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题材。东汉侍中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博学多才，妙解音律，战乱中为匈奴所掳，与匈主左贤王成婚，生下二子。十二年后，汉武帝曹操遣使以金璧赎之归。文姬行前与二子告别，并哭拜于昭君墓前，其情其景，悲怆感人。

文姬名琰，东汉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识，妙解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公元一九四——一九五）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蔡邕友善，痛邕无嗣，乃遣使以金璧赎之回，归作《胡笳十八拍》以申悲怀。后重嫁屯田都尉董祀。此图写杂木荒林，沙漠穹庐，文姬于马上泣别子女与左贤王，将随使者南归之情景。画面雁阵横空，漠漠凄凉之气氛，更增添了蔡琰生不逢时的沉重心情。

传统题材。汉元帝宫女王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元帝常按图召幸后宫诸女，宫女皆贿画工以求中选。独昭君自恃貌美，不予贿赂，画工乃丑其貌。元帝为与匈奴结好，以嫱赐之，嫱入朝辞别，光彩照人，左右动容，始知嫱竟乃后宫之冠。帝悔恨不已，查明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问斩。昭君出塞至匈奴，与呼韩邪单于成婚，号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子复株絫若鞮单于立，复妻之。昭君卒，葬匈奴，晋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妃。

从较晚期的东胡饰牌看，其双牛、双驼、双马、双鹿、鹿、熊的图形和几何纹饰等都明显受到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而类似匈奴的艺术风格。东胡出土的铜器数量很大，品种很多，其装饰图案极为丰富，其中蛇纹最常见。“双头蛇铜饰件”、“双蛇衡蛙铜饰件”等蛇纹装饰都有蛇崇拜的神圣含义。还有“鹰虎博斗”、“大鹰展翅”、“三马拉篷车”、“阴阳短剑”、“十牛八马短剑”、“四羊头饰”等，都是非常著名的铜器，图案独特，制作精美。

匈奴时代对宇宙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的抒发和强烈的感慨，常以别出心裁和出人意料的画面，表达作者对宇宙时空、对自然的特殊感受和理解，能将从多角度观察到的几组物体的特征作综合表现。他们又能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体与事件组合在同一画面，表现事物的多层次、多角度与多瞬间。这在以后的民间美术中是常见的。

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西羌数十万人反，和匈奴相应合，匈奴入五原（今河套），西羌围枹罕（今临夏）。翌年，武帝命将军李息讨羌，把羌人到青海和盐池，逼他们让出了湟水流域，汉朝就在那里立了许多县，隶属于陇西郡；又置護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又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依今日的区域来说，这一个新立的金城郡的疆域应当东自榆中，西至湟源，南至夏河，北抵永登。湟水流域水草丰美，既宜于畜牧，又适于耕田，羌人虽一时离开，终究念念不忘。到宣帝时，派义渠安国巡行诸羌，先零羌的酋长向他请求，可否渡过湟水，到汉人没有种田的地方去畜牧。安国刚把这件事情奏闻朝廷，羌人就强渡湟水，官吏禁止不住。元康三年（前六三），先零羌又会合了诸种羌的酋长二百余人，解仇结盟，交换人质。这是有一个大举动的先兆，宣帝听得了，问老将赵充国；充国对道：

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蔡文姬为陈留郡国人，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其父获罪死于狱中；文姬流落南匈奴，在胡中12年。后因曹操怜惜故人蔡邕，『痛其无嗣』，乃遣使者将文姬赎回，重嫁给陈留人。文姬归汉后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保存作出了贡献。

蔡文姬名琰，东汉末年著名女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的女儿。她博学有辩才，善诗赋，妙解音律。初嫁于卫仲道，后因丈夫亡故而回到娘家。董卓乱京，蔡琰为董卓部将所掳，之后辗转流落至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育两个儿子，饱尝流落异族以及异俗生活之苦。十二年后，曹操平定北方，因感念蔡邕无后，派遣使臣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此图中描绘的正是蔡文姬与儿子诀别时的一幕，令人动容。文姬归汉后，再嫁给董祀，因感怀身世，先后写下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

“十六国”时期，西北甘、青地区先后有前凉、后凉、西秦、南凉、北凉等政权，战争频繁，兵连祸结，使该地区的羌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都过着动乱不安的痛苦生活。随后鲜卑族拓跋氏结束了“十六国”的纷争局面，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民生得到暂时的休养，经济得以发展。但是北魏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残酷的法律以镇压人民：“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无论少长皆斩。”不仅如此，刑法条文不断增加，大辟（砍头）140条，后增至235条。而且赋税征收数额不断增加，致使民众怨声载道。北魏时期，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盖吴领导的十万人起义和莫折氏父子领导的羌汉人民大起义。这场持续了五年多的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北魏王朝的统治，羌、氐、匈奴、汉在共同的斗争中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西晋末年，原先在汉末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先后起兵反晋，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和巴蜀建立割据政权，计有16个国家，史称“十六国”。其中羌人豪酋姚苌建立了后秦。姚氏先人属汉代烧当羌，世为羌人首领。姚苌之父曾告诫诸子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晋书·载记十六》）姚氏建立后秦国后，视儒家思想为正统。这不仅体现了后秦国的治国理念，也表明汉文化对姚氏的影响。建初九年（公元393年），姚苌死，子姚兴继位。姚兴时期是后秦国颇有作为的时期：招抚流民，抑制羌、汉豪强；境内平民凡因饥荒沦为奴隶的，一律赦免为良人；俭省法令；谨慎断狱；设律学于长安；奖励清廉官吏，严惩贪污；设置学官，考试优劣，随才擢拔；信奉佛教，在长安重新考校翻译佛教经典300余卷。姚兴晚年，诸子争位，内部矛盾尖锐。姚兴死后，姚泓继位。此时相继发生羌民和匈奴的叛乱以及统治集团的内讧。随后晋军攻破长安，姚泓被杀，后秦灭亡。后秦传国31年。

公元3世纪初叶，东汉王朝崩溃，形成魏、蜀、吴鼎立的局面，长期战争，生产破坏，人口锐减。为了增加兵源和劳动力，三国的统治者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周边的少数民族，羌人首先成为争夺的对象。北方魏、晋的统治者招引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内迁，与汉人杂居。曹操的军队中有匈奴、乌桓、氐、羌等人。魏、蜀战争中双方都尽力争夺羌人。在云贵地区，吴蜀也展开对少数民族的争夺，结果使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与汉人杂处。到了西晋时期（公元265—317年），羌人几乎遍布关中一带。由于持"胡人猥多”观点的人具有相当的势力，便提出“宜先为其防”（《晋书·北狄匈奴传》）的观点。此时，各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所谓五胡，只就五个大种而言，其实还有些小种，又有本是汉人所建之国而并算在十六国内的。这五个大种是匈奴、羯、鲜卑、氐、羌。鲜卑占地最大，自北匈奴入欧洲，南匈奴内迁之后，匈奴原地都为鲜卑所有。依照现今史学界的分类，匈奴是突厥种，鲜卑是东胡种，这里可以不提。羯种，据《晋书》云：

“沙阴”即流沙，，亦即居延海。“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淖尔。“长阬”即长城之窟，城中的夹道。“穷水塞”是张掖北的穷石山，一名兰门山。“属国”，是张掖属国。这是说匈奴遣使到羌中，是由今甘肃的居延海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淖尔，回经长城，由穷石山转归原地。那时河西四郡早开，而羌与胡仍可交通，想见隔绝两族的不易。在赵充国这一段话里，可知羌人占地虽大，但政治组织太不健全，不但全族似一盘散沙，而且常常自相攻击，所以汉人无须惧怕他们。只是匈奴常要和羌人结成联合战线，共图进取，在匈奴的领导之下，羌人却成了汉朝的大患，所以汉朝仍非制伏他们不可。制伏的方法，除了严格地隔断他们和匈奴的交通之外，还要在羌人的肥沃之地设立郡县，加强统制。所以赵充国要罢骑兵万人，留湟中屯田，作长期的监视了。

这说的是氐、羌。在魏武帝时，讨平叛氐，为了氐地近蜀，怕他们为刘先主所用，就把他们从武都迁到陕西中部，那里正是泾、渭流域，上上的好地方，让他们坐大了起来。江统以为应当把陕(冯翊、新平）甘（北地、安定）境内的羌人迁回青海，把陕西境内的氐人迁回武都，这样可以免去将来的许多危险。但那时正值贾后之乱，接上八王之乱，朝廷上哪里顾得到这些事。到惠帝永兴元年（公元三〇四），离江统作论还未满十年，居今山西离石的南匈奴单于刘渊就自立为汉王，继称皇帝，国号汉，从此各地的异族纷纷称王称帝，演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乱了一百三十六年方才平息，生灵的涂炭竟至不可数计。

南籍端水上游今名疏勒河，下游名布隆吉河；入于冥泽，今哈拉湖。这水的发源地离开呼蚕水不远。和上条合看，知道汉代人唤这一带为“南羌中”，表示它离开北面所设的郡县较远，所以加上一个“南”字。汉代所立的河西四郡，武威为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为故匈奴昆邪王地，都是平原美草，比较适于居住的地方；至于南面的山岳地带则留给羌人，匈奴是这样，汉朝也这样。

