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的产生，反映了自然界的鸟类，对北方人类的生存做出过伟大贡献。在洪荒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极端原始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像到亚洲人类的一支古原始人，依靠火的发现，开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生存北征。他们在林莽中无路可走，正如萨满神谕中所讲的“到处是白茫茫的雾气，到处是湖泊、踏头甸子”。为了生存，他们观察着候鸟的行踪,追寻鸟的北行路线，边觅食，边北上，逐渐向北迁来。至今在萨满祭祀中，还可以看到依鸟迹行进的影子。萨满请鸟神，要走八字步，拐子步和锁链步，侍神人与族众边在后面跟着边唱边叫边舞。这些快乐的鸟叫鸟舞的舞蹈动作，追溯其源很可能就是模仿先人们追寻鸟踪行进的故事在宗教中的复演。

中国南方和西南壮族、傣族历史上盛行的土司制度自明末开始改土归流，至清初雍正年间（1723—1735年）基本完成。但有些地区的土司制度延至清末，乃至民国时期。此外，改土归流中，土官的政治权力虽然被剥夺或削弱，经济上残剥土民的某些陋习被禁革，但其经济特权受冲击不大，仍基本上保留下来。不少陋习累禁不止。土司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土官制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封建领主制度。所谓土官，在其领地范围内是一方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同时又是一方封建领主，对领地内所有山林、土地、河流、湖泊及自然出产拥有所有权。其属地土民就是他的农奴，除耕土地须缴纳租税，采集、渔猎须献上部分收获物充当租税外，年中还须无偿地为领主服各种劳役：种田（官田）、砍柴、舂米、制衣饰、建房、扛轿、挖坟、舁尸、吹奏乐器、运送物品，出兵打仗，充任土官出巡时各种差夫。桂西都安、巴马、马山、西林、凌云、乐业，桂南上思、防城，云南金平、屏边、勐腊等地的布努瑶、蓝靛瑶、盘瑶，近代被土官或其后代视为农奴，受到领主的各种奴役和盘剥。

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达斡尔族中都有虎神崇拜。鄂伦春族对老虎不直呼其名，称“博如坎”。“白那洽”（山神）为虎神，后来变成了白发老人，还称虎叫“乌塔其”（太爷）。称狼也不直呼其名“古斯格”，而按它的叫声称呼谓“翁”。满族等一些民族对虎、豹、豺、狼等猛兽，以及江海湖泊中的鲸、鲨、黑鱼、狗鱼、龟等水生动物乃至一些如刺猬等小兽，都分别有各自独特的尊崇心理和祭祷形式，甚至不少民族的姓氏还将其皮、骨等小心供奉，奉为神偶与祭祀替身。在各族姓氏往昔萨满野祭中，都迎请这些动物神祗降临。这些神祗临坛后各自模拟出自己的动物特性特技，玩耍一阵后萨满与众侍神小萨满们才殷勤地恭送诸神回自己的神界。

“据《后汉书》载：‘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玉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鸟浒人十余万内属，皆授冠带，开置七县。’七县之中有潭中县。清舒启修的《柳州县志》载：‘马平，汉潭中地……壮瑶居多。’潭中县所辖范围，在今柳江、红水河中下游一带，正是潭部落后裔覃姓聚族之所。潭部之得名，来源于这一带的喀斯特地形。由于石灰岩的腐蚀，形成许多地下潜流，在山区时隐时现，在地表形成许多消水洞，与地下河相连的消水洞，即是深潭，有的深不见底。这种洞变幻莫测，有时烈日杲杲，却突然涌出水来，形成临时湖泊，令人惊异不已。因以为神奇，尊之为神物。尊潭之部，其子孙覃姓亦为壮人一大姓。”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形式主要就是按照羌族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在相对固定的场所举行的传统大型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重要节庆、节事活动。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具有自然及文化两种属性表现形式，其自然属性表现形式为文化广场、广场文化、宗教场所、古村落、海岛、集镇中心、庙宇寺观教堂、神山、圣山、湖泊等；其文化属性表现形态为岁时性的民间节日、神圣的宗教聚会纪念日、周期性的民间集贸市场、季节性的情爱交流场所、娱乐性的歌会舞节、盛大的祭祀仪礼及其场所、族群的各种独特文化、独特的历史传统等。在此基础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活动说”定义以及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认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应该包括传统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及展现传统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

贵州苗绣母体图案艺术有一个自己独有的文化现象。苗绣艺术记录了苗族从远古到今天的历史、文化、民俗、民风、宗教，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世界上只有苗族人民有这么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中一道独特的景观。母体图案具有深厚的苗族文化传统，是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文化信息，是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文化关联，是最具代表性的苗家传统文化。如流行在黔东南的山川纹，它的构成是用粗细不同的线和点的并列组合，线和点分别代表山坡、湖泊、陆地等等，象征祖先生活过的故乡和一路迁徙而经过的江河湖泊。还有天空田地图案纹、湖泊纹、城池纹等，苗家人认为这些都是先民们的生活及战争、迁徙的写照，用这些图案纹样记录下先民的历史，是对先民及故乡的怀念。如以祖先为描绘对象的历史题材的母体图案，图案中把对祖先蚩尤、欢兜、姜央及其部落的情感用拙朴的造型艺术、朴实的色彩观念塑造出来，从图案上反映了苗家人对祖先的尊重及乐观的人生态度，使得观者看后对蚩尤的悲壮及其他祖先的艰辛肃然起敬，更对苗家人的乐天的生活态度给与赞赏。

