花，陕北叫“转花”，喻环天旋转生生不息。窑窗下部中央三十六个格窗，中央四格贴上一个大幅的图腾动物剪纸（或虎、或羊、或鹿），四角四格是角花，其它每个方格贴上“扣碗”、“对鱼”、“鱼戏莲”、“鱼唆莲”、“莲里生娃”、“老鼠吃南瓜”、“松鼠吃葡萄”、“猴吃桃”、“兔儿吃白菜”、“金鸡探莲花”等五颜六色的窗花剪纸，组成斗方形态的“三十六格窗云子”，在雪白窑窗纸上映衬着红红绿绿的窗花剪纸，显得格外喜气洋洋。在这里，以老鼠、松鼠、兔儿、金鸡喻男性；以莲花、南瓜、葡萄、白菜、桃喻女性；以动物与植物的合一，喻男女相交多子。

除了女阴崇拜外，挑花作品以蛇为题材象征男根崇拜的作品是极其丰富的。在比势蛇、交尾蛇、群蛇共舞等形象中，或者以蛇的抽象几何形态，或者以蛇的自然形态出现在挑花姑娘的筒裙上。蛇之所以作为男根崇拜的象征，其一，蛇的形态与男根形状相似；其二，民俗中习惯以蛇作为多子多产的代表（例如：蛇鼠一窝）。又如《双蛇比势》当中，双蛇的图形总是伴随着双鱼图形同时存在，双蛇为了身后的对鱼，展现出凶猛强有力的野性，充分揭示了花瑶文化当中对于子孙繁衍的迫切需求。

鱼是多子象征的神衹动物。以鱼喻多子，以双鱼喻阴阳相交子孙繁衍，是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常用的文化符号。

花瑶挑花中的成双成对图案，如双鱼，无不体现或暗喻着花瑶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正如戴平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中所说：“许多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面都画着或涂着鱼纹，有些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这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渔猎社会的先民们多以鱼为神，实质上是以女阴为神。”花瑶挑花挑在筒裙上的鱼图案，刚好围在女性的臀部上，或许是起到吸引或刺激异性的作用。有的解释说，鱼的繁殖能力很强，花瑶民族以双鱼或鱼作为生殖崇拜，就是以此寄托“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抓髻娃娃”“抓髻娃娃”是流行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民间的一种团花剪纸，团花正中是象征黄土高原专司保护与繁衍的宇宙之神的“抓髻娃娃”。这位神祇双臂抱双鱼，生育蹲势，头扎双髻通天，下体剪刀向下喻男阳，它与女性头部双髻对应，以喻其是阴阳两性天地合一的宇宙之神。剪刀阳性，是神祇崇拜中辟邪攘灾的利器。民谚有云：“锥剪定安宁，五毒撵出门。”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宇宙之神双目为太阳，民间视牡丹为太阳，故以牡丹饰双目。宇宙之神的双乳为蝉的双目，蝉为繁衍神衹动物，喻子孙万世蝉联不断。左右为笙的符号和莲花符号，“笙者生也”，也是一个生殖繁衍的符号，莲花则代表多子阳性符号。当地的民谚是这样解说的：“桶里出莲出桂花，亲了儿女亲外甥，金蝉吹笙笙，辈辈有根根”，“柿子如意八宝笙，莲花结子扎下根”。这位宇宙之神双手左右抱阴阳双鱼，双鱼尾部相交为万字不断头即富贵不断头的子孙万代延续不断的生命符号，下部左右的双如意几何符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吉祥如意生命符号，它与左右衔草的神兔放在一起，就是当地民谚所说的“兔儿抓如意，姐姐招兄弟”之意。兔子，谐音吐子，是子神，象征子孙繁衍。双兔双如意，意即连生贵子，相当于黄土高原的人们结婚拜天地时唱的喜歌“双双核桃双双枣，双双儿女满炕跑，生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剪纸的老大娘解释其剪纸之意时说：“一道道剪得都要有意思。”如果说一幅窗花就是一首陕北民歌信天游，那这种内容复杂的“抓髻娃娃”可称为民间剪纸中的交响乐。它正是6000年前西安半坡型仰韶文化彩陶盆“双鱼人面”的符号变体。

