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原本是自然界之神，但后来却被人格化了。由于全国各地普遍祀奉土地神，所以土地公究竟何时被人格化的民间传说也就多种多样，其说不一：有说是汉高祖时的丞相萧何；有说是曹参；有说是唐朝的韩愈；另有的说是周朝时的一位官吏名叫张福德，说此人为官公正清廉，能体恤百姓的疾苦，做了许多好事，直到老死。死后接替他的是个贪官，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使人民愈加怀念张福德，于是给他建庙祭祀，并取其名而尊称为“福德正神”，因此土地公又叫“福德正神”。又传说土地公乃是古代的一个老翁，在路上拾到一个鹜卵，把这个鹜卵拿给母鸡孵，结果孵出一条小蛇来。老翁在家中细心饲养这条小蛇。一天老翁外出，不料蛇闯出家门捕食邻居的鸡鹜。老翁为此很生气，将蛇放逐于山中。后来这条蛇不断伤害人畜，皇帝下诏除蛇害，但没有人敢冒险入山。老翁自告奋勇，入山冒死杀死了这条毒蛇。于是皇帝就赐这位老翁为“公”，专门司管土地，而称“土地公”。还有一个传说：从前有一老翁，精通农艺，温厚慈祥，热心助人，经常教人们灌溉、耕作，使大家都能获得丰收。老翁死后，人们感念他的恩德而建庙祭祀他，并尊称他为“土地公”。

在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北曾赫尔洞穴彩绘岩画里，发现了蛇。在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古墓出土的青铜饰牌中，有双虺（毒蛇）形象。

水族先民从南方迁来贵州三都一带时，这里深山密林，杂草丛生，毒蛇很多。一个名叫“秀”的姑娘偶然发现毒蛇一见红红绿绿的花边，便会悄悄地溜掉。“秀”姑娘回家后，找来红绿丝线，把自己的袖口、襟边、裤脚、船头鞋，都绣上了各种花卉。她穿上这身衣服上山砍柴，毒蛇果然溜走了。她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姐妹们，大家便开始往自己的裤脚和鞋上绣花边了。

马尾绣等服饰上，都少不了花边纹样，这也与水族宗教信仰有关。据说过去的水族居住地，蛇特别多，易伤害人，后来一个叫秀的姑娘从锦鸡琢毒蛇的现象中得到启发，就模仿锦鸡的花纹绣出红红绿绿的花边，装饰在衣服上，这样害怕锦鸡啄食的蛇就不敢来伤害人了，此后，水家女子纷纷模仿其样式在服饰上绣出花边。可见师法自然是马尾绣创作的源泉，也是水族人自然崇拜观的反映。

古代埃及人为达到个人实用的目的，还使用各种巫术手段。巫术活动遍及于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常见的有：“祛病巫术”，此种巫术与古埃及的医术关系密切，医书中的许多处方都附加有祛病的咒语；“禳厄巫术”，是用于避除毒蛇、毒虫、鳄鱼和种种猛兽伤害的咒术；“天候巫术”与企图控制天象与气候有关，如镇伏太阳神瑞的仇者的巫术，《镇伏瑞的仇者阿波普之书》即载有此类仪式，底比斯神庙作为崇拜太阳神的中心，其祭司每日必诵此书，同时还念诵咒语、施术作法，以确保阳光普照；“致厄巫术”则是借巫术致祸于人的、破坏性的黑巫术。

“兰杆”花边，在水族地区还有许多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古时候，水族居住的地区山高林密，杂草丛生，蟒蛇等害虫经常出来伤害人，之后一位叫阿秀的姑娘从锦鸡能啄伤毒蛇的现象中得到启发，便仿照锦鸡的羽毛，在自己服装上的领子、袖口、裤脚等处绣上了花花绿绿各具特色的“兰杆”，蟒蛇等害虫不知情，便认为是锦鸡，就再不敢出来害人。从那以后，姐妹们便都学着阿秀的办法，在各自的着装上绣上了“兰杆”花边，从而避免了蟒蛇等的侵害。虽然这是传说，但从广义来讲，爱美、追求美，自古以来就有之，正如高尔基所说：照天性说来，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这些名言告诉我们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们普遍有着强烈的鉴赏要求，并希望自己本身与生活都是美的。可不是吗？水族姑娘在围腰里绣花鸟虫鱼的图案，给人“花团锦簇，富丽堂皇”之感。兰花之幽香，菊花之高雅，牡丹之富丽，莲花之清香，给人以无穷的享受。