汉武帝天汉（公元前100-前97年）初，苏武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单于逼降，苏武不屈。图中枯木寒林，四野空旷，苏武持节苦不胜寒，身旁唯有青、白二羊相伴，描绘了其不畏强暴，留匈奴十九年的持节情操。

取材于明杂剧《昭君出塞》，是昆、京、川等剧种的传统剧目。剧情梗槪为：汉代王嫱字昭君，元帝宫人。因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故被画成丑妇，致元帝未加召幸。昭君弹琵琶自伤，为帝发现’立为明妃。帝欲斩毛延寿，毛逃往匈奴，献昭君像，匈奴单于发兵索讨昭君，元帝被迫送昭君出塞，和番息兵。

其五是大月氏、小月氏。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自为匈奴所破，西迁到大夏。其一部分留在张掖、酒泉地方的，进入南山地区后依了羌人共为婚姻。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他们来降，和汉人杂居，号为“义从胡”。月氏原住的地方极近羌人，后来小月氏更与羌人无别，自可列在羌戎里。可是这里既称他们为“义从胡”，分明在汉人的眼光里，他们近于胡而不近于羌，近年外国学者的研究或以大月氏为突厥族，或以为蒙古族，或以为西藏族，或以为伊兰族，或以为日尔曼族的格特人（Geth），或哥特人（Goth），尚没有到决定的阶段。为了减少些错误，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也就不放进去了。

其二是鬼方。甲骨文中，西方诸国有羌方、鬼方、土方、 方：羌方在西，鬼、 在西北；土在正北。鬼方又见于《诗》、《易》及金文，殷高宗伐之三年乃克，无疑是一个大国。近百年来，东西洋历史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每分配边疆各族到几个大族里去，这当然是该做的工作；可是为了材料的稀少，许多问题没法论定。例如匈奴，有人放在突厥族，有人放在蒙古族，而以突厥为多，可是没有人放在西藏族的。荤粥、獯鬻和玁狁的字音和匈奴极相像，当然跟匈奴可以归在一类。鬼方和混夷亦复如是。“鬼”之为“混”，音韵上是阴阳对转。“混”与“荤”、“獯”非独同部，亦是同母，所以王国维《鬼方昆夷玀狁考》说这些名词都是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照这样说，鬼方该是突厥族。可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为鬼方的区域即是羌戎的区域。鬼方的“鬼”即是《左传》里“九州之戎”的“九”；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允”姓，这允字即从“玀狁”来。《山海经》说“氐、羌，乞姓”，“乞”即“允”字之譌。照这样说，鬼方又该是西藏族。王说固有据，吕说亦殊不弱，在这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时，我就怯于下笔了。现在王说尚未被推翻，我写此文时虽没有提到鬼方，但《西羌传》所举的“太原戎”，“犬戎”、“九州戎”等，凡王氏以为即是鬼方的，我都收了进去。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前八八），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汉书·赵充国传》）

羌戎住在山岳地带，交通困难，文化的落后是当然的，但他们有强壮的身体，虔诚的信仰和勇敢的性格，很能和外族斗争以求发展。他们所以不向北方去，为的是那边先有匈奴和鲜卑，继有柔然、突厥和回纥，其强悍的程度不在羌戎之下，把他们的路线挡住了。他们很早就向东面走，但到了那边就自然地同化在汉文化里，三四千年来，消融在这大洪炉里的已不知有多少人，既已同化就分别不出来了。如其他们要求在保存自己的文化里发展，那只有向南方去的一条路，因为那边的许多部族都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前程。说到这里，可以附记一个猜测。暹罗的族名为泰（Thai），到一九三九年他们就用族名改了国号，这事使我们联想到氐(Ti）。氐族可以扩展到云南，岂不能再向南走而入印度支那半岛。如果这个联想是对的，那么羌人南迁而为西藏，氐人南迁而为泰国，他们在无数崇山峻岭和丰草长林里一步一步的推进，忍耐了数千年的辛苦，开发了许多荒僻的地方，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可说是够伟大的了！

武乡县在今山西榆社县北，因为这里说是“匈奴别部”，所以向来也放在突厥族里。但近人吕思勉说，羯人有火葬之俗，和氐、羌同，疑是氐、羌与匈奴的混血种；其成分或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住在羯室而称羯（见《中囯通史》第三十三章）。这个说法，我看是对的。“羯”字从羊，与“羌”正同，“羯”和“羌”又都是齿音，说不定即是一字的分化。而且《晋书》上说羯是“羌渠之胄”，这句话的意义应是羌中渠帅的子孙，那么羯为羌族尤为有徵。

《新唐书·吐蕃传》谓发羌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按“发”，“蕃”双声字，古可通转。今藏人自称其族为“博特”（Bod）。古无轻唇音，凡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发”，古读为“拨”。《诗》：“鳣鲔发发”，《释文》：“发、补末反”。“一之日觱发”，《说文》作“㓖泼，故发羌之“发”古音读“拨”，正Bod之封音声。至吐蕃之“吐”，藏语读teu，含有崇高之议，实即汉语“大”字；今沪语犹读“大”如“吐”。《唐书》所谓吐蕃”，即“大发”（Gteat Bod）之异译也。盖此族在汉仅为诸羌中之一部落，故以“发羌”之名闻于中国。至唐时，已统―诸羌而建一大国，声势之盛不在唐下，唐封之称“大唐”，彼对唐亦自尊为“大发”。唐人书作吐蕃”，亦犹汉称荤粥为“匈奴”，魏呼柔然为“蠕蠕”之意耳。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与吐蕃所立《会盟碑》文，称吐蕃正作“大蕃”，可为明证。

匈奴是有史籍记载以来蒙古高原最早的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是匈奴帝国统治时期，他们彪悍善骑，以尚武驰名于欧亚。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匈奴与其他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创造了共同的草原民族文化。匈奴的编织物中的怪物争斗、动物追逐、云纹、头饰、造型等反映了匈奴文化与远古红山诸文化的传承关系。把匈奴头饰复原后，可以发现与现代蒙古族妇女的头饰基本一致。匈奴手工艺品里有蒙古国诺彦乌拉出土的匈奴毡绣（希日特格），所绣狼鹿纹样与其崇拜习俗非常吻合。

五塔寺召庙文化博物馆、公主府博物馆、马文化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盛乐博物馆、旅蒙商博物馆、走西口博物馆、剪纸艺术博物馆、民族文化博物馆、昭君墓匈奴文化博物院等。大召附近要建设和恢复呼和浩特的原貌，建成中国最大的影视城。旧城大南街的蒙古一条街及伊斯兰景观街和成吉思汗蒙元一条街的建设，呼和浩特市南二环的草原文化800米长廊的建设都是非常大胆的设想，体现着文化创新的思想，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结合的较好的例子，深受内蒙古广大人民和国内外友人的欢迎。这项工作不是一个部门、一种方法、一项政策、一种情感即可解决的问题，这是个具有多项课题重叠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涉及农牧民向城市的转型，涉及政府理念、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方法、文化产业，涉及自然生态环境等诸多与农牧民相关的社会问题，具有传统与现代化发展的有深层活力的联接因素，需要领导层的多方面的组织与设计。

自然纹饰与民俗崇拜联系紧密，较有代表性的有山纹、水纹、火纹等。火在蒙古语中称“嘎啦”，蒙古族人将之视为纯洁吉祥的象征，是早期拜火心理延续到今天的表现。几何纹饰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哈敦绥格纹、汗宝古纹、阿鲁哈纹、盘长纹等。哈敦绥格纹为两个菱形相邻两角相套形成，汗宝古纹为两个圆形部分相套形成，都有永为同心、不离不弃之意。阿鲁哈纹是蒙语称谓，亦称为回纹，即用几何图形连接成不断重复的条带状图形，具有福运绵长的寓意。符号纹饰与几何纹饰不同，其构成要素与形制相对固定，意义也更为明确清晰，较有代表性的有普斯贺纹、太极纹、图门贺纹。普斯贺纹是一类圆形纹饰的统称，类似于汉民族中的团寿纹，外圈的圆形象征太阳，在功能上上可通天，下能触地，是典型的阳性符号，具有长寿的寓意。太极纹被蒙语称为“豪斯扎格斯”，从考古材料看，这一符号使用时间非常早，那时匈奴人的服饰与花毡上就有发现，代表阴阳旋转变化。图门贺纹，亦称为“哈斯塔布嘎”，类似于卍字纹，最初是太阳与火的象征，佛教兴盛后作为功德和吉祥的象征，广泛出现在早期蒙古族刺绣、花毡、服饰中。组合纹饰多是由制作者根据刺绣材料的特性与设计，将独立的图案元素相互结合，比如动物纹饰与植物纹饰相结合，阿鲁哈纹与哈敦绥格纹相结合，既可以表达复杂寓意，又能大幅度增加刺绣的装饰性与艺术美。