民间美术中的双鱼人面双鱼人面彩陶盆中的人面，与这一地域流行的阴阳双鱼与抓髻娃娃合一的民间剪纸相呼应，表现的是宇宙生命始祖之神。它的双目一闭（半坡出土的彩陶人面）一睁（姜寨出土的彩陶人面），这不是自然形态的眼睛，而是观念形态的眼睛。字宙之神的眼睛睁开来是日、阳、昼，闭起来是月、阴、夜。

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者看来，鱼只是繁衍人类万物的文化符号，只有阴阳双鱼相交才能繁衍人类万物，其艺术形态是对鱼，这就是她们作品“对鱼”图案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繁衍的目的是子孙万代生生不息，而旋转才能生生不息，其艺术形态是双鱼旋转的图案；把鱼放在宇宙母体符号的盘中画成双鱼相反方向，这就是在混沌宇宙母体之中孕有阴阳二气，二气交感化生人类万物和万物生生不息哲学观的符号密码。这就是她们的“八卦鱼”图案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扣碗”图案也是这样，扣碗指民间一种连碟带盖的碗，在她们的眼里扣碗并不是自然属性的扣碗，在她们看来：扣碗上为天下为地，上为阳下为阴，是一种哲学符号，代表一个天地、阴阳未开，混沌未分的宇宙母体，可以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有时看到民间美术作品中有扣碗张开、里边钻出一条鱼的图案，这种图案表示的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之意。

大文化环境的失落还表现在土家织锦织造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倾向等方面的改变。土家织锦以图纹命名，但“名存形异”又是其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传统的西兰卡普有360余种，其中斜纹彩色织锦200余种，平纹素色织锦150余种，土家花带50余种。图纹题材涉及动物、植物、生产生活、抽象几何等七大方面。其图纹种类的数量是全国少数民族织锦中罕见的。然而如今的西兰卡普仅剩有80余种，其中还有一半平时很难见到。像传统图案四十八勾、岩墙花、万字流水、蝴蝶双鱼等图案，无一不是土家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的对事物的认知，通过其物化的艺术手法进行表达。它们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是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直接体现。它们在织造过程中对技艺的要求之高，使得传承技术要求更高。现代工艺追求的简单明快对其复杂烦琐的技艺水平构成严重的威胁。

元代杂宝纹在选材上已有组合的考虑，相比宋代更加成熟。比如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杂宝云纹锻上，将云纹和杂宝相结合，如意云头和犀角、金铤、珊瑚、书卷、火珠等穿插在一起。同墓出土的菱格卍字八宝纹绫上有双鱼、莲花、海螺、火轮四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八宝之间形成了固定搭配。元代杂宝纹在排列上都与云气一起杂处，前面提到的云龙八宝纹缎还算是比较规矩的，出土于山东邹城李裕庵墓中的香黄色如意连云杂宝暗花绸和杂宝云纹锻夹帽则显得杂乱，如意云头和云气与方胜、犀角、法轮等交错在一起，极难分离。另有一些杂宝云纹甚至是将杂宝嵌于云气之中，如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杂宝云纹绣；或是将杂宝与小朵云相间，如河北隆化鸽子洞窖藏的浅褐色朵云杂宝纹缎。杂宝变化丰富，可能是元代杂宝纹样的一个特点。元代织物的杂宝纹明确了藏传佛教对其的影响。尤其是八吉祥出现于元代，这肯定与那时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背景有关。