随着祖先崇拜不断升级和父权的日益扩大，祖宗作为氏族、家庭成员的亲属变为带有广泛社会属性的神灵，在冥冥中成为支配生活和生产的强大力量。自然崇拜的对象和祖先一样，本质上都是人自身的投影，自然神的权能是人赋予的，因此，权能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对自身权能的认识。随着人类控制自然权能的扩大，那些操纵自然物和自然力的自然神的权能也相应地扩大。父权制社会的男子，其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显然大大高于母系社会的女子，人们崇拜的男性祖先的权能当然大大高于昔日的女性祖先。这种情况投射到自然崇拜上，便使自然界的精灵具有更大的超自然力量，成为拥有更高的神性和更大的权能的自然神。与此同时，一些对人们具有巨大经济意义而又经常给人们带来好处的自然精灵（如山林河海土地谷物等精灵）便被人们赋予了祖宗神的社会属性，尊为可以保护和恩养自己的具有更大神力的自然“神灵”，从而经常祭献祈祷，以求得福。而一些对人们生产经常带来灾难的精灵（如狂风、干旱、毒蛇、恶兽等精灵），被人们视为与自己为敌专做恶事的“妖魔鬼怪”，人们常借善“神”之力进行巫术防范、驱赶，以求免祸。这样，随着对自然精灵社会化、伦理化的结果，便出现了“神灵”和“魔怪”善恶两大类型的人格化超自然力量。而两大类型之间也还有一些可善可恶的神灵和魔怪，人们为了得福免祸，也适时进行祭献和驱赶相结合的仪式活动。如波里尼西亚人以太阳和雨尊为祈祷之神，我国佤族将“斯艾”（精灵）分为善恶两类，把天和水尊为祈福之神，布朗族称鬼为“色架”，称神为“代袜么•代袜那”（包括祖先神），彝族以山神为保护氏族村寨之神，而把带来疾病和灾难的精灵视作驱逐对象的妖魔鬼怪。

这个神通广大的蛤蟆是图腾，蚂蚁、蝴蝶、蜜蜂也是某些氏族的图腾。邻国来进犯的老虎、人熊和毒蛇，也是一些氏族的图腾。这些动物的“战斗”，不过是原始时期氏族之间兼并战争的曲折反映。蛤蟆打败了对手，取得了胜利，那是蛙图腾氏族的力量强大。他被神化，被拥护为皇帝，那是人们对他恐惧与崇拜的感情的表现。故事中做生意、发现黄金之类的情节，是后人加入进去的。至于国王、皇帝、大臣等，也不过是由氏族社会里的酋长或部落联盟的盟主等演变而成的。

在北方神话采风中，可以听到许多以汉族为主的中原神话的流传和变异形式。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间密切交往、血肉相连的关系，强大的汉文化很早就对北方萨满教及其神话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渗入。如，在东北许多地方能够搜集到几种与中原神话相近似的创世神话：地动说，认为大地是由一只大象或巨鱼托举着，象或鱼有时疲累一动便要发生地震现象。这种古老的神话学说源于印度古神话，后传入中国，在中原广为流传。北方萨满教创世神话则不同，它将地震、山崩、海啸等自然界运动现象归属为耶鲁里的余威和其在地心被禁锢摇曳而形成的反响。也有的神话则认为是巴那吉额姆的侍女兴恶里神鼠玩耍所致，也有认为是波洛浑姊妹所致。现在东北各族中流传的麒麟送子等神化，可明显地看出是从汉族中传入的。日升日落说，在北方诸民族中还流传着“杨二郎担山赶太阳”的神话。这则神话本来是源于汉神话。因数百年来汉族的北上，诸民族同居同存，便将这类神话也带到松漠地方。但也有变化，太阳的数字在满族及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中数字不一，有的竟认为是“九日同生，”实际是“天宫大战”神话与“杨二郎”神话的合型异变；在北方诸民族中还大量存在人类起源神话的变异型神话，南方及中原神话中存在大量兄妹婚神话——即中国著名的葫芦文化说，兄妹成婚，由葫芦而生，在北方流传，“葫芦型”变异为“磨盘型”、“窝瓜型”等内容，兄妹经过在磨盘中考验而生育后代。这显然属于北方神话与中原、南方神话的互渗形式。北方兄妹婚的神话，也有多种形式，其内容多为“半人半兽型”、“猛兽考验型”“箭赛箭射型”、“水验型”等形式，即，兄妹成婚前一方是个化型动物，经过考验或磨炼而成婚。实际上最古老的神话中还没有兄妹婚的观念，认为双方都是阿布卡赫赫的侍女（在北方最初的原始神话中，认为同性可育，认为两个以上的人便可生育，象两个生物一重叠，便可产生新生命。这是由于在原始时代生育知识相当无知情况下而产生的观念。后随人类进化，有了血缘关系认识，婚姻关系发展为族外婚，这时的神话便产生同一血缘的兄弟姊妹禁婚禁忌。兄妹同婚便要受到天的考验与准允，不是按中原神话要经过葫芦考验，而是通过遇见虎豹毒蛇，看它们是否允许。她们不动，便是天神准允了。要张口吃人便是不同意兄妹结合。此外，还有神话是要兄妹二人经过走箭道、过水洞等几个艰险关口考验，方有兄妹婚而育后代。这些兄妹婚神话的实质和中原、南方同类神话相近，但表现形式带有鲜明的北国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