图腾崇拜也是一种信仰，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它和氏族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它相信人与某一图腾有血缘关系，或相信一个群体或个人与某一图腾有神秘关系。比如东胡以鹿为图腾，而匈奴以狼为图腾，相信狼与其有血缘关系，狼便成了图腾崇拜的对象，狼的图腾形像也就成为这个民族的标志。图腾崇拜的过程形成了种种图腾禁忌，主要是禁止同一图腾者之间发生婚姻关系，对族外婚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也禁忌捕杀本氏族的图腾动物等。

匈奴时代，不仅在和林格尔乌桓壁画中有四灵图案，此前匈奴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时，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音丽，黑色）马，南方尽是骍（音辛，赤黄色）马。

现在已发现的匈奴时期的壁画较多，主要是墓室壁画。在辽宁旅大管城子汉墓、辽阳棒台子汉墓、内蒙古托克托县汉墓都绘有壁画，壁画上有太阳、三足乌、月亮、玉兔、蟾等内容。

北方民族用自然物装饰自己的习俗形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颈饰项链。2000多年以前的东胡、匈奴墓葬中都出土过头饰，匈奴的头饰复原后竟然与现在的鄂尔多斯头饰极为相似。蒙古族首饰非常丰富，有发饰、颈饰、耳饰、手饰、面饰、冠饰、带饰和佩饰等。

从布里亚特天鹅神话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匈奴以前戎狄青铜短刀上的天鹅纹样看，北方民族对天鹅的崇拜十分古老。天鹅也是蒙古族民间刺绣艺术中常见的纹样之一。

哈木尔图案最早见于4000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纹样中，以后在匈奴、鲜卑、契丹的文物中都有出现，特别在元代的工艺美术中应用得更为广泛；蒙古族服饰，建筑彩画，蒙古包，家具，生活用具等衣食住行中几乎都用这一纹样。

骑射是乌桓、鲜卑人的特长。鲜卑的手工业主要是适应游牧生活发展起来的，如乌桓妇女善刺绣和织毛毯，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并自己酿造白酒。男子还要“锻金铁为兵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移动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从以上出土文物看，继匈奴之后北方民族的工艺美术很多方面又有了很大发展。

在东方，前有大月氏、 哒等族西迁中亚，继而匈奴西迁欧洲，影响着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史。

所谓“人相习，代相传，今俗习古，古俗沿今”，自古以来以游牧经济为依托的蒙古民俗、民间工艺也是如此。比如反映狩猎游牧生产的习俗，居住饮食习俗，蒙古包、车辆、服饰等，自古迄今少有变化，其原始思维方法、影像、夸张、复合等造型规律和众多的图案符号，很多方面与东胡、匈奴、鲜卑、契丹的风俗和艺术传统是一致的，传承性的基本含义是历史的延续性。

北魏王朝建立以后各民族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一时期是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原来戎狄和匈奴古代传统文化和汉代文化的基础上，共同迎来了北方石窟艺术崛起的伟大时代。

蒙古族刺绣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时期，据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美术研究》中提及，早在2000多年前，匈奴就已经擅长刺绣了；同时东胡系统的乌桓妇女都刺绣和织毛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在服饰、军事等方面向周边游牧民族学习和靠拢；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饰牌上都以动物纹样为主。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刺绣工艺。

蒙古族于13世纪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是北方民族继匈奴、突厥等民族后又一影响世界格局的民族。

2000多年前，匈奴即已善于刺绣。从匈奴坟墓中发现了具有当地匈奴人艺术特色的毛毯，上面有贴花形式的奇异图画。在毛织品上绣着三个骑马人和一个从花长出来的人形，以及其他一些图案等。与此同时，东胡系统的“乌桓妇女都刺绣和织毛毯。”

匈奴国瓦解后，属于东胡部落的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起了北魏政权。北魏的陶艺继匈奴、东胡传统之外，还有赶车、牵马、羊、骆驼、龙纹、云纹的陶器，金属工艺达到了极高水平。

古代蒙古人与东胡、匈奴、鲜卑、契丹一样都信仰萨满教。崇拜动物、祖先和巫术，“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所祈求的是幸福吉祥、渔猎丰收、畜牧繁殖、身体健康等等。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15个墓葬古墓，分为小型和中型两种，专家们测定小型墓葬遗址遗存物的年代在2000年以上，与史书记载月氏人生活的时期相一致。小型墓由片石垒砌就，细小木棒盖棺，简陋狭小，仅能容身，出土的随葬品多是陶器，其中有种长口的壶形陶器，与内蒙古一处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游牧民族遗址中的陶器非常相似，这一时期，匈奴人还未兴起。

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逐步趋于局部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主要的两个联盟就是东胡和匈奴。

东胡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和匈奴同种同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东胡就活动在蒙古高原东部一带。他们以崇拜鹿、并“尚玉”而传承了红山文化。崇拜狼图腾的匈奴和崇拜鹿图腾的东胡人相互融合。乌桓、鲜卑是东胡的两个分支。

在西迁过程中，匈奴人在其军事领袖巴拉米尔带领下，渡过顿河，侵入东哥特人领地，占据南俄罗斯草原。

在蒙古族民间美术中视为十分神圣的图腾字样，从北方民族史、蒙古历史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从蒙古萨满的神祇观念表现中都可以确定蒙古族先民确实存在过狼图腾、鹿图腾崇拜。狼图腾崇拜现象几乎为生息在北方蒙古草原的先民所共有，不仅匈奴、突厥是狼图腾，回鹘人也有过狼神的故事。

蛇在北方草原的远古文化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从蒙古国诺彦乌拉岩画到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都可以看到许多蛇形图案。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开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直到东胡和匈奴的铜饰牌等，都有很多蛇纹图案，说明在北方古代各民族中对蛇神的崇拜十分流行。蛇崇拜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产物，它对以后民间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蒙古族以某些图案符号为媒介来认识外在世界，其本源是扎根在原始艺术的基础上，由最早的图腾符号发展而来的一种极为自由的造型方式，带着人类原始的思维特点。在远古时代，种种自然现象总是让人类感到神秘而恐慌，人们将支配早期人类生活的自然物神化，视其为具有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巨大能力的神灵，从而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对其加以膜拜，希望以此得到庇护，以期获得平安顺遂的生活。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统治着早期蒙古人的思想，我们可以从早期的蒙古族图案表现中找到这种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痕迹。比如，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蒙古高原上发现的各种动物图案、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图案、东胡与匈奴的铜饰牌中的动物图案等，这些图案符号是当时生命精神表现超越于生命物质存在的一种努力与尝试，表达了原始社会的精神需求和原始心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如废分封立郡县，推行户籍制度，治驰道，立刑法，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外诛暴强，修筑万里长城等。与此同时，对境内少数民族，除采取上述方略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外抚四夷，以适谪戍，南伐南越，西北斥逐匈奴等。具体对瑶族先民蛮而言，采取了如下治理之策：

在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北曾赫尔洞穴彩绘岩画里，发现了蛇。在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古墓出土的青铜饰牌中，有双虺（毒蛇）形象。

当时三胡的军队所以强大就是有骑兵，骑马没有靴子是不行的。而当时的汉族没有骑兵，也没有靴子。《学斋占毕》中说，古时“有履而无靴，故靴字不见于经，至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武灵王还把鞋改为皮靴。他起初穿黄皮短靿靴，后来发展成长靿靴，规定从军官到士兵都必须穿靴子，穿长袍的文官要穿黑靿靴子。（何清谷《赵武灵王和他的军事改革》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一集）。穿靴子习俗后来鲜卑、契丹、蒙古一直保存下来，东胡、匈奴、鲜卑、契丹、蒙古各时期壁画中都绘有靴子，在蒙古族的服饰中靴子是不可缺少的，这和草原民族骑马代步有很大关系。

北方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古代草原文化，对欧亚草原地带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这些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将会对欧亚草原民族历史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意义十分重要。而北方民族文化从红山文化及夏家店文化开始，不论是北狄、匈奴、突厥，还是东胡、鲜卑、蒙古，这种传统文化一直不曾中断过。

匈奴之西迁，把他们本民族的青铜文化带到欧洲去，也同时把中华文明带到欧洲去，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洲际文化大交流。匈奴之西迁，造成了汉代文化、匈奴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的空前大碰撞，大交流；波斯、希腊、罗马文化之传入，印度文化之东传，西域文化之影响，佛教文化之传入，治铁、养蚕、纺织技术的西传，无疑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哈密还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古黄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交汇地。各种宗教——萨满教、摩尼教、景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特别是佛教，它比新疆其他地区多延长了五个多世纪，对于哈密维吾尔文化影响尤为深远。同时，哈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乌孙曾把这里设为国都，大月氏曾在这里建立王庭，匈奴曾在这里驰骋疆场，突厥的铁骑曾在这里显赫一时，西辽曾在这里扬鞭催马，回鹘的西迁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文明，还有蒙古、吐蕃……