中国民间美术中还有另外一种象征阴阳相合的神祇动物与图腾动物符号，是动物成双相对中有一棵生命之树，这在“丝绸之路”的织锦图案中极其普遍。在两河流域原始社会的图腾中，这种图案表现为生命之树，两旁神祇动物相对，是对生命之树的拱卫，但是这种图腾到了中国，相对的动物，就被赋予了阳与阴、牡与牝的哲学属性。中国原始社会图腾中出现的对鱼、对蟾、对蛇、对虎、对鹿、对鸟，都是牡牝相对、阴阳相合繁衍人类万物的神抵动物或图腾动物哲学符号，而呈圜天旋转的双鱼、双蟾、双鹿、双羊、双鸟，则是阴阳观与生生观合一的哲学符号。当我们看到这种符号组合，就会理解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两种图腾动物与神衹动物相对，中间上部出现太阳纹符号，如“二龙戏珠”、“凤凰朝阳”，或中间出现生命之树的符号，如“对鹿生命树”、“对羊生命树”、“对猴生命树”等等，都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

中国民间剪纸体现着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和艺术体系，它的基础不是儒道诸子百家的哲学，而是儒道诸子百家之前的中国本原哲学体系。它与地下出土的史前彩陶图案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史前哲学体系。这样，不会说话的整个史前文化彩陶符号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例如，在民俗剪纸中存活了6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符号“人面双鱼”不是自然形态的双鱼，而是体现史前哲学观念的文化符号。春节和婚俗剪纸中的“扣碗”，不是自然形态的扣碗，也是哲学符号。民间剪纸造型的超时空特征，和侧面形象两只眼睛的本质观，及碗口圆线碗底直线的天圆地方观，都是中国本原哲学的艺术形态。

半坡彩陶双鱼人面陕西、山西、甘肃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双鱼人面的抓髻娃娃可以上溯到在陕西半坡出土的6000年前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双鱼人面”图案。人们很容易把它和渔猎生活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原始社会半坡人反映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左右两边的两个网纹符号被认为是渔网符号。由于彩陶上的人只有头部，于是有人按这个思路作了如下描绘：“两张渔网分别张开，两个人全身没入水中，只剩下头和肩膀留在水面外。由于脚部分在水下看不清，所以省而不画，但是可以从图中意会到手是在水下摸鱼。两人采取两边对挤围摸，促使鱼向网内逃。由于摸鱼人的全部注意力在水下，所以下意识地双目微合，这是摸鱼当时的真切表情，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真实摸鱼图。”（《关于几幅彩陶图案的管见》，《中原文物》1987[1]）不过在我看来，原始社会和民间美术创作者都是以群体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密码来表达中国的本原哲学观念。不了解中国本原哲学观，不了解他们的哲学符号密码，就无法解读中国的考古美术与民间美术。以鱼而论，民俗艺术创造者群体观念的双鱼，其实不是自然属性的鱼，它是观念属性的阴阳鱼符号，彩陶盆中心两条鱼向相反方向旋转，是一种阴阳鱼环天旋转、生命永生不息和子孙万代生生不息的观念符号。

由图腾蛙转化为蛙身人面的蛙，再转化为人格化神抓髻娃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造型发展延续的过程。陕北民间美术中的抓髻娃娃有两种类帮，一种作为图腾保护神，她头梳双髻或饰双鸡（太阳或日月）正面站立，双手上举，或持双鸡（日、月），或持鸡（日）兔（月）。她趴下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爬娃娃”枕。这种抓髻娃娃造型，系从图腾蛙的造型演变而来，应该就是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捏黄土造人，繁衍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母系始祖女蛙，即女娲；另一种是“喜娃娃”，正面站立、头戴莲花、双手下垂、双腿下蹲，呈生育姿态，脚下为双鱼或饰双鱼与笙（生育）的符号。这是繁衍之神的抓髻娃娃造型。据考证：原始社会生育姿态都是蹲着生育，不是平卧生育，故以其蹲生姿态作为繁衍之神的造型特征。

