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锦江水系可通过岷江而与川江沟通，使古代成都得以因水而繁荣。九眼桥所在地附近长期以来就是成都著名的水码头。西汉后期，这里便是蜀中特产云集之地，丝绸、茶叶、井盐、药材、竹器、铁器等，多由此通过水路运往国内各地；当时蜀中产品的主要出路，便是由成都经水路顺长江，经湖南湘江过灵渠，达岭南，再出海的。据《盐铁论》载当时蜀郡产品已远销南洋甚至印度。到唐宋时，从这里出发往外地的成都物产则主要是蜀锦、生丝、生蜡、麻、盐、茶、中药材、漆器等等。当时的码头上，林舟楫立排列数里，杜甫诗中“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其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至明清九眼桥建成后，除冬天枯水季节外，桥下均可航行载重数十吨的大木船和大竹筏。清乾隆年间，李调元还在九眼桥旁的“同庆阁”留下过“窗含西岭雪，门泊下江船”的诗句。直到解放前，成都人乘船去乐山、重庆，仍然是在九眼桥旁码头启程，走锦江这条古老的水路。解放后，随川内铁路、公路交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这座古老的码头才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由于锦江水系可通过岷江而与川江沟通，使古代成都得以因水而繁荣。九眼桥所在地附近长期以来就是成都著名的水码头。西汉后期，这里便是蜀中特产云集之地，丝绸、茶叶、井盐、药材、竹器、铁器等，多由此通过水路运往国内各地；当时蜀中产品的主要出路，便是由成都经水路顺长江，经湖南湘江过灵渠，达岭南，再出海的。据《盐铁论》载当时蜀郡产品已远销南洋甚至印度。到唐宋时，从这里出发往外地的成都物产则主要是蜀锦、生丝、生蜡、麻、盐、茶、中药材、漆器等等。当时的码头上，林舟楫立排列数里，杜甫诗中“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其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至明清九眼桥建成后，除冬天枯水季节外，桥下均可航行载重数十吨的大木船和大竹筏。清乾隆年间，李调元还在九眼桥旁的“同庆阁”留下过“窗含西岭雪，门泊下江船”的诗句。直到解放前，成都人乘船去乐山、重庆，仍然是在九眼桥旁码头启程，走锦江这条古老的水路。解放后，随川内铁路、公路交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这座古老的码头才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乌尤山与凌云山并肩立于岷江之滨，四面环水，如一堆碧玉浮于江水之中。山上有创建于盛唐的乌尤寺，寺内现存七座殿堂，寺周林木葱茏，幽雅静谧。寺内尔雅台是汉代文字学家郭舍人注释《尔雅》的地方。

凌云山紧傍岷江，上有凌云寺，建于唐代。依山开凿大佛一座，通高71米，头宽10米，发髻1021个，耳长7米，肩宽28米，手指长8.3米，脚背宽8.5米，一只脚背上可围坐百人以上，为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大佛为唐代开元名僧海通和尚创建，历时90载完成。大佛为一尊弥勒坐像，雍容大度，气魄雄伟，被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民族的行政分布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内，其所在地域的行政区划归属关系。根据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水族人口为406902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境内，有369723人，占全国水族人口的90.86%。贵州境内的水族人口集中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有164987人（1990），占当时贵州水族人口总数的51.15%，占全国水族总数的47.68%。与三都水族自治县为邻的荔波、独山、都匀、丹寨、雷山、榕江、从江等县市有水族小聚居区。其次尚有部分水族人口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这里使用的就是民族行政分布描述法。使用这种描述法的好处在于简洁，检索容易，不涉及专门的学术用语，一般群众易于了解，易于推广。因此，它是民族行政分布描述法中最普及的一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描述法有严重的局限性。它最突出的缺陷在于行政区划的稳定性较差，在历史进程中，变化极为频繁，而且无稳定的规律可寻，变化的速度大大地快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速度，因而其描述的后果极不精确，往往导致所谓的“民族假性迁徙”。还是以水族为例，1957年三都水族自治县建县之时，将榕江县的兴华、水尾，荔波县的三洞、恒丰、阳安、周覃、九阡以及岜鲜、佳荣、水维、水碰、水庆、尧庆，独山的林桥，都匀的基场、阳和、奉合等水族乡拨归三都水族自治县。1958年至1962年，由于种种原因，除三洞、恒丰、阳安、周覃、九阡外，上述乡镇又陆续拨回原县，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减员不少，这样一经统计，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人口骤减，与1957年建县时水族人口有很大落差。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再如清代的四川省西部疆界，仅止于岷江流域，因而很少提及四川境内有藏族。民国时代，在大渡河、雅砻江、昌都地区设置了西康省，其境内分布着大量的藏族。解放后，裁撤了西康省建制，把雅砻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于是现在的四川省境内藏族人口很多。若简单地对比四川清代的和目前的民族分布资料，而不考察四川、西康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往往会误以为藏族迁入四川一样。在民病史研究中这种无视行政疆界变动，仅直接对比文字资料的变化，去断言民族迁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假迁徙”。这是一种习见性的错误。事实上，藏族并未发生大的迁徙。

成都历来是蜀锦生产和商贸的中心。蜀锦在成都这块土地上渊源流传近三千年，通过历史上的三条丝绸之路名扬海内外，一是剑门古栈道直达长安，称北丝绸之路；二是成都九眼桥岷江水路到嘉州入长江出海；三是茶马古道经雅安分道西藏、云南，前者到达印度、波斯，后者到达东南亚诸国。蜀锦对成都乃至当时的全国影响是巨大的。成都因历史上盛产蜀锦得名“锦城”，是全国唯一以“锦”命名的城市，又因设置锦官管理蜀锦生产又名“锦官城”，濯锦的环城江河曰“锦江”，织锦工人聚居地称为“锦里”，南来北往客商落脚之地称为“锦官驿”，成都簇桥称为“簇锦镇”，江河、街道、建筑无不打上“锦”的烙印。