游牧民族自古就有敬蛇、崇蛇的习俗，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中，蛇纹是以直线或曲线来表达，蛇头在东胡、匈奴以后就不见了，变成现在的这种线型抽象的蛇纹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畜牧业与农业产生，手工业逐渐发展，在这一时期，蛇就已经被雕凿在内蒙阴山山脉岩石上。如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山的岩画以及内蒙古贝加尔湖和阴山岩画中均有出现蛇图案；比这更早的有赤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上也有蛇纹图案装饰；还有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贵族的黄金头饰也有蛇纹图案作以装饰。这些足以说明在北方游民中对蛇图案的广泛使用，以及对蛇的崇拜蛇的出现早于人类，古代人类与动物做斗争，蛇就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动作敏捷，部分蛇还带有剧毒，所以人类从古至今都对蛇带有畏惧的心理。也是因为这畏惧的心理，而产生出对蛇的崇拜，从人类早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当中蛇纹是由具象演变而来的抽象符号，提炼为一种象征符号。主要刺绣于男士蒙古靴，围绕于主体纹样，与云纹、犄纹、铜钱纹等图案纹样搭配使用的边缘装饰纹样。蛇纹除了刺绣于服饰之外，还雕刻于箱柜、马鞍等生活用具上做装饰。

自古以来哈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距今七、八千年前，哈密就有人类居住，四、五千年前哈密就有了农业和手工业。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先后有塞人、乌孙、月氐、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汉族、维吾尔、哈萨克、满族和回族等民族在哈密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着哈密绿洲，他们为创造瓜乡哈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上哈密与中原的关系、哈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统一、团结的，各民族共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是哈密历史发展的主流。

蛇纹图案一般都是两蛇相互缠绕，或众多的蛇纠结在一起，或直线或曲线。东胡和匈奴时代的蛇纹能看到蛇头，而后来的蛇图案中蛇头就不见了，只是一种抽象的蛇纹图案。

《晋书•四夷传》说，西晋时匈奴人居塞者，凡十九种，其中有“黑狼种”。匈奴各部中也有很多是以狼为图腾的。祁连山是匈奴的发源地，春秋以前属犬戎的一支。所以青海辛店文化陶器纹样上的回纹、折线纹、狗纹，半山类型的葫芦纹、旋涡纹，马厂类型的蛙纹、卍字型纹、回纹、波折纹、圆圈纹、十字纹、折线纹等在匈奴地毯（希日特格）等工艺品中也最为流行。犬戎文化中的图案通过匈奴代代相传成为蒙古族常用的一些装饰纹样。

令人眼花缭乱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形圆形纹，都是太阳的符号，都是人格化的太阳神和生命之神。蒙古族生活中那众多的圆形普斯图案都是源于马家窑文化，通过戎狄、匈奴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原始人类以圆形为太阳的象征，图纹的旋转就是太阳的光焰旋转。佛教中佛祖头部轮光为太阳，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符号。

蒙古族于13世纪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是北方民族继匈奴、突厥等民族后又一影响世界格局的民族。蒙古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打开了国际通路，便利了中国与波斯以及西方的接触，中国和蒙古的绘画与波斯的绘画得以彼此相识和交流。蒙古族在传播文化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匈奴于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3年）退出漠北，向西迁移，经过二、三百年，深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是欧洲历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件大事。

蒙古族妇女头饰是高度艺术化的贵重材料组合。需要复杂的工艺制作技巧，不仅有繁杂的雕刻技术，也需要宝石镶嵌和金、银、铜丝缕的编嵌技巧。艺人通过对金属的捶敲、錾刻、花镏编织、镶嵌宝石等形成一套综合处理工艺手法，俗称蒙镶艺术。清朝时北京等地蒙镶艺术很盛行，工匠与前店后坊的铺子很多，王公贵族来往于北京，这种技艺的传播是很多的，经考古学研究，东胡、匈奴时已经有了完整的头饰和宝石镶嵌技艺，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蒙镶艺术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古老的艺术之花日益艳丽多彩。

春秋时，齐国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说人丰衣足食就知道礼节和荣辱了。古人云：“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所以，服饰与礼仪、道德是紧密相连的。“胡服骑射”，一场服饰改革决定了赵国的命运，使赵国很快强大起来，威慑匈奴，屡败秦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已经称更始帝的刘玄带兵进军洛阳，但更始帝和将士们穿着凌乱，队伍懒散，有的随便用一块布包头，还有不少人穿着华丽的女服，毫无威严庄重之感，那些经历了西汉和新莽朝的大臣们当然希望刘氏王朝的复兴，但看到更始皇帝和部队不伦不类的装束，大失所望。而刘秀所率将士皆穿西汉官服，整齐威武，洛阳的百姓见了都流下了眼泪，西汉的旧臣们好像又回到了昔日的殿堂，相互感叹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刘秀的部队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刘秀成了东汉光武帝。汉代官服，大气威武，是汉代统治的象征，又成为历代汉族政权的象征。

匈奴时代马的铜饰牌很多，匈奴墓出土的毡绣有带翅膀的马，还有金饰片的翼马，都与萨满教飞马升天的观念是一致的。在扎赉诺尔出土的鲜卑人的飞马铜饰牌也与匈奴的翼马的内涵是一致的。

图腾思维影响着氏族的艺术活动和审美趣味。在氏族时代向部落时代发展进程中，随着氏族不断融合，图腾形式也不断变更和融合，一个氏族往往有多种图腾，周边相邻氏族也会崇拜同一图腾，使图腾文化斑斓多姿、五彩缤纷。氏族图腾的交往融合，也是氏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图腾崇拜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退化以后，图腾形象渐次在人们的审美视线中模糊，它的神圣性被弱化，图腾形象在逐渐综合各种图腾符号后失去了原形，上升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回忆。我们研究民间图案时，应该首先探究它的文化观念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才能了解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功能。蒙古族图案中蛇纹、鸟纹、龙纹、凤纹、犄纹、回纹以及狼和鹿的图案，有些已完全失去了原型，成为远古图腾文化的象征和回忆。岩画中的各种动物，红山文化的玉龙，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蛇等各种动物，东胡与匈奴的铜饰牌中的动物形象，鹿石文化的鹿等都有图腾崇拜的神圣含义。

民间刺绣就象蒙古族服饰一样，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保留性，它是靠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以及行为影响的方或延续下来的。蒙古族服饰几千年无大变化，东胡、匈奴从战国时期就穿窄袖蒙古袍，足登靴子，由此保障了它相对的稳定形态。当然在长期发展中也有变化，但其基本内涵，象不尽的黄河，永恒地在潜流着。民间刺绣作为民俗的载体或组成部分。反映了牧民的现实和传统的观念、情感和理想。

古墓的发掘证明了月氏人已经使用了铜器、铁器等金属工具、古墓中有武器随葬，还有刻有精致纹饰的动物骨头，墓葬里还发现了较多玉石工具和装饰品。令考古学家震撼的是在古墓里出现了用动物骨头做的骨质盔甲，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掘，这对于研究东草原文化的历史以及月氏和匈奴的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

匈奴的西迁，直接驱动了东歌特人、西歌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勃艮第人等的迁徙浪潮，5世纪初，匈奴人同这些民族一起大批涌入日耳曼，震动了整个欧洲，最后是罗马帝国的覆亡。

北方民族从原始社会起，多少个世纪中，戎狄、匈奴、东胡、突厥、鲜卑、蒙古等北方民族先后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谱写出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草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中原各族融合繁衍，共同缔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蒙古族的根源与血统和北方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中原诸族更是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龙形的起源时代是在距今8000年的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绘有鹿龙、鸟龙、猪龙。红山文化区发现了“碧玉龙”和“黄玉龙”等实物器形。可见龙的图案是起源于蒙古草原的。后来的匈奴，鲜卑、契丹器物上都非常重视龙的图案运用。匈奴虽然以狼为图腾，也是崇龙的民族，在内蒙古准格尔旗采集到匈奴时代的龙首匕，就是龙首蛇身。在北魏石刻，辽代的墓室壁画，元代的陶器、丝织品、银器中都大量用龙纹装饰。

蒙古族妇女头饰是高度艺术化的材料组合，需要复杂的工艺制作技巧，不仅有多种繁难的雕刻技术，也需要宝石镶嵌和金、银、铜丝缕的编嵌技巧。艺人们通过对金属的板打、錾刻、花镏编织、嵌宝石等形成一套综合处理工艺手法，俗称蒙镶艺术。经考古学家研究，东胡•匈奴时已经有了完整的头饰，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蒙镶艺术不断地得到丰富，这一古老的艺术之花日益艳丽多彩。