对于人类来说生存和繁衍都是举足轻重的，富足的物质条件是生存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后，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不管是古时还是当今，动物和植物都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提供原材料，是人类生命的保障。对于有些动物，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与动物一样的强大能力。蝴蝶作为自然界中的卵生动物，一只蝴蝶可产上百颗卵，蝴蝶的繁殖特征与人类期望的多子多孙的愿景不谋而合。且蝴蝶在萨满教中带有“送子”的神力，萨满教有一种习俗，为不能生育的人求嗣的时候，会跳一种名唤“蝴蝶”的舞蹈。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中蝴蝶图案多与繁花图案相呼应，广泛地应用在女袍、耳帽、枕顶、靴鞋、针线包等女性的日常物品中。翁牛特蒙古族妇女将蝴蝶的翅膀放大进行艺术创作，绣制成梦幻般的色彩，绚丽夺目。但是在翁牛特蒙古族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绣有蝴蝶的绣品不可在结婚当天穿着，认为蝴蝶的翅膀噗嗤噗嗤扑腾，寓意婚后夫妻生活不安稳。”再有鱼是生活于蒙古草原的湖泊河流中，蒙古族认为鱼是大千世界所有生灵的生命之始，有“凡物以哈达为尊，食饮以茶为尊，生灵则以鱼为尊”的俗语，翁牛特蒙古族还以鱼的生存繁衍、生活习性等各种因素为根据，认为鱼种类多数量庞大且鱼腹多子，就被赋予了多子的象征。

鸟神的探索与研究，对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悠久丰富的神话宝库、宗教意识以及在此沃土上形成的民俗现象，有了新的开拓和认识，意义是深远的。满族先民以及北方诸民族，所形成的原始文化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他们在北方特有的自然生活条件下谋求生存、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东北、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是世界上鸟类群聚区之一。北方诸民族以及其长期相邻的各个部落，生活在黑水白山与东滨大海的林莽沃野之上。据近世科学考察证实，在这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向来是鸟类生育的乐园。从地理图志中可见，东北地区南临黄海，东近日本海，北面有鄂霍次克海，在黑龙江入海口，有众多的岛屿，湖泊密布，河川若网，夏季日照又长，春秋天不燥热，多雨湿润，是多种鱼虾繁衍之所。因此，东北及远东地区为各种留鸟与远方候鸟，提供了充沛食源和生育后代、避暑栖息最理想的乐土，向来是百禽的故乡。我国北方诸民族先民就是繁衍与开拓在这片鸟王国的沃土上，与各种鸟类共朝夕、同相邻。在北方民族民间传说中，就有“鸟引路探宝”、“坐鹅翎跨海”、“与鸟女成亲安家”、“鸟神驮人避洪水”等故事，满族还有的神话讲述有位巴图鲁，进山找寻鹿妻，被林海困住迷失方向，是啄木鸟帮他攀上神峰，找到被恶魔藏在树洞里的美丽的鹿格格，这都反映鸟给人类的恩惠。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初民时期，鸟类对于人主要不是衣食之利，鸟类是生活的伴侣，凭依鸟群惊鸣与飞向，卜测灾异，“宫室象鸟兽而为巢为窟”，鸟有功于人，无害于人，故所祀鸟神，都属于温厚善良的氏族守护神。

巴马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巴马长寿人文旅游，可以概括为长寿文化、长寿地貌奇观、长寿神秘河流、长寿湖泊风光、长寿生物植被、长寿环境景观、长寿绿色食物、长寿社会生活。除了长寿引人注目外，巴马的山水、洞穴和民族风情同样令人惊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曾多次将巴马介绍给世界。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如是说：“巴马是人间遗落的一块净土。”他曾三次来巴马考察，拍摄《桃源乡——巴马》在全日本播放，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等老年旅游团和财团一拨一拨地来到巴马，6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知道巴马。巴马的长寿人文旅游被确认为广西十大旅游精品之一。巴马县长寿研究所所长、县旅游局局长陈进超说：“来巴马旅游、考察、采访的团体和个人太多了，这几年我接待的，不下千次。”