由于锦江水系可通过岷江而与川江沟通，使古代成都得以因水而繁荣。九眼桥所在地附近长期以来就是成都著名的水码头。西汉后期，这里便是蜀中特产云集之地，丝绸、茶叶、井盐、药材、竹器、铁器等，多由此通过水路运往国内各地；当时蜀中产品的主要出路，便是由成都经水路顺长江，经湖南湘江过灵渠，达岭南，再出海的。据《盐铁论》载当时蜀郡产品已远销南洋甚至印度。到唐宋时，从这里出发往外地的成都物产则主要是蜀锦、生丝、生蜡、麻、盐、茶、中药材、漆器等等。当时的码头上，林舟楫立排列数里，杜甫诗中“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其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至明清九眼桥建成后，除冬天枯水季节外，桥下均可航行载重数十吨的大木船和大竹筏。清乾隆年间，李调元还在九眼桥旁的“同庆阁”留下过“窗含西岭雪，门泊下江船”的诗句。直到解放前，成都人乘船去乐山、重庆，仍然是在九眼桥旁码头启程，走锦江这条古老的水路。解放后，随川内铁路、公路交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这座古老的码头才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由于锦江水系可通过岷江而与川江沟通，使古代成都得以因水而繁荣。九眼桥所在地附近长期以来就是成都著名的水码头。西汉后期，这里便是蜀中特产云集之地，丝绸、茶叶、井盐、药材、竹器、铁器等，多由此通过水路运往国内各地；当时蜀中产品的主要出路，便是由成都经水路顺长江，经湖南湘江过灵渠，达岭南，再出海的。据《盐铁论》载当时蜀郡产品已远销南洋甚至印度。到唐宋时，从这里出发往外地的成都物产则主要是蜀锦、生丝、生蜡、麻、盐、茶、中药材、漆器等等。当时的码头上，林舟楫立排列数里，杜甫诗中“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其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至明清九眼桥建成后，除冬天枯水季节外，桥下均可航行载重数十吨的大木船和大竹筏。清乾隆年间，李调元还在九眼桥旁的“同庆阁”留下过“窗含西岭雪，门泊下江船”的诗句。直到解放前，成都人乘船去乐山、重庆，仍然是在九眼桥旁码头启程，走锦江这条古老的水路。解放后，随川内铁路、公路交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这座古老的码头才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蜀江即成都的锦江，泛指川江，川江亦岷江。岷江是川蜀的母亲河，蜀文化的发源地。锦江是岷江分流出来的支流，绕成都而过。历来蜀锦织成以后，要在成都南河的江流中去濯洗。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经史学家谯周在《益州志》记述：“织锦即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东晋的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经济的繁华与织锦业的发达：“闤闠之里，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经江水濯洗以后的织成锦，更加花明色亮，鲜艳动人。蜀锦艺人用来濯锦的蜀江，被人们称为“濯锦江”、“锦江”。唐诗中提到“锦城”、“锦官城”、“锦江”、“蜀江”或“濯锦江”的名句名篇很多，如李白的“濯江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元稹的“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刘禹锡的“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江水濯来云雁活”，“波中濯锦散鸥群”。

蜀江即成都的锦江，泛指川江，川江亦岷江。岷江是川蜀的母亲河，蜀文化的发源地。锦江是岷江分流出来的支流，绕成都而过。历来蜀锦织成以后，要在成都南河的江流中去濯洗。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经史学家谯周在《益州志》记述：“织锦即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东晋的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经济的繁华与织锦业的发达：“闤闠之里，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经江水濯洗以后的织成锦，更加花明色亮，鲜艳动人。蜀锦艺人用来濯锦的蜀江，被人们称为“濯锦江”、“锦江”。唐诗中提到“锦城”、“锦官城”、“锦江”、“蜀江”或“濯锦江”的名句名篇很多，如李白的“濯江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元稹的“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刘禹锡的“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江水濯来云雁活”，“波中濯锦散鸥群”。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关于三苗的分布与活动地域，史籍多有记载。《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君，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非子》：“三苗之君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说法虽有差异，但大体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三苗在江淮荆州”之地，即今长江中下游之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相连接地区。三苗应是蚩尤战死后，九黎余部渡黄河南下并以其为核心，联络尧子丹朱、当地原住民及部分东夷而形成的一个强大部落集团，即古人所谓诸侯、三苗国。

周穆王继位后，继承周昭王的衣钵，对荆蛮进行了两次征伐。《古本竹书纪要辑校》载：“穆王十七年，起师至九江，以鼋为梁。”这次穆王征荆蛮，率军到了九江，这里的九江不是今江西九江，而是指洞庭湖。《禹贡》云：“岷江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水，过九江至于东陵。”显然，澧水是今湖南澧水，澧水东入洞庭湖。东陵是指今湖南岳阳。毫无疑问，九江是指今洞庭湖。清人刘培德经过考证，明确地指出：“九江，即洞庭。是九江之水，源则分脉，汉则同归也。”《尚书·孙传》亦说：“九江，江为分九道，在荆州。”洞庭湖当时属荆州。“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以鼋为梁。”这是周穆王第二次伐荆蛮。周穆王两次伐荆蛮，均到了荆蛮的腹地洞庭湖沿岸。虽然都遭到了荆蛮的顽强抵抗，但终因周军过于强大，荆蛮最终失败，不得不臣服于周，向周王朝进贡。《今本竹书纪年》载：穆王三十七年“荆人来贡”。

彝族与氐羌族群的渊源，在彝文中的记载，见于《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说：“一世孟赾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贵州彝族学者余若瑔在其著作《且兰考》中说：“有孟赾（希母遮）者，居邛之卤，即古之西夷。”孟赾亦作希母遮，是彝族传说中的人名。至于邛之卤的地望，其说不一，一说在汉代的越雋郡，即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一带；一说邛之卤即“邛波习卤”，意即“大雪山之麓”，在西北高原地带，后来迁到越雋郡。《且兰考》又说，孟赾六世孙橐皋“居濮及乌”，乌即今威宁，濮即东川、芒部、水西。据说彝族先民到达邛之卤后,因洪水泛滥，乃渡金沙江迁到滇东北洛业山（今东川、会泽一带）。这也表明彝族先民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雅砻江、安宁河等河流自北向南迁徙的。

北川峡谷的这条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成都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剑在《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史前交通考述》一文中指出：“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自史前时期以来就存在多条横向及纵向交通孔道，可以大致划分为北、中、南三线。北线沿涪江源头及支流火溪河，经平武县城进入盆地腹心；中线沿土门河（湔江），经茂县、北川县、安县、江油市一带进入盆地；南线沿岷江干流，经汶川县、都江堰、彭州市抵成都平原。”“中线在地理条件最为优越，且沿途的史前遗址类型体系较为完备，文化演变序列基本完整，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也很丰富，故其重要性应居三线之首，形成时间可上溯至距今48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早期。”

羌锋村隶属汶川县绵虒缜，位于岷江河畔干旱河谷地带，距离汶川县城18公里。绵虒镇共辖14个村，总人口7500余人。耕地除岷江沿岸有少数平地外，多分布在海拔1100—2200米的高半山和高山，农业主产玉米、小麦、马铃薯，工业主要有采石和石料加工及小水电。羌锋村有189户，800多人。能说羌语的占全村人数的95%。该村妇女均会绣工，刺绣精美，讲究针法排列和色彩搭配，做工精细，图案工整对称，被文化部命名为“羌绣之乡”。

境内主要为岷江和涪江水系，河流有岷江、湔江及其众多支流。岷江源于阿坝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流经松潘、茂县、汶川进入都江堰市，再穿过成都平原，在宜宾市与金沙江汇合，进入长江。都江堰市以上为岷江上游，从北向南纵贯羌区。岷江支流有黑水河、杂谷脑河、鱼子溪河和寿溪河等。湔江，又称石泉河、北川水，发源于岷山山脉，因“水势如湔沸之状”而得名，经北川、江油注入涪江。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羌族的民间医生不断实践和总结，使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医药体系逐步形成。羌族地区拥有治疗常见多发病和地方病的药物。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岷江河谷上游，多居于高山或半高山地带，地形复杂，海拔悬殊，气候多变，是许多名贵药材的天然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丰富而特别的药资源，羌族常用的药物品种约有225种，其中植物药204种、动物药17种、矿物药4种。其代表药物有冬虫夏草、贝母、羌活、秦艽、雪灵芝、甘松、兰香草、水晶草、雪莲花等草药，动物药有熊胆、鹿茸、麝香，矿物药水晶石、雄黄等名贵中药材。

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数在30万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另外，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乡镇人口被识别为羌族。在这一地区（图1），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切过青藏高原边缘，造成高山深谷。这种高山间的深谷，当地羌族以汉话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