蒙古族刺绣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两千年前的匈奴墓中已出土了绣有大角鹿图案的毛毡，这一绣种至今在蒙古草原仍有遗存。皮革补花绣在蒙古族皮袍、皮靴和鞍具上也大量使用，毡绣和皮绣不仅是蒙古族刺绣的起源，在现今生活中仍有大量使用。周、唐时期，汉族丝绸锦缎传入蒙古高原，对草原刺绣的材料和纹样影响很大。元朝刺绣更为兴盛，在中原传统丝线刺绣技艺中融入了蒙古族的元素，对蒙古族刺绣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清朝时期，蒙古族与清朝皇室联姻，许多清朝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贵族，带来大量江南刺绣精品，对近代蒙古族刺绣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刺绣古籍记载最早的是《尚书•益稷》，舜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釆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十二种图案中，前六种图案画于上衣，后六种图案绣于下裳。这十二种图案成了以后历代帝王衮服的典范图案。商周时代刺绣工艺已有发展，并为奴隶主垄断使用。《太平御览》上引《太公六韬》一段话说：“夏桀、殷纣之时，妇人锦绣文依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说明刺绣的规模已相当可观，而奴隶们创作的刺绣大都是为奴隶主奢华的生活服务。《诗经》中有“素衣朱绣”、“衮衣绣裳”、“黻衣绣裳”的记载，就是对贵族生活中刺绣服饰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经过殷商的发展，渐趋成熟。始有“衣必文绣”风尚。《管子》称：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针、一（长针），然后成为女。”墨子也说：“女工作文釆，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针”、“鉥”和“椎”都是缝纫、织绣用的工具，“文釆”就是指绘画和刺绣。两汉时期，百业兴盛，经济繁荣，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丝织品的大量使用，直接刺激、促进了刺绣工艺的提高，生活中应用广泛。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的《西都赋》中关于“昭阳特盛，隆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囊以藻绣，络以纶绣”的记载可以看出，不但衣服用刺绣来装饰，皇宫里的墙壁也布满了华丽的刺绣品。另外，当时刺绣和锦还作为珍贵的赠品，赠匈奴等民族的贵族阶层。《史记•匈奴传》记载了汉代诸部族君长“喜衣锦绣”。汉代刺绣实物，在河北怀安的五鹿充墓、北京大葆台、甘肃武威、新疆民丰和和阗、江苏高邮和东海等地均有出土。其中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绣品最为丰富。从这些绣品看，汉绣纹多为云纹、卷草茱萸纹等。其针法以锁绣为主，也有少量的齐针绣。刺绣工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战争频繁，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织绣业日益衰落，南方相对稳定，丝织刺绣业逐步兴起。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迁徙等因素，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刺绣艺术在民族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中不仅注入了诸多新的营养，而且提高了制作技术。佛教的兴起，刺绣的用途得到了拓展，往往作为殿堂寺庙的装饰，造型和纹饰均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绣品工艺上釆用了锁绣法和三晕的配色法，为刺绣工艺增添了新的意趣；纹样上出现了葡萄纹、忍冬纹以及花鸟纹等新的装饰风格。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刺绣工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刺绣品种更为丰富，除了进行丝绸服装加工外，已广泛用于宗教中的绣经、绣佛像，为宋代书画绣开创了先河。工艺图案方面结束了两汉时横排带有上古意味的云气和奔腾的神纹，确立了以花卉为主、清新自由的花鸟纹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与时代特征的新风格，形象写实，造型丰满，色彩富丽。由于刺绣对象的扩大与图案造型的变化，表现的技法也随之发展提高。唐代的刺绣技法突破了从战国、两汉以来以锁绣为主的格局，发展了齐针、戗针等平绣的技法。宋代刺绣受官方的重视，绣工技艺更为精湛，并且得到空前的发展。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内有绣工巧手三百余人，专为皇宫绣制御服和饰品。宋代绣品所用的针法，已有表现点的打籽、切针等，表现线的接针、滚针、锁绣、盘金、钉线等，表现面的戗针、套针、铺针、擞和针等，还有贴绣、纳绣、打点、刻鳞针、扎针等，特别是套针、擞和针的运用，大大的增强了刺绣技巧的表现力。宋代艺人创造的丰富针法，几乎也是以后元、明、清刺绣中的常用针法。宋代刺绣受山水花鸟画影响很深，图案上以花鸟写生和折枝花卉为主，花形大小相隔夹以蝶、鸟，工整秀美，十分写实。有的刺绣完全摆脱实用功能，发展成纯欣赏性的艺术品。明代董其昌在《筠清轩秘录》中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之态。绣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还描述了他收藏的一幅陶渊明的作品，“潦倒于东篱，山水、树石、景物粲然也。”从中可了解宋代刺绣的特色。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东方朔像》即为针法精到、设色考究、工艺技法难度极大的传世宋代刺绣珍品。宋代的画绣在刺绣史上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元代绣品传世极少，仍承继宋代遗风；同时，元代的刺绣技艺在各个地区不平衡地向前发展，为明代各地刺绣形成不同的风格奠定了基础。明代是中国刺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刺绣空前繁荣，风格各异，北京的洒线绣、山东的鲁绣、上海的顾绣、苏州的丝绒线、广东的金银线绣等刺绣在原料、针法、题材、色彩等方面各具风格，各地刺绣发展逐步形成北壮南绣不同的风格。以宫廷绣为代表的北绣（包括鲁绣）图案端庄严谨，色彩浓郁稳重；以顾绣为代表的南绣，精细雅洁，特别是其中“画绣”的成就，对后世陈设性刺绣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另外，明代刺绣艺坛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刺绣艺人，据朱启钤《女红传征略》等记载，最著名的有韩希孟、倪仁吉、夏永、邢慈静、黄汉宫、薛素素、董小宛、蔡女罗、顾媚等。到清代，刺绣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发展到鼎盛时期，品种繁多、针法丰富，分布广泛。在艺术风格、制作技艺上形成了两种鲜明的对比，以民间为主的绣品具有地方特色，多以健美、质朴、实用为主；而官方御用之作，则以材料珍贵、技艺奇巧精细为上品，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清代各个时期。清代刺绣纹饰繁缛精巧，题材种类繁多，其中以花鸟走兽、人物风景、戏剧故事、历史传说、吉祥图案等为最多。民间刺绣在江浙、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北京等地得到迅速发展。各大中城市均有刺绣作坊制作商品绣件。清代刺绣在广泛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不同地方体系，其中苏绣、蜀绣、粤绣、湘绣被誉为“四大名绣”，而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流派繁衍，名手竞秀，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清代刺绣艺坛上群星璀燦，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刺绣工艺家，如著有中国刺绣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物——《丁佩绣普》的丁佩、湘绣一代宗师——胡莲仙等。

哈密五堡出土的男性古尸头发棕黄色，直发梳辫，长及腰际，发掘时发辫盘绕在头顶，哈密五堡出土的另一具女性古尸则辫有两条粗大的发辫，分置两侧。她头戴尖顶的毡帽，穿毛布套头长袍，外套毛皮大衣，贴身衣服都为各色毛织布，出土时色泽鲜艳如新。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测，先秦晋汉时期的塞人、丁零人、羌人、车师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南北朝时期的铁勒、高车、柔然、鲜卑等民族都是以辫发为主的民族。无论是长辫、短辫还是披发都要梳理，梳理的工具就自然产生了。哈密五堡出土的雕花骨梳，属青铜时代，长11.1厘米，上宽6.1厘米，下宽2.6厘米，梳柄长5厘米。通体磨制，上大下小，呈扁平状，正面刻有螺旋纹饰，线条流利，美观大方，有九齿，齿端尖锐。为便于手握，骨梳柄背面刻有1厘米的凸棱，梳柄中部钻有小孔，用于穿系，携带方便。

东胡是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古老的民族。早在商代初年，东胡就居住在商王朝正北方。因为在匈奴东边，所以称东胡。乌桓、鲜卑是东胡的二个分支，其语言和风俗习惯基本与匈奴同，住的是“穹庐”，便于迁徙，穹庐都是“东升向日”。骑射是乌桓、鲜卑人的犄长。马、牛、羊是他们畜养放牧的主要牲畜。宗教信仰也是萨满教。

大漠南北广阔的草原，从来就是我国北方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考古发掘证明，远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存。蒙古族是蒙古高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虽然蒙古民族共同体是在13世纪形成的，但组成蒙古族的蒙古各部都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他们与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与我国历史上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古代游牧民族，与更早期的原始人类，都有着某种程度的渊源或亲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文化传统有许多是一脉相承的。在民间美术方面，可以找出明显的发展传承轨迹。

我们从匈奴铜饰牌上可以看到匈奴人摔跤的生动场面。摔跤是北方各族传统的体育项目，蒙古族摔跤在元、北元、清朝时也十分流行，其服饰也非常讲究。

匈奴末期和北魏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也带来对狮子的尊崇。据佛教传说：释迦佛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又传说释迦佛是“人中的狮子”。在释迦佛的造像中，狮子常常与佛相伴，或为佛的坐骑。佛经中把狮子尊奉为护法辟邪的神兽。