在花瑶挑花的图案中，出现了较多鱼形图案。这是因为花瑶以鱼形作为或者含蓄表达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事实上，双鱼与女阴也十分相似，双鱼好似女性的两片大阴唇。以鱼或双鱼作为女阴的崇拜物，为我国大量出土文物所证明。无论是原始时代还是后世各个时代出土的陶瓷、玉器、门饰等，无不说明了这种以双鱼作为女阴崇拜物的民情风俗。

第三章，壮锦纹饰的形与意。对壮锦纹饰之“纹”的本体研究，包括对其进行的分类、单元分析、手法技法组织结构及美学分析。壮锦纹饰的分类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一、Raiz rangh va（花边纹）纹饰指的是特定规范组合的形式，主要指抽象性的。这类抽象性的点线方圆的组合是壮锦中最为常见、最为基本的纹样装饰，而且是出现最早的纹饰。较为常见的Raiz rangh va（花边纹）主要有：Raiz mwnz（圆纹）、Raiz da ngoenz（太阳纹）、Raiz lwg baenq（回字纹）、Raiz raemx langh（水波纹）、Raiz bog va（团花纹）、Raiz sienq（线纹）、Raiz fWj（云雷纹）、Raiz bak mboq cingq（方格井花纹）、Raiz dam（花纹连续纹）、Raiz Fueng cingq（方形纹）、Raiz gok soem（菱形纹）、Raiz dam gok soem（菱形连续纹）、Raiz gok soem raemx langh dox dam（水波菱形连续纹）、Raiz raemx langh（水波花纹）、Raiz Ida faex（小方格纹）、Raiz dox gap（交织纹）、Raiz va dox gap（交织花纹）、Raiz yienz（弦纹）、Raiz yiengh bwn（羽状纹）等。二、Raiz duj va（花纹）纹饰指的是各种花卉及花树，有：Raiz va gut（菊花纹）、Raiz va gveiq（桂花纹）、Raiz go va go rum（卷草野花纹）、Raiz va moiz（梅花纹）、Raiz va fuz sang（朱瑾花纹）、Raiz va bat gak（八角花纹）、Raiz go roeg fungh（凤凰花树纹）、Raiz va ndoeng（野花纹）、Raiz va reux（木棉花纹）、Raiz ndok mbu（荷花纹）、Raiz va mak oij（石榴花纹）、Raiz va maux dan，raiz go nap（牡丹花纹）、Raiz ho mbw（水仙花纹）、Raiz mak oij（石榴纹）、Raiz Iwg byoux（葫芦纹）等。三、Raiz gaet leih（吉祥纹）纹饰指的是壮乡人认为寄托吉祥的图纹，有：Raiz duz mbaj caemz va（蝶恋花织花纹）、Raiz song duz roeg yangz（双鹤同春纹）、Raiz duz mbaj（彩蝶吉祥纹）、Raiz duz fungh gaet leih（吉祥凤纹）、Raiz bat gak gaet leih（吉祥八角纹）、Raiz duz ngieg（蟒龙纹）、Duz fungh（凤纹）、Raiz hingq fuk（幸福花纹）、Raiz gyaeu bak bi（万寿无疆图纹）等。四、Raiz duz gaiq（动物纹）纹饰指的是壮乡民众详熟的动物种类，有：Raiz duz gaeq hau（白鸡纹）、Raiz duz bya bej（扁鱼纹）、Raiz duz mbaj bat gak（蝴蝶八角花纹）、Raiz song duz mbaj（双蝶纹）、Raiz song duz bya（双鱼纹）、Rraiz seiq duz mbaj（四蝶纹）、Rraiz mbaj raiz（彩蝶纹）、Raiz va seiq duz mbaj caemz va mbu（四蝶莲花纹）、Raiz duz mbaj（蝶纹）、Raiz duz goep（蛙纹）、Raiz duz gvang（鹿纹）、Raiz duz sae ceij（狮子纹）、Raiz duz vaiz（牛纹）、Raiz duz mbej（羊纹）、Raiz duz ma（犬纹）等。