羌族地区耕地资源少而分散，耕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2.6%左右。一些耕地分布在海拔2800米以下的岷江和湔江河谷两岸，大多是宽窄不一的小块冲积谷地和平坝。分为旱地和水田，一年可以两熟。一些耕地是山腰间分布的黄土台地，主要种玉米、荞麦和土豆，高山也有零星的土地，种植青稞、燕麦、土豆、荞麦。播种时间随纬度、海拔高度、作物种类而各不相同。南部和北部温差相差半月至一月，山上河坝相差20天。过去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烟和麻，现在盛产苹果、花椒、李、桃、核桃、板栗、杏、樱桃、茶叶、生漆、油茶、花生、向日葵等，品种日益丰富。过去很少种植蔬菜，现在大量种植萝卜、莲花白、番茄、白菜、海椒、韭菜、油菜、菜花等和各种豆类。除了耕种，羌族家庭还普遍饲养猪、羊、牛等牲畜，家禽以鸡为主。每逢夏秋之际，人们会采集菌类和药材。

碉楼民居发达地区集中在茂县曲谷、三龙、黑虎、白溪、洼底、赤不苏、维城等黑水河流域各乡各寨，即羌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的核心区域，散见于杂谷脑河下游流域各寨，反而罕见于松、茂、汶、灌、岷江河谷官道附近的村寨。是官道历来驻有汉兵弹压，羌民慑服，防御建筑已失去意义？还是汉化程度较高，逐渐消失了固有的建筑文化特色？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我们认为任何空间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在其背后定然存在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种观点认为，西北羌人自汉代沿岷江河谷南下，而汉文化又溯岷江北上，在峨江这条各民族频繁交汇、活动的大走廊里，战争不可避免，导致了碉楼的产生。

这一段说爰剑以后湟中羌的发展。当秦献公兵到渭水源头，灭了狄戎和䝠戎（依《秦本纪》，灭䝠的是孝公）。使羌人受了极大的威胁。爰剑的孙卬因此带了他的部族走向黄河源之西数千里，从此同湟中羌断绝了往来，这该在今青海的西界或西藏的东北角了。爰剑的子孙支分派别，各寻新居：有的到了白龙江流域，名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名为广汉羌；有的到了雅龙江流域，名为越嶲羌。至于爰剑的嫡系则仍在湟中做酋豪，到他的玄孙研而更强，《传》又云：

目前，羌族主要聚居区位于岷江流域，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下属的北川县。岷江流域虽然是山岳地区，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势并不是很高，羌族主要聚居地海拔通常在1000—2400米之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羌族地区不产水稻，主产粮食作物为玉米、土豆、小麦、青稞、荞麦。古羌族是麦类作物的培育者，古羌族原住地发展农业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当他们迁徙至草原边缘的河谷上游地带时，才培育出“来”（羌语，稞麦）的耐寒麦类作物。这就是后来人们通称为“青稞”的农作物。现在的羌族人仍然有食用青稞面的习惯，西部广大藏区将青稞面即糌粑作为主食。西湖羌寨的羌族还能用青稞磨面粉，再用青稞面粉制作成手工面丝，其制作技艺特别，烹制的酸菜手工面味道很美。

松坪沟、上尾寨都是羌族聚居村寨，位于茂县北部，紧靠松潘县和1933年大地震时形成的堰塞湖叠溪海子。原叠溪县古称“蚕陵县”，是历代王朝的军事重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地震使叠溪古城和附近21个村寨全部陷落、淹没。仅留下地震遗址，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如残存的由青砖砌成的叠溪县城墙的东城门以及断碑、残垣、石狮、石羊、石碾等。前往松坪沟经过的蜿蜒艰险的山路以及若干个堰塞湖，是凭吊大自然带给人类沉重伤害的心路之旅。羌族同胞以勇敢、乐观、进取的精神战胜灾难，他们一边跳着“萨朗”，一边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现在的松坪沟是美丽的，被称为“小九寨”，成为四川省的旅游胜地。太平乡的牛尾寨紧靠岷江，这里的羌族服饰与松坪沟、校场以及松潘的镇坪很相似，既保持着浓郁的游牧民族剽悍豪放的特点，又颇受与之相邻的藏族服饰的影响。男子身穿由母亲手工纺织、制作的白色羊毛毪衫，从纺毛捻线、牵纱、踞织，到最终为自己的儿子做成一件紧密而厚实的白色长衫，每个母亲都要用两年时间，它寄托着浓浓的母爱与祝福。

茂县地处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北有岷山山脉，东有龙门山山脉，西有邛崃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多在4000米左右，交通不便，历史上有“蚕丛栈道险，悬筒渡索难”的描述。流经茂县的主要河流岷江发源于松潘北部的弓杠岭，经由茂县太平乡牛尾寨山下进入县境，然后贯穿于全县三区十乡。岷江也是古羌人进入茂县的天然河谷通道，成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藏彝走廊”，它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录了古羌人成长发展的历史。茂县即为走廊地带的一颗闪亮明珠。2006年发掘出的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专家称它代表了“藏彝走廊”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遗址位于茂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岷江东南岸台地，背靠高山（九顶峰），面向岷江河谷，三面被岷江环绕，正符合古人所追求的“曲水聚财”的理念。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文物近万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彩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质地细腻，造型线条优美，装饰手法多样。有的陶罐采用编织纹构成其地纹，上面堆塑浮雕横条箍带，断断续续的横条稀密有致，有很强的节奏感，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古羌人不仅制陶和纺织技艺达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念。又如宽边大耳的双耳陶罐，其罐耳部的一端与罐口连接，另一端在罐口腰腹间，其造型既有羊头双角卷曲的韵味，又如妇女舞蹈时双手叉腰的舞姿。罐子的腹部还饰以对称的浅浮雕螺旋纹，其弧线与双耳的弧线相互呼应，造型与纹饰浑然一体，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还可以发现彩陶器上彩绘的纹样有：花草、流水、蛙纹、鸟纹，纹样的结构和纹饰风格与甘肃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极为相似。营盘山陶塑人面像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头形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相似。可以看岀在这里生活的族群正是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古羌人。此外，还出土了多种玉器，如首饰玉环、玉镯、玉珠以及礼器玉璧、玉璜等，工艺细腻，显示出古羌人出色的琢玉水平，史书有记载古羌人多将玉器销往中原。出土的玉刀背部有双孔，以固定把手。羌人以玉刀剥离兽皮，得到称为“织皮”的连毛绵羊皮，并作为商品输往华夏。另外还出土有石纺轮，用来搓捻质地较硬、纤维粗的麻、毛纤维。从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纺轮以及彩陶器上出现的布纹、网纹等编织纹样中可以看出，当时古羌人不仅以皮毛为衣，还能将麻、毛纤维捻线并织成服装面料。营盘山遗址还发现涂有红色颜料的石块与陶器，经测试分析，红色颜料是汞的氧化物——朱砂，现在人们仍将其用于绘画、装饰中。而早在5000多年前，营盘山人就开始用它装饰室内或人体，用于祭祀、巫术，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

羌绣因其针法细致、图案精美、内涵丰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成为羌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是羌族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结晶，是个体和集体智慧的融汇，是独具羌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品，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羌绣经过近十几年的对外宣传展示，已经走出岷江河谷，为世人所知晓并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喜爱和追捧。