蒙古人称希日特格，是日常生活中牧民家铺设的传统工艺品，蒙古国诺彦乌拉出土过匈奴时的希日特格花毡，看来这种手工艺非常古老。花毡的历史悠久，《魏书•西域传》中说康国出“锦毡”，即为花毡。唐人李端《胡腾儿》一诗中有“扬眉动月踏花毡”之句，说明花毡在北方应用很广，并延续至今。牧民家庭普遍绣制花毡。牧民花毡有绣花毡、补花毡、擀花毡三大类，整个花毡布满了图案，图案多是犄纹、盘肠、普斯圆形图案和卍字形图门贺组织的地纹等传统图案。补花毡一般用彩色布或皮剪成各种传统纹样组合缝绣于毡子上，正反对补，虚实相映，十分美观。擀花毡是在白色羊毛为底的毡基上摆好用黑色或赭色驼毛或羊毛组织成盘肠、哈木尔、花草等传统图案擀制而成。

匈奴于4世纪中叶侵入欧洲东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的帝国。4世纪中叶以后，他们从伏尔加河外出现，首先征服占据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平原的阿兰人，然后推翻东哥特人在顿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建立的帝国。约公元376年他们击败居住在罗马尼亚一带的西歌特人，从而到达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界。……公元447年，他们对东罗马帝国第二次大举进攻，席卷巴尔干半岛，并且南下希腊，远达温泉关，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诸狄之族有以犬为图腾的犬戎，古代北方草原各族以狼图腾为主。如匈奴人主要是狼图腾，高车人祖老狼，突厥人祖狼母。东胡各族多为鹿图腾，而蒙古族则以苍狼白鹿为图腾。近代民俗学考察资料证明，哈萨克的图腾是白鸿；鄂温克各氏族都有自己所崇拜的图腾，他们以熊为主，还有天鹅、鸭、鹰，以及各种水鸟。蛇形是西伯利亚“翁贡”中最常见的图形之一。图瓦人的图腾是蛇，布里亚特人有一种蛇神（即蛇王）的观念，为蛇神要专门举行萨满教祭祀，白托嘎圣山的蛇神受到特殊的崇拜。布里亚特中也有以天鹅和鹰为图腾的。在他们的文化中都留下了很多图腾文化的痕迹。

草原游牧文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绵延不断，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祭坛的发现，表明5000年以来红山文化时期已形成了文明起源的各种因素。红山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被以后北方各时期的文化所继承。42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来的东胡文化、匈奴文化、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和蒙古文化等汇聚的文明之河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蒙古族刺绣是蒙古族服饰逐渐发展和进步后产生的，是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所推动。因为适应寒冷恶劣的天气条件和狩猎、游牧、征战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发展演变。并且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人们不仅广泛使用比较精致的石刀、石磨、石梨等生产工具，而且掌握了制陶技术和较精致的骨针、骨锥等缝纫工具，开始用兽皮、树叶等原料缝制或编织简单的服饰。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根据人类生存技术的进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在野蛮时代的三个阶段，人类能够磨制比较精细的石器，有了制陶术，学会了金属的炼制。这些技术为游牧民族的刺绣提供了工具。并且“从各地发现的洞画、岩画中，亦可看出蒙古高原古人类对服饰式样和服饰色彩的追求等爱美的思维天资。那时人们在制作各种服饰的具体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知识，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智慧，有了初步的裁剪、缝纫和编织等有关服饰方面的手工艺。”在两千年前匈奴已善于刺绣，在匈奴墓中已出土的绣有狼和大角鹿图案的地毯（希日特格），这一绣种至今在蒙古草原仍有遗存。在皮质材料上进行贴花刺绣也广泛应用于蒙古族皮袍、靴子和马鞍上。毡绣和皮绣后来成为了蒙古族刺绣的起源，在现代蒙古族生活中也仍然在使用皮革贴花绣。蒙古国共和国诺音乌拉山汉代匈奴王族墓出土的变体云纹刺绣靴底和出土的刺绣靴面，靴身绣变体风纹，脚面绣变体云纹。这些出土的刺绣品就能够说明匈奴时期的蒙古族刺绣技艺已然到了很精细的程度了。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蒙古族刺绣才逐渐产生。

东胡人以鹿为图腾，而匈奴人以狼为图腾。远古时代，在周穆王以前，犬戎是北方部族联盟的中心氏族，以西周为中心点，犬戎略偏西北，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为中心的部族联盟之中。故《山海经》中有“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一直到元魏以后，《魏书》才把狼图腾的故事补述清楚。

1973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阿鲁柴登发现两座战国晚期的匈奴墓，出土有金冠、大型虎咬牛饰牌、虎纹、马纹铜牌和饰件。其中金冠可能是单于的王冠。金冠带两端铸有半浮雕的金虎、金盘角羊和金马的造型。匈奴墓中还出土两件虎咬牛金牌。

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早已将云纹与盘肠纹、卷草纹等图案结合使用，成为部落的标志或象征，这种寓意丰富的造型图案被传承至今并发展演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云纹可以从传说故事中得知是以牛鼻子为原型，但是其产生也可以从天上的云朵找到答案。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切都是显得那么天籁与宁静，唯有草原上的云和草在飘动，被风吹成各式各样的形状，人的注意力往往都是被动态的物体所吸引，况且草原上的自然气象或阴云密布、乌云翻滚，或云海奇景、云雾缭绕千变万化。云纹最早见于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纹样中，在匈奴和鲜卑等民族的文物中都有出现，到了元代更是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具等。所以，可见云纹也传承自北方游牧文化。再如回纹，也称之为阿鲁汗贺：回纹图案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种是T形，一正一反相见的锤子形状的连续排列而成的图案，有着整齐统一的形式美感；另一种是S形，双排连续带状形图案，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回纹。在蒙古语中“阿鲁哈”是锤子的意思，所以回纹是浓缩了蒙古族生活的一种图案，是根据蒙古族日常生产生活而创造出的一种图案。在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中就已见到此纹样的使用。

锡伯族源于古代鲜卑，历史上曾有许多称谓：“鲜卑”“须卜”“犀纰”“悉比”“室韦”“席伯”“西伯”“席北”等。也有说其源于匈奴、室韦、女真的说法，但是锡伯族自认为是鲜卑族的后裔。“锡伯”一词有人认为是源于地名，是海拉尔以南室韦山附近的泛称，是由地名演变而成的族名，也有人认为是“鲜卑”的谐音。刺绣作为锡伯族人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充分体现出锡伯族的勤劳、智慧。锡伯族人喜爱刺绣，这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服装配饰、绣花鞋面、烟袋荷包、枕顶喜帐等都有着刺绣的影子。锡伯族人在长期的刺绣实践过程中，将大自然中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逐步融入刺绣当中。锡伯族妇女运用灵巧的双手，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绣有人物故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淳朴画面，其中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锡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锡伯族人尤其喜欢把蝴蝶、菊花、牡丹、弓箭、瑞兽等绣到画中，这些纹饰已成为锡伯族刺绣中最为见的吉祥图案，象征着自由、和平、宁静、美丽，它们是锡伯族人强烈的生存意识的体现，也表达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追逐幸福、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

在民间美术创造活动中，往往在抽象之前就有了某种生长的神秘观念，对于许多形象来说并不是一般性的概念，而是切中形象本质的。因为在这里也融合着戎狄、东胡、匈奴、鲜卑、契丹等一代又一代民族文化的经验总结，这也是蒙古族民间美术概括、抽象的历史之源。

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在政治、社会、语言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内，就是基督教逐渐形成的东西两大派。东部的希腊教会（以其传布于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一线和以东的希腊语通行地区而得名，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政权（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曾自封为教会元首），当局时常干预教义的审定和教会的人事组织事务，并把不同意正统教义的异端派别驱逐至帝国边陲地区。其中有阿里乌派、阿波利拿里派、优迪克派、一志派和聂斯脱利派（七世纪经波斯传入中国，称为景教）等等。这同东罗马帝国长达一千年的统一局面和专制政治很有关系。西部的拉丁教会（以其传布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线和以西的拉丁语通行地区而得名，以罗马教会为中心）则独立于世俗政权，甚至干预世俗事务（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曾代表罗马向入侵的匈奴王阿提拉媾和，格列高利一世在伦巴德人侵扰意大利时，曾在罗马城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大大提高了罗马主教的权威。罗马主教宣称其职位乃自耶稣大弟子彼得继承而来，故应列于其他主教之上，为教皇制的确立提出了理论依据。这同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下衰亡，西欧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很有关系。在神学思想上，东部教会受希腊哲学传统影响，较重视具有玄学倾向的三一论和基督论等神学论争，西部教会受罗马法学传统影响，此时争论的主要是罪恶和意志自由等问题。东部教会争论的结果，产生了主张上帝三位一体和基督教人二性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和“卡尔西欧信式”，作为这两项教义的正统标准。在西部，奥古斯丁主义战胜了贝拉基主义，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恩宠论”和“预定论”对后世西方正统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上帝之城》更为中世纪西欧的教权至上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位拉丁教父哲罗姆整理和重译了《圣经》拉丁文本，即后世通行的法定“通俗本圣经”（Vulgate）。教会的组织、修院制度和崇拜仪式也在格列高利一世统治下进行了改革和整顿。随着罗马教皇在西部教会的地位日益提高，东部教会在东罗马皇帝支持下同罗马教会的对峙也渐成定局，最后终于导致了1054年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