五、Raiz dox gaiq（什物纹）纹饰指的是壮乡民众生活中带有美好寄托意愿的物件，有：Raiz gyaiz（花篮纹）、Raiz caw bauj（铜鼓纹）、Raiz doengz cienz（铜钱纹）、Raiz domq（绣球纹）等。六、Raiz boux vunz（人物纹）指的是壮乡民间的神话人物或者喜闻乐见的人或事物，有：Raiz vunz mbin（羽人纹）、Raiz vunz goep（蛙人纹）、刘三姐纹、Raiz cangh fwen meh（对山歌女人纹）、Raiz roq nyienz（铜鼓舞蹈人纹）、Raiz caet heij（七喜头人纹）等。七、Raiz cih（文字纹）纹饰指的是直接使用文字作为图案纹样的种类，有：“卍”字纹、Raiz cih fanh va gut（卍字菊花纹）、Raiz cih fanh lwenq（卍字五彩花纹）、Raiz lwg baenq（回字纹）、Raiz fanh souh duj va（织花万寿纹）、“寿”字纹、“福”字纹、“囍”字纹、“万事如意”字纹、“延年益寿”字纹、“长命百岁”字纹等。壮锦纹样是壮锦纹饰的组成元素，不同题材的纹饰对应了各自不用的单元纹样。而不同的纹样单元形态通过组织结构和组合手法，交织成完整的纹饰。这些交织蕴含丰富，是文化记忆在技艺中的展现，是壮族人民的一种文化符号，是解读壮族历史文化与社会习俗的神秘钥匙，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壮锦纹饰的象征意义主要通过谐音、类比、比拟、表号等手法表达出来。在壮锦纹饰中，有大量的动植物吉祥纹饰，就是利用其吉祥的谐音。如Raiz duj va（花纹）纹饰中的荷花、桂花、梅花、石榴、葫芦等；Raiz duz gaiq（动物纹）纹饰中的鹿、鱼、蝴蝶、蝙蝠、鹤等。壮族织锦艺人所运用的类比思维，是根据自然界中动植物的自然品性，与人们求吉纳福的感念相类似而采用的象征表达方式。如壮锦纹饰经常以菊花、桃子、松树、仙鹤象征长寿。比拟就是把一个事物当作另外一个事物来描述、说明。所谓表号，就是选取事物最具代表的一部分，作为所表事物的符号。壮锦纹饰中最为常见的表号，就是以神仙一件最具代表性的宝物作为代表他的符号。当壮锦纹饰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时，它的象征内涵无疑要与壮民族文化结构深层次的信仰与崇拜、神话与哲学等相联系。纹饰所体现的原始崇拜主要有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Raiz rangh va（花边纹）纹饰中的菱形纹、回形纹与云雷纹，Raiz duj va（花纹）纹饰中的葫芦纹、石榴纹与竹纹，Raiz duz gaiq（动物纹）纹饰中的蛙纹、鱼纹、蝴蝶纹，Raiz gaet leih（吉祥纹）纹饰中的凤纹（或鸟纹）、龙纹（或蛇纹）等都可以窥见壮族浓厚的生殖崇拜文化。在壮锦纹饰中，云雷纹、蛙纹、太阳花纹、鸟纹、鸡纹、凤纹、蛇纹、龙纹、牛纹、虎纹、羊纹、犬纹、鹿纹、花纹、竹纹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壮民族图腾崇拜的观念。花纹、鸟纹、羽人纹与牛纹则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壮锦纹饰中的花纹与姆六甲神话传说，鸟纹与布洛陀神话传说，各种动植物纹的神话传说与刘三姐纹的神话传说都将壮锦纹饰的内涵与这些神话传说联系在了一起。壮锦纹饰还反映了壮族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与求吉纳福的民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