松潘县城附近的海拔高度约在2700米左右。当地居民有藏、汉、羌、回等民族。一般而言，汉族与回族居城，藏族与羌族居乡。羌族人口只占松潘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分布在松潘南部的镇江关、小姓沟与双泉一带。镇江关由于位于沿岷江的大道上，因此附近羌族居民大多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在许多离公路较近的村寨中，本土语言已消失殆尽，居民之间只通行汉语。小姓沟北岸各小沟，是热务藏族村寨分布之地。南岸则多为羌族所居，著名的有尔边三寨（大尔边、小尔边、朱耳边）与埃期沟各寨。小姓沟中各村寨居民，特别是埃期与大尔边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浅，受藏文化影响较深。松潘最南端的双泉沟羌族，位置接近茂县杨柳沟与牛尾巴，这几处的羌族在语言、文化上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献中，这一带村寨住民都被称作“生番”或“杨柳番羌”。

地处藏彝走廊核心区域的四川阿坝州茂县，是我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同时也是中国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核心区，是展示中国羌族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重要窗口，拥有神秘的古羌文化。岷江自北向南纵贯茂县全境，境内黑水河、赤不苏河、松坪河分别在大小两河口和叠溪镇汇入岷江，在众多河流的冲刷、切割下形成数个沟壑。沟壑之间就是羌族的聚居地，这些地方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给相互间的文化交流造成一定的困难。但这些被河流割裂、相对独立的小型地理区域却孕育了具有独特个性和内涵的地方文化，造就了羌绣的区域性特色，使羌绣在保持了各自独特古朴之风的同时形成了南北与东西、高山与河谷、村寨与村寨之间的明显差异。这正是羌绣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内含能量。

羌绣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地域化特征与羌族的历史变迁有诸多渊源。羌族历史深厚久远，在远古就有关于羌的传说。上古的“禹”由羌族史学家考证就住在今天四川省的北川县禹穴。古羌族大多居住在今甘青河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动荡，少数羌民被迫南迁来到今天四川省西北的岷江河谷定居。秦汉时期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羌民再一次分化南迁，部分羌人来到四川省的北川县定居，称白马羌，住在岷江河谷地带的羌民称冉駹羌部落。宋仁宗时期，党项羌建立的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部分羌民被迫迁徙到岷江河谷定居，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由此认定今天仅存在四川西北的羌族是在几千年中，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发展而来的，决不是单体部落发展壮大的，是多元部落的融合体。

黑虎乡位于茂县西北部，距县城28公里，岷江从北向南流经其东部边缘，黑虎沟由西而东，横穿乡境，在松溪堡汇入岷江最低海拔1800米，最高海拔4008米。全乡人口2433人，居住于海拔2000—3000米的高半山，99%村民为羌族。辖小河坝村、霭紫关村、耕读白吉村、巴地五坡村。其中，小河坝村鹰嘴河组内碉楼众多，壮观雄伟，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茂县永和沟由北川青片乡西向越过土地岭梁子，便是岷江流域的茂县永和乡。该乡所在的永和沟，是由东往西流入岷江的一条支流。乡政府所在的永和村，是个靠近河坝（河谷台地）的村子。这个村目前包括四个组（寨），其中二组又分为上、下寨（其本土名分别为“瓦达”与“嘎劳”）。永和村各寨中也流传着兄弟故事。据一位二组下寨的老人说：

纳布型服饰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所属小金河流域沿岸，太平桥乡三岔沟内的长胜店、丹扎、纳布村，岳咱乡的可尔金和半扇门乡的阿娘沟等地为主的羌族服饰。这一带的羌族有2500余人，与岷江流域的羌族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据学者调查，其来源有两种：“一是……‘在清乾隆年间镇压大金川时，曾移置杂谷五屯到大、小金川为‘屯练’，九子屯羌族被移置二十户到丹巴下宅垄的丹噶山下。’一种说法是任乃强在《西康图经》著述中的观点.他认为羌族屯兵进入丹巴应是在清嘉庆时。”也就是说，此地羌族是从理县九子屯一带移居而来，在嘉绒藏族地区居住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

四川的富裕离不开古羌人对蜀地的开发，传说中“兴于西羌”的大禹首先治理的是岷江，秦时李冰修筑都江堰时吸取了羌人治水的经验，从此使岷江成为成都平原的母亲河，蜀地也从“水旱从人”而成为“天府之国”。据志书记载，羌人在每年羌历年后的整个冬天便到成都平原做佣工——打井、砌墙等。曾听我母亲说起外婆家那口水井就是羌人打的。饮水思源，羌人对中华的文明史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岷江自北向南纵贯茂县全境。黑水河、赤不苏河、松坪河分别在大小两河口和较场乡汇入岷江；土门河从西向东纵贯土门全区，汇入涪江水系。大大小小的羌族村寨就沿着这些水系分布在两岸的河谷和山区地带。气候具有干燥多风、冬冷夏凉、昼夜温差大、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尤其是河谷与高山的自然条件悬殊非常大。

羌族对其先祖历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迁徙经历无比敬仰，这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其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素，并形成该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羌族每逢重大祭祀活动和人生经历的重要关口（如冠礼、婚礼），均要由族长叙史，释比诵经，祭祀祖先。正如民间流传甚广的《羌戈大战》唱道：“羌人能安居乐业，是前人用血汗来换。凭了祖先的智慧，尔玛人的子孙才有了今天；凭了祖先的勇敢，尔玛人的子孙才居住在岷江两岸。”羌族人民用这种“长歌祭祖”的方式来缅怀先祖，教育子孙。

而在国内，四川的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界，流行着“南彝北羌”之说，意为聚集于川南的彝族与川北的羌族，其刺绣技艺是四川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两座高峰。“南彝北羌”的绣品，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因岷江区域的羌人，自古便与成都平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羌人原始古朴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大量汉族的文化与艺术基因，这使“南彝北羌”之中的羌绣，得以博采众长，底蕴丰富。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前提下，技艺吸纳与创新，绣法融合与继承，这是羌绣与华夏其他民族刺绣工艺品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以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羌族刺绣实物为例，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如今羌绣中最为普遍的技法——挑花刺绣，在这批文物中频频出现。鲜为人知的是，挑花刺绣这种技法，正是羌族妇女吸收了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再发展与创新出来的一种汉羌结合的绣技。

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岷江河谷上游，多居于高山或半高山地带，地形复杂，海拔悬殊，气候多变，是许多名贵药材的天然产地。羌族使用的植物药有冬虫夏草、贝母、羌活、独活、黄芪、天麻、当归等，动物药有熊胆、鹿鸾、麝香、雄黄等名贵中药材。由于疗效好，品种多，产量大，这些药畅销国内外。经调查研究，羌族的中药共有225种，其中植物药204种、动物药17种、矿物药42种。羌族民间对药物采收都有季节性，花一般在春夏采集，根基、种子在秋季采收。四五月收红毛五加、挖冬虫夏草，端午挖贝母，立秋挖羌活、大黄、秦艽等品种。

岷江河谷系高山气候，冬季雨雪结冰时间较长，羌民大部分在室内过冬。羌民安居乐业，又有了充裕的农闲时间，勤劳而又心灵手巧的羌族农家妇女，绝不会空闲于世，她们很可能把美好的大自然、心中的情和爱以及对亲人的寄托游走于针线中，这无疑是羌绣起源的空间条件。

茂县东路岷江东岸永和沟与水磨沟之村寨民众，在过去也大多认为自身是“莫儿”，但“莫儿”的范围也不大。譬如，深处永和沟中之永和、道材主等村寨以及深处水磨沟内的水磨坪诸村寨居民，他们心目中莫儿”大约是指“沟内的人”。两条沟与岷江大道相接的地方，分别是沟口与渭门。沟口与渭门的人，在沟内的“莫儿”看来便是“而”，就是汉族；更不用说，由此以下到茂县县城的人，也都是“而”了。西路的黑虎，与黑水河流域三龙、洼底各村寨与北路牛尾巴、杨柳沟各村寨的人，则被他们称作“费儿”——蛮子。一位永和村老人，回想过去大家相互歧视的情况，说：