在蒙古高原及大漠南北地区先后出现匈奴、东胡、突厥、柔然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是他们所繁衍生息之地，蒙古族与他们有某种程度的渊源或亲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文化传统有许多是一脉相承的。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中也可以找出明显的发展传承轨迹。继这些游牧民族之后，蒙古族在蒙古高原崛起，并继承和发展北方游牧文化及生产生活，可以说是蒙古高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其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界动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因此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的来源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鲜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刻地意义。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中的龙图案，起源时代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000年，具有原始氏族图腾的含义。之后在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中出土了6500—5000年前的红山碧玉龙、黄玉龙，这是种多元复合体的玉龙。由此而知，在远古的过去蒙古地区曾经是人类繁衍和发展的乐园，其中玉器、陶器、石器的运用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有猪龙形态的玉器，这样的图形实物被认为是现代龙的原始雏形，在美学和历史学上拥有极高的价值。龙形玉器是北方游牧文明中所发现图腾崇拜最早的实物，在后来的匈奴、鲜卑、契丹器物上都非常重视龙图案的运用。“匈奴时期的青铜器、北魏龙纹石刻、辽代墓室壁画中都可以看到的龙的文化艺术，而在元代瓷器、丝织品中也有龙纹装饰，不光如此，在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众多雕刻有龙的建筑构件”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当中的龙图案，是以九种动物符号的形象绣制而成。在游牧民族的艺术文化中，以萨满教为宗教信仰，他们对动物图案的表达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主要以它们的牙齿或犄角等含有力量的身体部位来表达该种动物的强大能力。所以，他们以动物的牙齿和犄角来代表动物的全身，并且把它们的形状特征加以夸张放大。犄纹，就是受原始萨满教对动物母体的表达的影响而产生的纹样，是以鹿角、羊角等动物的角为原型，变形对称卷曲的类似犄角的纹样，代表着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蒙古族在视觉审美上喜爱对称弯曲的纹样的原因。其实，基于原始宗教思维的万物有灵论，北方游牧民族所出现的动物纹样，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的功利性内容，这也不足为奇。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在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所使用的图案艺术也带有宗教色彩。“因而我们最好不要把巫术和科学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比作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与其说二者在性质上不同，不如说它们只是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现象。”人类一直和动物处在一种既相互依存又彼此敌对的矛盾关系中，这种关系从古自今从未改变过。即使在现代社会，人类和动物的关系一直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在古代游牧生活中，人类和动物更具有强烈的冲突。恰是因为游牧文化中的宗教和生命的哲学都以动物为中心，所以动物在萨满教中是非常重要的辅助神，萨满教对动物的崇拜是很普遍的。这并不仅是因为游牧民族以动物肉食解决生存问题，也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拥有像动物那样的强大力量。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动物，被它们神奇的自然力量所招引迷惑，继而把心中急切的心愿及感情寄托在动物的身上，如布里亚特把熊视为自己的祖先，把所寄托的情感聚集到动物上，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动物崇拜。

我们从陕西客省庄出土的匈奴人角抵铜饰牌可能看到十分生动的摔跤场面。牌上有两个匈奴人，各自把自己的马拴在树上，已在赤裸上身互相弯腰扭抢摔跤可见匈奴人当时善爱摔跤。摔跤的架式完全和今天蒙古式摔跤相同。《通鉴纪事本未•元叉幽后》说：“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为力士舞，乃折旋之余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这是相扑出场的姿势。北朝自北魏以来也有御用的摔跤队。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蒙古高原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13世纪初蒙古族的形成才告结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蒙古民族的形成，是自古以来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族和部落的大集成。蒙古民族在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风俗习惯和语言，都证明与蒙古人有共同性，成吉思汗的女祖先阿兰•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来源于鲜卑人的一支吐谷浑。《蒙古秘史》上记载的古代蒙古人用热敷、放血方法治病也来源于东胡人的一支乌桓人，古代蒙古人烧羊肩甲骨以卜的习俗来源于契丹人。蒙古语中保留了许多古匈奴语。蒙古的左、右翼的划分和十进制的组织形式也来源于匈奴。蒙古部，原为狩猎部落，后来他们又经营游牧业经济，继承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成为“马背文化”的继承者，并丰富和发展了它。所以，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是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大集成。13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蒙古大帝国。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不仅极大的方便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蒙古族接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自元朝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使中国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蒙古民族的文化影响了汉、维、藏、满等民族的文化，同时，汉、维、藏、满等民族的文化也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经过继承发展、吸收等历史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蒙古族文化的特点：第一是开放性。因为单纯的游牧文化所提供的精神财富，不能充分的满足人们对精神财富

“胡星”直译为“匈奴星”，是匈奴民族的族星。《后汉书•南匈奴传》谓用“正月戊日”祭天。《说文》；“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结也。”中宫为五龙绞结之地，故单于廷也称龙庭。此知匈奴民族的正月岁祭，是观察天象中的龙星，以龙星开始出现巡天为春天的来临。《匈奴传》又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五月节，参去日四十二度，得旦见东方也。”日出为“旦”，《匈奴传》说：“单于朝出菅，拜日之始生。”敬迎日出，同时祭偕日出的参宿。《史记•天官书》说：“参为白虎。”白虎星晨见东方，匈奴民族视为“战星”即“战神”。此知匈奴先祖均为虎神、战神的神格，与其尚武的习俗是一致的。龙祠祭虎，对解释北方草原的虎纹饰牌或其它虎形装饰，是一个新的启示。但龙祠主要祭龙。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族统治了大漠南北，第一次把游牧在这块草原上的不同的部族置于一个奴隶制政权之下，成为统一的匈奴族。公元1世纪，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接着鲜卑族主宰蒙古草原，柔然先后兴起。公元6世纪，突厥奴隶主政权控制了大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称号的屡次变化，主要是统治者各部的更迭。原先的统治者领着一些臣民迁走了，但总有相当一部分留在故地，接受新来民族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且和这个族的劳动人民和平交往，逐渐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一致起来。当匈奴西迁、入塞，残留在漠北的匈奴人10余万户，便加入了鲜卑，最后与鲜卑人融合。因此，蒙古部走出幽静的森林，来到不儿罕上下大草原的时候，这里正活跃着繁多的游牧民族。这里有古老的融合了匈奴、东胡和东胡系统的鲜卑、室韦等部族的被统治人群。他们操东胡鲜卑语，其中夹杂着匈奴语，也有操突厥语，处于统治地位的突厥各部，而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则不断地接近。辽王朝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上层组成的封建政权。公元十世纪，蒙古族再次于文献记载中露面时，已经大大地成长起来。它分衍出许多小部；乞颜部、扎答兰部、泰赤乌部等等，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以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经过各部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各族之间的互相交往和融合，12世纪时，蒙古草原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各项要素已经成熟。历史上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东胡以及属于东胡系统的鸟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突厥以及属于突厥系统的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都或多或少地为这个共同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蒙古部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历史的任务。“蒙古”一词，也因此成了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墨子•节葬篇下》云：“尧北教乎八狄。”狄与尧并称，狄人出现于唐尧时代，居北方。狄，来源于狄历，简称北狄，曾是北方民族的统称或泛称。匈奴语“颠连”是“天”的象征，是北方民族至高无上的天神。