还有鸳鸯，在翁牛特农牧区湖泊经常能够看到鸳鸯，“止则相耦，飞则成双”，所以被誉为忠贞爱情的代表，蒙古族姑娘经常绣制于荷包，送给钟情的男子，希望爱情能够幸福美满。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含着某种深层的统一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关键原则在起作用。这些原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反应的是文化在深层内涵上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共生共存但又互相冲突的关联。”刺绣作为一种文化，其工艺繁琐、表现形式多样，但是翁牛特蒙古族在繁杂的技法和多样化的形式当中，始终以刺绣图案来表达避祸驱邪和求吉纳祥的心理，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来表达纳吉避祸的民俗观念。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文化中表达驱邪避祸的图案有鹿、孔雀、蛇纹等。蒙古族自古信奉萨满教，鹿崇拜在萨满教文化中显得尤为突出。鹿很早就在蒙古高原生存繁衍，被北方的游牧民族视为灵兽，拥有超自然的力量，是万物生长的图腾。鹿有美丽的外形、温顺的性格，被看做善灵之兽，可镇邪。原始萨满的神服及神帽多以鹿皮制作而成，而且在做神事活动时装扮成鹿的神态等，在艺术造型上的认识往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因而在翁牛特蒙古族所绣制的图案上经常可以看到鹿的形象。再如刺绣的孔雀图案，孔雀是一切美的象征、增益息灾、孔雀不仅拥有美丽的羽毛、更是人们心目中一切“美”的象征，其婀娜的身姿受到人们的喜爱与推崇。孔雀图案也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而用以刺绣图案当中。在佛教中，孔雀被作为吉祥神鸟。佛教中有“孔雀明王”的菩萨造像，为一头四臂，驾孔雀。“在神话传说中孔雀本是百鸟之王凤凰所生的九种鸟雀之一，是世间所有飞禽中最漂亮、最美丽的鸟儿，但是因为其性格桀骜不驯而堕入魔道，后来统领众魔族与满天神佛展开‘神魔大战’而落败，最终受佛祖点化成为佛教‘孔雀大明王’”。所以，认为孔雀具有驱邪避毒、增益息灾等神能，被翁牛特蒙古族所崇拜喜爱，将它绣制于蒙古袍上成为息灾驱祸的象征。蛇纹，经常使用在靴子的刺绣装饰纹样当中，常把主图纹样围绕概括起来。蛇纹在翁牛特蒙古族中被认为是避祸镇邪之物。传说，蛇是开天辟地之神，是龙的后裔，都被称之为“小龙”。他们认为蛇为开天辟地之神，掌管着大自然的一切事物。还有萨满教对爬行动物的崇拜，首推为蛇，在萨满教仪式中，蛇又是重要的辅助者，能够驱魔镇邪。

贵州苗绣抽象图案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感、文化感，给与当代人一种充满文化感的美的艺术享受。首先，它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记录贵州苗族从远古到今天的文化、历史、民俗民风的作用。其中的文化信息在今天完好的传承下来，为我们保存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世界上只有苗族人民具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现象，用线条、颜色、心情、真诚、热爱去描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无疑是人类文化现象中一道独特的景观。比如兰娟衣，其抽象图案的文化含义把该部落的文化、历史发展、信仰、生活、风俗等一一表达出来，展现在今人眼前的是那些古老的厚重的文化感。再如，流行在黔东南的抽象图案山川纹，其构成是用粗细不同的线和点的并列组合，分别代表山坡、湖泊、陆地等，象征祖先生活过的故乡和一路迁徙而过的江河湖泊。天空田地图案纹、湖泊纹、城池纹等，苗家人认为这些是先民们生活、战争、迁徙的写照，以此记录下先民的文化和历史发展，是对先民及故乡的怀念，这些有着悠久文化根基的艺术形式是现代文化的源泉。其次，贵州苗绣抽象图案具有族徽的功能。由于历史原因，苗家各部族形成了分散聚居的现象。这就需要一个族徽来聚居本部落的人，而这个族徽需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号召力，能够在召集部落人员时起到一种旗帜的作用。为了部落的生存与发展，苗族各个支系大都制订了本支系的族徽，当人们看到有相同族徽的标志就会认出是同一部族的族人。这些族徽要有简洁的造型、醒目的色彩，代表一定的寓意，能够把本部落的精神展示出来。比如龙纹，它是黔东南苗族中某个部落的族徽和图腾崇拜。它具有一种向心力，能够唤起族人强烈的自豪感，其中积淀着一股浓郁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民族关联，其文化内涵中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民族凝聚力。

瑶族村寨是一个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村寨里往往居住着十几户乃至几十户不同姓、不同宗、不同房的人家。虽然每个村寨居住着不同宗姓、房姓的人，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但同村人仍然有着共同利益：有共有的荒山、森林、河流、湖泊；共同的柴场、牧场、猎场；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祭祀场所（社庙及其他庙宇）及祭祀活动。村寨与村寨之间以山梁、道路、河流为界，使每个村寨成为对内认同对外区别的地域群体。为着处理好村寨内部不同亲属集团的关系，以及与邻村的关系，必须建立以村为单位的老人理事制度，这就是村老制。

自然界中一切奇异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激发惊异，以及以特殊的、不平常的、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人的感情的东西，都对宗教的产生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和对象。塞尼加在他书信中说：“我们带着敬畏去观看大河的源头。我们为从隐蔽中突然涌出的小溪设下祭坛。我们崇拜温泉；我们只是因为某些湖泊的幽暗和深不可测而把这些湖泊视若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