古代羌人种类繁多，分布地域很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婚姻形式也不尽一致。生活在今岷江、涪江上游的羌族，母系制延续时间较长。直到近代，入赘婚仍是他们的主要婚姻形式之一。《汶川县志》记载：1912至1949年，“赘婿之风，亦极盛行”。羌族释比的经典也说：“古今婚姻大不同，不同之处说根由，从前羌人男出嫁，男子入赘女子家。”入赘婚本人可以做主。女方系处女，一切仪式都要举行，只是男家不出财礼，女家给男家送礼。入赘者要改名换姓，跟女家同姓，还要给女家写赘约，规定入赘后男子要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羌族刺绣是羌民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于2008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刺绣不仅仅是简单的挑花绣朵，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甚至与巴蜀文明曙光的肇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巴蜀科技史略》一书中称：“中国丝绸的源头在何处？长期以来，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早在4500年前，蜀人就向中原输出先进的养蚕技术，表明蜀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超过商文化。”岷江上游正是桑蚕的摇篮，传说中的蜀山氏为早期来到四川北部的羌人。古蜀三代蜀王为蚕丛、柏灌与鱼凫，其中蚕丛氏、龟凫氏均为羌人中的氐人（居住于低地的羌人）。其氏族初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虞、夏王朝时沿着岷江向南而逐渐迁至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多野蚕，从远古的蜀山氏到蚕丛氏均致力于野蚕的驯化。据古籍记载，野蚕性孤独，蚕丛氏将其集中喂养，改变其生活习性，从蚕蛾交配到蚕卵的收集、保存，再到第二年的孵化饲养和缫丝的完成，要经历无数艰辛才能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世上有成千上万的昆虫，但被人类驯化成功的昆虫仅有两种：一是将野蜂驯化为蜜蜂，二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汉之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称：“蜀之先，名蚕从，教民蚕桑。”《仙传拾遗》记载“蚕丛氏……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蚕丛氏继承蜀山氏，在蜀山建国称王，其氏族名称亦为“蜀”，虽然南迁至成都平原，但仍以“蜀”为国名。“蜀”是蚕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称：“蜀，葵中蚕也。”蚕丛氏因蚕丝的贡献而受到蜀人的崇敬与爱戴，蜀人尊其为“蚕神”，为之立祠，还尊其为“青衣神”。可见，早期来到四川西北部的古羌人，他们与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松潘、茂县及都江堰均留有因蚕和蚕丛氏而得名的蚕陵、蚕崖石、蚕崖关等古地名。被尊为“蚕神”的蚕丛氏传说就葬于茂县的叠溪，汉代曾在此设置蚕陵县。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近3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当时的蜀王形象，所着四件套服装均绣有龙纹、鱼纹和鸟纹。据专家分析，这是采用锁针绣和辫子股绣刺绣出的纹样，是3200多年前蜀中绣品的真实写照。

樊梨花的故事，流传在松潘、镇江关到茂县太平、较场一带。过去这一带的杨柳羌、牛尾巴羌、大姓小姓羌等等，都是以“好作乱”著名的“番羌”。明清时期，朝廷在此建立许多军堡，以维护由汶川到松潘之间岷江交通主线的畅通。因此，大道沿线成为汉化较深的羌族地区。只有深入沟中的羌寨还流行“乡谈话”，其他地方“羌族”说的都是汉话。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说，樊梨花是古代羌族头人，这儿的羌族人是樊梨花的后代。他们说，镇江关就是樊江关或寒江关；较场是樊梨花当年练兵、校兵的地方。当地一个突起的土台，本地人称作“点将台”，被认为是樊梨花受封为将的地方。这些记忆，显然是从汉人通俗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中得来。《薛丁山征西》的主要内容是：唐代西番哈迷国造反，由薛仁贵率领的唐军推进到“寒江关”时受阻于番兵。后来寒江关守将之女樊梨花，爱上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并表示希望与之成婚，而薛丁山却几度反悔赖婚。最后由于军情紧急，在皇帝派遣的大臣调解下，两人尽释前嫌，缔结连理。于是，幸赖武艺高强的樊梨花之助，唐军终于击败西番。

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春秋两季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参加农业活动。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事由女子担任。一般来说，村寨居民的农业传统倾向于种植多样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麦（玉蜀黍）、斧豆、洋芋、燕麦、青裸、豌豆、洋根以及蔬菜类的白菜、萝卜、油菜、甜菜、莴苣、菠菜、青菜、葱子等等。由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有差异，照顾方法也不同，因此村寨中的妇女几乎终年都在田中忙碌。近年来，花椒、苹果、梨、李、桃、大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为羌族地区带来不少财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较便利的村寨民众，都将日晒较好的田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特别是已成为当地特产的花椒与苹果。然而，几乎所有种花椒、苹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种植许多粮食与蔬菜作物，很少人成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许多年轻一辈的人，已不满足于这种农业传统。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抱怨他们的母亲在这方面的“顽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多拨一些田出来，种市场价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尤其如此。

春秋战国时，以河湟为中心的羌人部落的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农牧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古羌人向外扩张，然向东受阻于强秦，只得向西北及西南扩展。古羌人在青藏高原发育成熟，并取得相当成就和势力后继续向外扩张，其分布遍及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区域。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西北羌人南迁，是因秦强所迫，受挫而撤。受挫的影响甚大，但古羌人绝不是最早进人西南地区的开拓者，因当地早有其他部族居住。古羌人经过一段时间迁徙，先后到达岷江上游等地；至迟在西汉时，古羌人已由西北南下到岷江地区。

北川羌族，尤其是北川新旧县城曲山、治城的羌族，特别热衷于以“大禹”来强调他们的羌族认同。目前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流域，唯独北川羌族在湔江流域。这个族群分布的地理边缘位置，加上深度汉化造成本土语言、文化尽失，使得北川羌族时时觉得自身远离本民族“核心”。因此，“大禹故里之争”不只是为了争取观光资源与文化建设经费而已，更重要的是争取本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北川在这场关于“过去”的战争中之所以得胜，以及这有关大禹故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相当清楚的。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出版支持北川为大禹故里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等。我并非以此指责北川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近现代许多“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知这并非是北川羌族的专擅，而是在国族主义或某种本土认同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羌族多声部民歌分布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黑水县和茂县三县的交界之处，该地呈三角地带。岷江、黑水河、热雾河把该地区隔断在崇山峻岭之中，宛如孤。。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得羌族多声部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了1000多年。从具体行政区域上来看，羌族多声部这种原生态的音乐形式主要存在于松潘县小姓乡，因此，羌族多声部民歌又称“小姓多声部民歌”。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羌族多声部流传至今仍保存原汁原味的独特风貌，有学者将其形容为“文化孤岛”。在这个“文化孤岛”内，羌族多声部民歌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曾有一些音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多声部音乐形式。1984年，松潘县文化馆郑三宝先生首次在小姓乡采录了两首多声部羌族民歌，请四川省音乐家协会民歌专家任渝等人鉴定，得到了认同，并引起中国音乐界的关注。1986年，中央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一行专程到松潘县小姓乡大耳边寨考察，从而否定了19世纪80年代一些音乐界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多声部的说法（后来证实大部分古羌后裔民族都保存有多声部民歌）。2006年，由泽旺仁青和格洛扎西两位羌族小伙所组成的“毕曼组合”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一举获得铜奖，羌族多声部因此引起了社会更多的关注。