蒙古族起源神话与旧石器晚期著名的马莱亚瑟亚石雕神话内容极为相似。苍狼白鹿创造人类祖先，这个在北亚横亘了三万多年的神话，又在《蒙古秘史》中神奇般地得以再现。这种经东胡、匈奴，到乌桓、鲜卑承袭下来的以两图腾契合为基本内涵的族源神话系统，在蒙古族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萨满教最古老最原始的宗教崇拜，是对宇宙天穹间日月星辰等诸种自然现象的神圣膜拜，或曰祭天。按清《满洲四礼集》释析：“在天者为神，在地者为祗，统言之曰祭天。”星祭，正是远古人类对自然界宇宙现象的崇拜、依赖与祈禳，是祭天大祭中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等北方古代民族沿袭很久的既隆重而又有影响的传统古习之一。星祭在萨满教中所以占有突出地位，说明萨满教宗教崇拜观念已进入氏族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代，萨满教的神祗崇拜观念已由自然崇拜开始和已经向祖先崇拜观念发展。北方人类已经进入到由无定址的野蛮生产生活关系发展并确立成为有秩序地相对稳定的部落氏族定居生产生活的时期，人类与各生产人群的地域和地缘关系与观念早已非常明确和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时，对天空间的星辰变幻现象与其方位，才有了观察和记忆的兴趣，才可能同各自的生产生活与崇拜观念等发生了思维联系。星体再不是与人毫无关系的独立现象。而是人类依靠与向往的奇幻使者与助手，现在也进入萨满教信仰的诸神系行列里来了。所以，星祭观念的产生与崇仰，要晚于血祭、火祭而出现的宗教祭礼。同时，它随社会发展更富有生命力。可以说直至今日星祭的内容仍影响着北方民族的日常生活，崇拜者之广泛和至诚，会随着人对宇宙的探求与兴趣，更加亲切。星祭的宗教意识也随之浓厚。人为宗教的崇拜观念也更加发展。满族与蒙族文化在北方诸民族中影响都远高于其它少数民族，吸收汉文化的程度也更多于其它民族。《周礼•大宗伯》中所讲“以实柴祀日月星辰”的观念几乎同汉族相同，星祭礼仪的内容与隆重性都远远越过北方其它兄弟民族，成为封建社会中与祖先崇拜相比肩的重要宗教内容。正如《吉林通志》所言：“祭祀典礼，满洲最重：一祭星，一祭祖”。《鸡林旧闻录》亦言：“满洲祭祀，有祭星、有祭祖，或一年一大举，或数年一大举，盖所费亦多矣。”清乾隆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记述说：“祭祀乃遵昔日之制，由来久矣。而满洲各姓亦均以祭神为至重，大端亦不甚远”。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见，满族祭祀礼仪源远流长，既祭祖先又祭宇宙星辰，并且素以祭星祭祖并重，祭星习俗当应更要早于祭祖礼仪。我们从大量满族诸姓萨满神谕中，可以窥见满族祭星古俗的概貌。满族远古先民，长期从所在的北方特定地理位置观察宇宙星空，对周而复始，年年岁岁重复出现的星空格局，日月升落，五大行星运行、恒星方位及诸星宿形状、颗数、亮度、变态等征象，世世代代总结积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北方星象崇拜神谱，并依凭着一年间在我国北方中天夜空中递续出现的东升西移的星辰形态，判定节令、方向、时间、寒暖、温度，风力以及同此天象相应出现的所在区域各种动植物的生态动息，决定本氏族行止或休咎祸福。这种崇拜星辰观念，是萨满教远在父系时代祖先崇拜观念产生之前便已形成的星辰观察和原始的占星方法。这是萨满教原始的最初的星祭和星辰崇拜的主要原因。蒙古族很古以来就对星宿特别尊敬，崇拜“七老”（即北斗星）。拿酸马奶或其他动物祭祀它。对日月崇拜更甚，据记载，“鞑靼民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向南，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崇拜日月山河天体之行”。蒙古族牧民从生产角度出发，崇拜天象，希望得到天的保佑获得丰收。内蒙古阴山地区岩画中有所反映。岩画包括我国北方匈奴、鲜卑、蒙古等民族长期凿刻的，其中有日、月、星、云等形象，而且有的画面上刻的拜日或向着星星舞蹈等图象。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截至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蒙古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他们“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居住潢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西拉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等诸河流域。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各部受匈奴人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匈奴余者10余万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到公元2世纪中叶，檀石槐统治时期，“尽据匈奴故地”。4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室韦”。蒙古，是室韦人的一支，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新唐书》称作“蒙瓦”。“蒙兀”、“蒙瓦”，是“蒙古”的同名异译，是室韦五部落之一大室韦部的一个成员。

至于传说盘瓠助高辛作战一事也是极有可能发生过的，否则不会给瑶人留下世代难以磨灭的印记。但作战对象为谁？民间传说与史家记载众说纷纭，难以考证。有人认为是“房王”，并指出房王都于今湖北房县。瑶族民间文献《过山榜》也有个别版本指“房王”，也有的指“番王”，多数指“高王”。我们认为说是“房王”不太可能。“房”、“番”二字音近，“房王”当系“番王”的误传误记。又案，“番王”之“番”，古人用以指“外番”，如“西番”。此意与汉文史籍所载犬戎或戎吴意近。在高辛氏时代，居住在西北境内的民族向东南方向迁徙，进入中原地区，与向西发展的东夷高辛氏族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犬戎即是其中之一。“犬戎”《民族词典》释为“吠戎”、“畎夷”、“昆夷”、“绲夷”、“混夷”等。商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的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时以马匹等与中原贸易。但其势力强大是在周穆王时。夏以前是否与高辛氏有过冲突？范晔书既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或许有一定根据，也可能为另一犬戎，现在已经难以査考。丁山先生考释甲骨卜辞“犬升，竝氏”（院，4、0、0021）认为，混夷、昆夷、畎夷并非犬戎（西戎），而是卜辞中提到的“犬侯”，为东夷的一支。他说，“由‘令犬侯周’及‘令犬吉王事’测之，犬侯与商王朝的关系，至为密切，宜为‘内服的侯亚’。”商朝的“铜器中有亚犬鼎，当是犬侯的遗物。”他指出，犬侯为商朝内服的侯亚，在周人文献里当称为“犬夷”。《诗·大雅·绵》颂古公亶父烈功：“混夷駾矣，维其喙矣。”混夷，《说文》马部作“昆夷”，口部作“犬夷”，《史记·匈奴传》说“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引》韦昭云：“春秋以为畎夷。按畎音犬，大颜云，即是昆夷”。而《山海经》所云“犬戎”系西戎，非东夷的犬夷。并指出犬夷封地在犬邱，即今河南之太邱。我们认为，这个与商人关系密切在商代被列为亚侯的犬侯，其祖先可能即盘瓠部落首领，故是东夷，而非内迁之西戎。据此分析，不能说高辛氏时代，盘瓠部落曾与畎戎作战，否则逻辑不通。

《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犹，荤粥居于北蛮。”《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徒，中国谓之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

远古时代，在周穆王以前，犬戎是北方部族联盟的中心氏族，以西周为中心点，犬戎略偏西北，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为中心的部族联盟之中。故《山海经》中有“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一直到元魏以后，《魏书》才把狼图腾的故事补述清楚。《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匈奴单于有二女，姿容秀美，乃于国北无人处，筑高台纳女其上，以待天迎。三年后，有老狼来台下，守台呼嗥，经久不去，穿台下为空穴，小女往就至，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其人好引声长歌”。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发生在单于时代，而是北朝人对几千年以前的氏族故事的追述。

《元史•祭祀志》说：“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这种拜天大典，从匈奴开始，一直延续到蒙古族，是北方民族最大也是最高的祭祀大典。《多桑蒙古史》记载：“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与亚洲北部之其它游牧民族大都相类，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日跪拜。”蒙古人把天和神统统用一个名词“腾格里”来表示，腾格里有许多兄弟神，其中包括“巴图尔腾格里”（勇敢神）、“岱青腾格里”（战神）、“基雅嘎腾格里”（命运神）、“嘎尔腾格里”（火神）、“依达干腾格里”（女萨满神）、“巴尔斯腾格里”（虎神）等。蒙古族萨满教一直流传着九十九个腾格里（天神）的说法。在蒙古族心目中，天是具体的、实在的；天是至高无上的，永恒存在的；天是真理，是道德，是正义，是良知；天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忠诚的化身。蒙古族是敬天的民族，这种观念对图案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有专家认为，贵州少数民族织锦工艺是汉初开辟南方丝绸之路时从中原传入贵州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伊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音juān）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两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由此，开辟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四条古道组成的“蜀身毒道”，从巴蜀经夜郎达滇再达南亚及西亚，此道以后逐渐形成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近年确有大量方块石铺筑的古驿道惊现于由黔入滇的水城，据考古工作者初步考证，那正是史籍上记载的经黔→滇→南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段交通要道。这条古驿道的发现，让昔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繁荣与兴旺立呈眼前，想必在这条五尺驿道上流通的除了锦，应该还有锦的织造工艺。

蒙古族的传统艺术中，民间图案非常丰富，多彩多姿；上下几千年，纵横数千里。从蒙古族常用的哈木尔图案、卍纹（图门贺）、犄纹、回纹、龙风、卷草、忍冬纹等看，把遥远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匈奴、东胡、蒙古文化连接起来，成为丰富灿烂和博大的自成体系的艺术世界。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多，形式之多样，实属罕见。蒙古族民间图案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宝库，对这样丰富的审美创造，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继承的。我为此努力探索了几十年，1976年有机会在牧业学大寨的工作中到西苏旗诺干诺如当过一年的牧民，这是我收集整理蒙古族图案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从广大牧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那些绚丽多彩的民间图案艺术使我对民间图案的知识很快丰富起来。我还从农牧民那里得到了很多关于蒙古族图案背后的知识，比如图案的内容、形式、用途、名称，图案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美学、趣味等等。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拉善盟，从锡林郭勒草原到鄂尔多斯高原，在牧民家中见到了更丰富的城里很难见到的人间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进一步认识到民间美术和民间图案是蒙古族人民独特的艺术创造，是为了美化自己生活的创造，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美学趣味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劳动群众活动的地方，便会有民间图案的存在。任何到过草原的人都会感到美在民间，民间美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也是精神力量的支柱和基础。这些年来我在艺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位艺术家真正吸收了消化了吃透了民间的传统，让这些民间文化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去，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来。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要从民间文化中去找，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找，一个人的作品没有特点意义就不大了，可以说民族特点是艺术的灵魂。

《墨子•节葬篇下》云：“尧北教乎八狄”。狄与尧并称，狄族形成于唐尧以前，居北方。狄，来源于狄历，简称北狄，是北方民族的统称或泛称。古音“颠连”是匈奴语“天”的象征，是北方民族至高无上的天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