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绵竹农村从事年画创作的艺人一度有两三百人，绵竹县板桥乡一个村家家户户都从事年画创作。何青山一家祖孙四代、二三十人一起画年年画展上，侯世武的《献寿图》（合作）、《四川儿画（侯世武调查材料）。在年画社于1980年9月28日统计的《绵竹年画民间艺人名单》里有40位民间艺人，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83岁，其中40岁以下的25人，40岁到60岁的11人，60岁以上的4人。刚刚恢复时，由绵竹年画社组织民间艺人生产，统一管理、销售绵竹年画。1980年，恢复生产，年产量有一二十万幅。1981年，绵竹年画社组织了32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为年画社加工门画10万副。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变化，年画生产的利润越来越小，从事年画生产的艺人越来越少，产量也逐渐下降（《绵竹年画大事记》，数据来自侯世武调查材料）。据2004年10月的田野调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绵竹尚有50户在进行年画生产。2002年、2003年，绵竹总人口52万人中，从事年画创作的仅有十几户，绵竹县年画的年销售总量仅有5000多张（侯世武调查材料）。到2004年10月，绵竹民间已只有陈兴才、李芳福、张盛华、张福贵等几户人家在从事年画生产（本次田野调查综合情况）。

然而，导致“王泉盈”纸庄事业萧条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虽说家财积累丰厚，但在台南经营获取的利润并未及时在当地购屋置产，只作衣锦还乡的盘算。后来，战祸连连，两岸阻隔，加以通货膨胀，造成生计负担沉重与这残酷的打击，“王泉盈”几乎一蹶不振。其二：由于石版、金属版等新式印刷术的推陈出新，木版年画制作工序耗时费力，数量原已不及，质量尚且未逮，难以抗衡竞争。残存的雕版亦因日久风化，鼠啮虫蚀，汰换废弃之际，若非劈为薪材，付之一炬，则是听凭文物典藏单位征收，沦为古物商贾搜罗对象。其三：生产人力原多仰赖本族子弟参与，昔年家族丁口兴旺，不成问题。但是迁居分家的观念流行以来，人手当然捉襟见肘，加上知识普及、教育提升，迷信旧俗否定舍弃之余，祖业遑论远景，裔孙争先转行，于是后继无人。

然而，导致“王泉盈”纸庄事业萧条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即便家财积累丰厚，在台南经营的利润并未及时在当地购屋置产，只作衣锦还乡的盘算。孰料，战祸连绵，两岸阻隔，加以通货膨胀，造成生计沉重负担与残酷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其二，由于石版、金属版等新式印刷术推陈出新，木版年画制作工序耗时费力，数量原已不及，质量尚且未逮，难以抗衡竞争。残存的雕版亦因日久风化，鼠啮虫蚀，汰换废弃之际，若非劈为薪材，付之一炬，则是听凭文物典藏单位征收，沦为古物商贾搜罗对象。其三，生产人力原多仰赖本族子弟参与，昔年家族繁衍，丁口兴旺，不成问题。但是迁居分家的观念流行以来，人手当然捉襟见肘，加上知识普及、教育提升，视之迷信旧俗而否定放弃之余，估量祖传手艺几无前途可言，裔孙们争先转行，当然后继无人。

具体到通道侗锦的生产经营模式，以侗锦织艺公司的几类产品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经营的产品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从织娘手中收集来的个人作品直接出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精品”，这些作品是织娘自己的产品，用的是传统的技艺、传统的纹样，有织娘自己的创作，代表了她个人自己的创作意图；第二类是侗锦公司设计好了主要的纹样搭配方案，然后提供原材料，下发给某个村寨的织娘来完成，完成之后收集到公司统一包装出售；第三类不是完整的侗锦作品，属于半成品，织娘完成了一些图案的织造，公司收集上来之后会交给辅料加工商继续设计生产，加工成成品后由公司统一出售。这三类作品我们该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第一类“精品”目前的状况是有些是不出售的，只用来陈列，或者进行个别出售。这类作品的生产是随机性的，体现了织娘的创作意图，这属于个人作品的范畴，和侗锦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织娘又等于是默许了公司的这种销售行为，可以算做是在个人作品基础之上，双方默许的一种职务作品。因为作为织娘来说，对知识产权不是特别的看重，更看重的是给她带来多少利润。第二类属于法人作品，但织娘有署名权。第三类产品织娘是有署名权的，但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标明哪一部分是哪个织娘设计制作的，所以这部分作品一般都是由公司进行署名。