往松潘、九寨沟的公路沿着岷江主流北去，途经汶川、茂县一带，路两旁所见皆为已开发的山田，或只是光秃秃的荒山，林木绝少。离开沿岷江的主要公路往各支流去，仍然看不见大片的森林。只有深入山沟之中，或攀上高山背面，才有大片的林木。这是近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过度砍伐的结果。理县、黑水、松潘等地原来更以森林资源丰富著称，但近年来森林覆盖区也在急速减缩之中。自1998年以来，中国在岷江上游实施“退耕还林”，森林砍伐已全面禁止。

汶川县有汉族、羌族、藏族与回族。据1985年的人口统计，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1.88%，羌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6.18%，藏族约占11%，回族仅占0.8%。目前羌族人口可能已占汶川总人口的40%。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19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地方干部与公职人员由少数民族担任，使得汶川俨然成为以羌族为主体的地方。事实上，羌族主要分布在县北，岷江、杂谷脑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龙溪、克枯、雁门、绵篪等地，是汶川羌族村寨的主要分布地。这些地区的羌族，更因为长久以来接近汉人地区，受汉文化影响相当深。目前绝大部分岷江东岸的村寨居民，已普遍将汉语当作母语，本土语言消失殆尽。

茂县西路黑水河流域岷江之西的支流黑水河，在中、下游的维城到沙坝间有许多支流山沟，各个沟中都有一群群的寨子。这儿许多老一辈村民都说，从前“尔昧”（或类似发音）指本沟各寨的人。沿河以上各沟各寨的人都是“赤部”或“识别”，沿河以下各沟各寨的人都是“而”，“而”则是汉人。由于每一区域的人群都认为只有本地人是“尔昧”，因此自称“尔昧”而称下游三龙人为“而”的洼底人，在自称“尔昧”的三龙人眼里则是“赤部”，在同样自称“尔昧”的上游曲谷人眼中则是“而”。这就是他们现在常笑谈的，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概况。一位茂县三龙沟的老人，回忆过去的情形，说：

以「羌人」或「羌民」的范畴来说，Torrance心目中的羌民广泛分布在松潘至灌县之北的汶川县，部分更远至甘肃南部（1920：15）。相较而言，Graham心目中的「羌人」或「羌民」范围小了很多：约在叠溪以南，索桥以北（1958：3）。而且，他们的调查研究似乎都期望在岷江西岸深山村寨中找寻「典型的」羌民文化，而有意忽略他们认为已汉化的岷江东岸各沟（山谷）中的村寨。在三十年代初，有些中国调查者也认为岷江右岸地带都是汉人居住区。在另一方面，《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则似乎放弃了以服饰等文化特征来界定羌人，而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别无他途可准，因其他文化现象均与内地相若，即有不同亦其枝节耳」（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3：25）。因此他们还是在努力「典范化」一些人群，只是重点由文化转移为语言。

岷江和涪江上游的羌族几乎都有自己祖传的小房名。这些小房名逐渐演化成今日羌族的姓氏。如毛耳志、何必志、何我勺、罗志保等小房名（见理县龙溪寨的《火魂碑》及《回龙寺钟铭》),后来就逐渐用它们的第一字（或音）改成相应的汉姓毛、何、罗等。这种情况在汉代即已开始，以后历朝的羌族人中都有这样用自己的小房名的第一个字改成汉姓的。历史上还有立过战功的羌人被封建王朝或官员赐予汉姓的。羌族支系繁多，改姓的时代也大多不可考，因此，羌族的姓氏并不像汉族那样有明确的可以稽查的谱系和辈分。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此种村寨聚落。岷江流经松潘的镇江关时，一条支流热务河从西方汇入。这条支流所流经的沟，前段称作小姓沟，后段为红土区或称热务沟。小姓沟中又有几条支流汇入热务河，其中一条是埃溪。埃溪所流经的沟，称埃溪沟或埃期沟。这条小沟中只有一个村，埃期村。村中有三个寨子，分别称为一组、二组、三组。有些较深长的沟中，村寨结构就复杂多了。如茂县的黑虎沟，目前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二根米”、二大队“蔼紫关”、三大队“耕读百吉”、四大队“爬地五坡”。在当地人观念中，一大队又分为“二根米”与“鹰嘴河台”，与其他几个大队共称“黑虎五族”。每一大队中又分几个小队，每一小队中又包括几个寨子。如，二大队“蔼紫关”分为三个小队，其中的二小队中又有王氏寨、白石寨、和尚村、上村、板凳寨等等。在后面我将进一步说明，在这样的村寨结构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相关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体系。

羌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创拼音文字。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语支。说羌语的羌族居民，有自称“尔玛”的传统。羌族在历史上不间断的迁徙生活，使众多部落中丰富的语汇难以得到统一和完善，于是出现了如下特殊的语言现象：同在岷江河谷但大区域内语音大差异，小区域内语音小差异，即使同住一座山，高处半山腰的羌族居民与河坝上的羌族居民的语言在语音上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既反映出羌语在本民族语言交流中的某些语言障碍，也反映出历史给这个民族带来的丰富的语言地区特色。

语言在羌族地区最常听见的共同语言是一种汉语川西方言——他们称之为“汉话”。另外有一种本土语言，本地人称为“乡谈话”。由于各地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乡谈话”只能通行于很小范围的人群内——通常是一条沟之中。西路与北路各沟、各村寨的羌族，许多人都能说乡谈话与汉话。岷江东路各村寨羌族，几乎都只能说汉话。北川地区大部分的羌族，在他们祖父那一代说的便都是汉话了。目前只在青片上五寨地区，有少部分老人还记得一些本地土语单词。住在城镇中的羌族，一般都说汉话；知识分子还能说普通话。有些村寨中说的乡谈话，还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只有离公路较远的深沟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说乡谈话的地区。

顺着岷江沿213国道南行1.5公里，隔江即是杨柳村。杨柳村全村共72户、357人，全部为羌族。杨柳村主要种植玉米、白菜、卷心白、辣椒、土豆等作物，普遍饲养少量的牛、羊、猪等家畜，除了蔬菜大量出售外，其余多为自用。杨柳村村民开展多种副业，如帮工、跑运输、开店、挖药材等等，但贫富差距不大，人均年收入约为1000-2000元。实际上，杨柳村包括了两个自然村：位于半山处的杨柳村和位于河谷边的羌阳村。羌阳村是由最早搬迁下山的部分杨柳村村民形成，在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与杨柳村有着紧密的联系。地震之后，杨柳村将全体搬迁到河谷地带重建新村，与羌阳村毗邻相连，更与一村无异。

1930-1940年代，有些学者与团体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进行各种学术考察。其中，美籍学者葛维汉对此地区人群作了较深入的民族学研究。由他的著作看来，当时他心目中羌民的分布，是由今茂县叠溪到汶川之索桥，主要是在岷江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这个“羌民”分布范畴，与当今羌族分布相比，它并未将茂县叠溪以北地区与松潘东南的村寨人群包含在内，也未包含北川地区之羌族。再者，葛维汉似乎也没有将黑水河流域的村寨人群视为羌民。事实上，葛维汉虽认定“羌”是一个民族，但他注意到在语言、文化上羌民深受汉人的影响，因此他指出，羌民是一个逐渐被汉人吸纳的民族。即便如此，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只是岷江与杂谷脑河流域较汉化的人群而已。

白石崇拜在羌族民间有多种传说，一说在远古时作为游牧民族的部分羌人在迁往岷江上游时，为了免于迷路，在经过的每个山头或岔道口的最高处都放一块白石作为路标，白石因而成了指路石。另一种传说来自羌族神话《蒙格西送火》中的故事：“在远古的时候，世界十分寒冷。人间的女首领阿勿巴吉和火神蒙格西的孩子叫‘热比娃’，受父母的委托到天上取火，历经磨难终于将神火藏在两块白石里带到人间，两块白石相撞，发出星星火花引燃谷草，燃起了人间第一堆火。”神话中，羌族祖先热比娃将火种藏于白石之中，世上从此有了火，白石成为神的代表，从这个神话中可以一窥羌人在原始时代取火的情景。至今，在偏远地区的羌寨仍然保留着用火镰打击白石取火的方法，所以羌族中也流传着一句“松潘的火镰一擦一燃”的谚语。然而，关于白石崇拜最主要的一种传说是在羌族民间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诗《羌戈大战》。史诗讲述了羌人祖先在迁徙到岷江流域时，遇到凶残的戈基人，不能取胜，后在天神的帮助下，于梦中获得神人的启示，并以白石为武器最终战胜了戈基人。因此，羌人为报答这位神人，但又苦于不知其形象，便以白石为代表而世代祭献白石，并尊白石为神灵，称白石为“俄鲁比”。

羌笛是羌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民间乐器。羌语称其为“其篥”、“士布里”或是“帮”。“据说这种乐器系秦汉游牧在西北高原的古羌族发明的一种吹奏乐器，故名‘羌笛’。”现在，羌笛主要流行于岷江和涪江上游一带的羌族聚居地。羌笛起源于何时，现尚无定论。据《风俗通》记载：“汉武帝时丘仲作笛，其后又有羌笛。”由此可见，羌笛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关于羌笛的来源，根据历史传说，古羌族在放牧时，因恼恨老鹰叼羊，在捉住老鹰后，便以鹰骨制成笛子，后经历演变流传至今。又有一说，游牧于西北的古羌族以兽、鸟肉食为生，在吃肉吸髓时，无意发现骨头管子能发出好听的声音，遂用羊腿骨或鸟腿骨为原料发明了原始的骨质笛子，后西北羌族进人川陕地区后，普遍运用当地所产之竹以制笛，不断改良演变为如今的羌笛。

汶川龙溪沟属岷江西岸的杂谷脑河流域，与黑水河流域的三龙沟只隔着一座大山。龙溪沟端公唱《阿补齐雅》，经文中所请的各地盘神与寨神，只是在龙溪沟23寨范围之内。另外，他们唱《苦巴米亚》请铁神的经文中，运铁、分铁的路线及范围，则沿岷江由松潘到成都，然后转回头，运送到龙溪沟、三龙沟各村寨。“铁”在此代表一种外来文明，分铁的地域与人群范围，也就是在此地可分享此文明的地域人群范围。此“文明”由成都、郫县、灌县一路传来，分散到与前述汶川县雁门之端公“请神”范围相类似的地域人群中；只是龙溪沟村寨居民，把邻近黑水河的三龙沟也涵括在此地域人群内。同样地，北川不在此送铁、分铁范围内。三龙沟以上的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也不在分享此“文明”的区域人群之内。

以上这些“羌”的范围，先由黑水河上游一路数下来，包括了今日部分黑水县东部的黑水藏族，赤不苏至沙坝的羌族，松坪沟、黑虎沟等地羌族，以上都是居于岷江河西的村寨人群。再则，北方由茂县太平而下，直到汶川，这是沿岷江河主流的一些羌族村寨。最后，九枯六里羌到干溪通化羌，都是指杂谷脑河流域的村寨人群。以此范围来看，这得胜的“我族”几乎包括了所有今日说“羌语”的地区。包括部分目前“说羌语的黑水藏族”，然而北川地区村寨人群未包含在内。这个“我族”范围，又与1950年代初民族调查所知的“羌族”范围大致雷同。这项由西南民族学院调查所得的“羌族”范围，与现在的羌族范围相比，少了北川羌族，却多了黑水县东部的村寨人群。上述经文中提及的“高羊平羌”，应是指1940-1950年代黑水最大土司头人高阳平所管的各沟人群，这也证明这个叙事基本上延续或保留1950年代左右的社会记忆。无论如何，在这版本故事中的“英雄”，是与魔兵作战的“九兄弟”或是天神，“英雄征程”的叙事并不明显。

在另一种经文《必格纽》中，雁门的端公先唱天神木比帮助“羌人”打败戈人，而后“羌人”迁居各地安居的经过。为了谢天神，经文颂道，“乐善寨首”往南去买猪敬神。在经文中，他沿岷江而下，经雁门、威州、绵篪、娘子岭（映秀）、灌县、郫县、成都等地，这些地方的“寨首”都请他代为买猪。最后他向成都寨主“珍美基”买得了猪。经文中所称的“寨首”或“寨主”，事实上便是各地的地盘神。现在我们已不容易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寨神便是它本土的寨神，有多少只是雁门端公的想像与创造。然而至少各方受邀神祇或沿途“寨首”的地理分布代表这些有知识的端公心目中与自身较亲近的人群范围，或代表他们心目中一层层地理远近、关系亲疏不同的外在世界。显然，这样有远近、亲疏关系的人群是沿岷江河分布的，这也就是一层层汉化程度不同的人群。经文《必格纽》中提到的“冉駹府”与“汶山郡”，显示出创作这经文的端公具有一些汉文古籍中的知识。“往成都去买猪敬神”，也隐喻着这些端公们在文化与族群认同上，特别注意“我族”与南方的或汉文化世界间的关系。

传统的华夏与非华夏间的区分，经常是变动的、主观的与模糊的。以当今北川地区羌族来说，在明代中期经常因叛寇受征剿的青片、白草等番，到了明末清初纷纷改姓易俗，纳粮为编户。清代道光年编的《石泉县志》，描述青片、白草等番之地：「两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吏斯土者随时训迪之，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到了民国时期，在当地民众的记忆中当时谁是「蛮子」是可争辩的。每一地区村寨居民都说本地是汉人村寨，却认为上游都是「蛮子」村寨。或者在同一村寨中各家族都认为本身是纯汉，其它家族则可能混着「蛮子」血统。在前面我也曾提及，在过去茂县岷江支流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人群都认为本地人（本村寨与邻近村寨）为「尔玛」，上游的村寨人群都是「赤部」（会偷、抢的野蛮人），下游各村寨的人都是「而」（狡滑的汉人）。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汉与非汉的边缘都是模糊的。

马尔康与成都，这两个对许多羌族而言的邻近异地城市，分别代表他们心目中两个异文化空间一一马尔康代表嘉绒藏族，成都代表汉人，羌族则居于两者之间。羌族同时也居于松潘与灌县之间。但相反地，不同地区的羌族分别对这两个城市有亲近感。对于北路羌族而言，松潘是藏、羌不分你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家都是质朴的少数民族。对许多南部羌族而言，灌县则是古羌文化（或大禹文化）分布的重要据点，他们甚至认为，灌县过去是羌族的地方。在地理空间上，马尔康与羌族地区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而成都也远在灌县往南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松潘与灌县则与羌族地区同在一条沿岷江的交通干道上。自然，后二者与羌族地区在地理交通上较密切。但羌族对此四个城市之爱憎，反映的也是羌族认同的特质，以及此认同下一种文化或认同上的空间距离。

“端公”是对汉族道教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专事跳神弄鬼的巫婆神汉的称谓，但从其社会功能上来讲又有别于道教。道教的起源与羌族释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载，春秋战国时期，岷山山脉、岷江流域一带羌族著名的祭祀总坛（场所）设在今大邑县鹤鸣山（各羌区还有各自的分坛）。每年八月十五，川西北各地羌族释比齐聚盛大的祭祀活动，《后汉书》称：“其地，好巫鬼禁盛行。”东汉时期一位名叫张陵的人，传为汉留后，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顺帝（126—144年）来到川西大邑县鹤鸣山，加入羌族释比宗教集团中的祭祀活动。据芦山县志载，张道陵到鹤鸣山后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遂解使鬼法。他不但学会羌族释比的修炼及药物治疗的方法，还学到了法术，“得咒鬼之术书，遂解使鬼法”，即为引意张道陵从羌族释比处得道后，着手创建道，五斗米道即为张道陵所创。该道尊老子为教主，《五千文》（即《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何为“五斗米”，初创时要求信道者和求医治病者须交五斗米，故得此名。据现存芦山县国家重点文物汉碑《樊敏碑》：“季世不详，米巫凶虐，续蠢青羌……谄附者众。”由于时青城山一带“米巫”（即五斗米道）盛行，致使许多人纷纷加入该教。最后道教被各大门派带到北方，对道教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改革后的道教涉及理、药物、冶炼等，并著有大量经文。一部分信徒始终遵循原始道教的规矩，装神弄鬼，替人驱邪消灾进行迷信活动，他们不修经，没有固定庙宇、道观，这部分人俗称端公。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人和现象被取缔即行消失。从前面介绍的羌族释比和上面的端公可以看出羌族释比和汉族端公之间的社会功能有着天壤之事的职业是有本质差别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蜀江即成都的锦江，泛指川江，川江亦岷江。岷江是川蜀的母亲河，蜀文化的发源地。锦江是岷江分流出来的支流，绕成都而过。历来蜀锦织成以后，要在成都南河的江流中去濯洗。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经史学家谯周在《益州志》记述：“织锦即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东晋的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经济的繁华与织锦业的发达：“闤闠之里，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经江水濯洗以后的织成锦，更加花明色亮，鲜艳动人。蜀锦艺人用来濯锦的蜀江，被人们称为“濯锦江”、“锦江”。唐诗中提到“锦城”、“锦官城”、“锦江”、“蜀江”或“濯锦江”的名句名篇很多，如李白的“濯江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元稹的“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刘禹锡的“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江水濯来云雁活”，“波中濯锦散鸥群”。

蜀江即成都的锦江，泛指川江，川江亦岷江。岷江是川蜀的母亲河，蜀文化的发源地。锦江是岷江分流出来的支流，绕成都而过。历来蜀锦织成以后，要在成都南河的江流中去濯洗。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经史学家谯周在《益州志》记述：“织锦即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东晋的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经济的繁华与织锦业的发达：“闤闠之里，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经江水濯洗以后的织成锦，更加花明色亮，鲜艳动人。蜀锦艺人用来濯锦的蜀江，被人们称为“濯锦江”、“锦江”。唐诗中提到“锦城”、“锦官城”、“锦江”、“蜀江”或“濯锦江”的名句名篇很多，如李白的“濯江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元稹的“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刘禹锡的“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江水濯来云雁活”，“波中濯锦散鸥群”。

端公对“外界”的知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周遭诸寨神、山神的认识。他们在作法事时，常需演唱经文，将附近各寨、各沟、各地的寨神或山神都请来受祀。端公之外的村寨长者，也经常在主持祭典时唱“开坛词”，但他们请神的范围，一般只围绕在本寨、本沟附近。相较而言，端公请神的范围要远得多。这个受邀神明的分布范围，可说是他们心目中较亲近的或有往来互动的人群地域；邀请“他方”神明，也表示知道并尊重各方人群的资源与势力范围。我们以汶川县雁门乡端公的口述经文《息》与《蔑》来看，受邀的各地寨神、山神，主要密集分布在北到茂县之凤仪（今茂县县城附近），南到汶川绵篪的岷江主道之间。此外几个零星的神祇居于北方的松潘，西方的理县薛城、通化与茂县东方的土门。这个受邀诸神分布之核心区（由茂县凤仪到汶川绵篪），事实上便是当今较汉化羌族的分布区。受邀诸神分布之外围边缘，松潘、通化与绵篪，大致也是当今羌族分布的北方、西方与南方极限。此请神的空间范围，表现了这些端公心目中一个熟悉世界的范围或者“我族”分布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松潘，西方的通化、薛城与南方的绵篪，都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中原驻军关隘重镇所在；松潘、薛城的西方与北方，都是所谓“生番”之地，绵篪以南则是“汉地”。因此，在《息》与《蔑》之中，端公请神到这些地方为止，也表露端公心目中这个较熟悉的、在某种秩序中的人群特质，汉人文化与政治权力所维系的政治文化秩序，毫无疑问是这个地域人群的特质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汉人”。因此，他们心目中完整的汉区（如东面的北川，与绵篪以南）以及汉化影响较浅的地区人群（如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人群），都被排除在此一人群范围之外。

羌笛制作关键是选料，竹料的好坏直接影响羌笛的品质。并不是什么竹子都可以做羌笛，做羌笛的竹料只能用秋季的高山油竹，也就是熊猫吃的那种箭竹。只有在深秋，竹的生长几乎是“冬眠”状态，其质地最合适做羌笛。此外，要到岷江流域的山里去，才能找到适合做羌笛的高山箭竹。它们通常都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而且必须是在阳坡上的黄竹子，因为这种竹韧性好、水分少、竹筋不易断裂，而其他地方的箭竹皮厚、管扁、内空不规则，不利发声。

羌族地区气候温和，冬春干旱，夏秋降雨充足，日照时间较长，昼夜温差大，气温垂直差异显著。在岷江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11一14摄氏度。湔江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13.9—15.7摄氏度。灾害性天气有干旱、冰雹、霜冻等。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文化融合不断加速的世界背景下，任何民族文化都难以独善其身，服饰文化融合和改进也在所难免，加之羌族自身的弱小和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的限制，这种演进和改变的进度较之其他强势民族当然要快许多。在无可奈何之中看见那么多火烫画一般的服饰符号渐行渐远，甚至于悄然消失，心灵的怅然若失难以言表，忧伤是自然的，悲恸也不为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给这个多灾多难却依然不屈不挠的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龙门山系的羌族如汶川、茂县、理县、北川等聚居县均为极重灾县，遇难同胞逾三万。本就弱小的民族再次在巨灾中削弱。羌族和羌族文化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在这个痛苦而生死的时刻，一大批文化精英痛彻肺腑地发出了“羌去何处”的民族叩问，积极地行走在那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抢救那些伤痕累累和奄奄一息的羌文化。与此同时，国家也在这紧急危亡关头，果断地划定羌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一大批抢救、保护和传承工程，随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我国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工程的开展，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羌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和编辑也便一道在岷山深处、岷江流域情深意切地展开了。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絹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