第一，闭关锁国政策打破以后，中国对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兴起工业革命，急需廉价的劳动力，掠夺更多的财富。于是，佛山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大批青壮年劳工漂泊到东南亚、澳洲和美洲等地谋生的潮流。他们大多数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将传统习惯和风俗带到异国他乡，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供奉着自己心中的“神”，保留着信仰，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逢年过节，他们需要张贴出自故乡的门神、年画，以祈幸福安康，以寄思乡之情。这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凡有广府人聚居的地方，都能看到佛山木版年画。所以，佛山木版年画的海外需求量年年递增，其利润也较高，成为当时佛山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哈密凭借相比新疆其他地区距中原更近的地理优势，与中原频繁交流，促进了商业往来。哈密维吾尔族人一方面从事贩运交易，并在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的汉族大量移居哈密地区，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带到了哈密。由此，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友好贸易往来，也带动了东西方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对哈密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

清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日益增多，除了上交税陚和自己家庭消费外，剩余的产品需要交换，于是小商小贩出现了，他们走村串寨，贩卖城镇的手工业产品，收购农村的农副产品，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这种小商小贩在水族地区最初为汉族，后来除汉族外，也有水族参加了这个行业。

麦加的古来什部落原是半游牧半掠夺的贝杜因人，散处麦加周围，靠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为生。五世纪末，他们占据了麦加，由游牧转入定居，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商业部落，获得了古来什（Quraish，从事贸易获取利润）的名称。在他们的努力下，禁地和禁月的惯例得到保证。阿拉伯人可于每年的禁月免于劫掠和仇杀，到麦加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朝觐麦加和阿拉法特成了中西部普遍承认的崇拜仪式。一年一度的乌卡兹集市，更是吸引人的文化和贸易的集合场所。大约到六世纪末，麦加已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镇。

1979年，瑶族地区普遍开展以优质、高产、低耗、多品种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节能月”活动，同时，市镇开展清产核资和清仓利库活动，充分发挥了余存物资的作用，加速了资金周转。1981年，为彻底打破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的局面，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开始推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责任制的形式有“成本包干”、“四包一奖”、“超额计件奖”、“包干上缴利润”、“综合奖”等。1985年，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领导实行民主选举，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可以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前提下灵活选择分配方式，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结构，决定经营方向，同时，主管部门对各厂矿实行厂长、书记奖罚办法，实行厂长、书记的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奖金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超产盈利者奖，平产平利者保留原工资，造成经营性亏损者取消职务津贴和奖金，并扣发部分基本工资，促使企业领导把压力变为动力，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对内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多劳多得，多超多得，使职工都明白当班完成多少任务，能领得多少工资，心中有数，并实行奖罚制度，达标的奖励，不达标的倒扣工资，使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鼓励多劳多得，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否定长期以来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对立起来的做法，允许并保障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瑶族地区和全国一样，从1978年开始就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探索，经过几个阶段实践，最终确立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经营机制。其过程大致是：从1978年开始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加企业留利，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19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把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以所得税的形式固定下来。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198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开始涉及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权，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步步深入，目标、步骤都十分明确，成效显著。如原来的国营企业金秀食品厂，经过改制成立广西金秀圣塘山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利用本地特产，开发、生产绞股蓝系列保健食品，成为闻名中外的绞股蓝加工企业。

历史上，老、缅、泰三国瑶族主要从事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生产，产品主要满足自己消费。他们内部也存在互惠式的交换，有时也拿些剩余产品到别的民族的村寨或低地市镇出售，包括秘密出售鸦片，目的在于换取货币购买日用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这与现代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性质上有差异。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泰国瑶族的商品经济有了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老挝局势开始变动，泰老边境出现反政府的少数民族游击队的活动，为了边境安全，同时也为了减少刀耕火种农业对森林的破坏和禁止鸦片生产，泰国派武装部队上山，采取强制性手段，把居住在泰、老、缅边境山区的瑶族迁移到低地居住，也有部分老挝瑶族由于老挝局势变动、生产困难而自动迁到泰国低地居住。泰国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加强对包括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管理，其政策包括：编组乡村，普查人口，劝导归化人籍，建立发展中心，派人到瑶族村寨指导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泰国政府还贷给耕牛、种子、化肥、农药，帮助瑶民发展商品经济，并帮助瑶人与收购商建立联系，推销瑶人各种产品。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泰国政府还于1969年12月15日和1976年7月6日先后制定、颁布有关鼓励山民停止种植罂粟、生产销售鸦片的政策。上述政策措施，促使瑶族结束了迁移不定的游耕生活，实现了定耕定居，促进了瑶族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现代泰国瑶族村寨的瑶人，许多人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他们除了生产自己消费的农产品外，还专门种植大米、大豆、玉米、水果、棉花用于出售。下面是张有隽教授1989年二三月间参加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在泰北考察瑶族村寨收集到的几个个案。

在作坊模式下，一些民间艺人，如：画工、刻工、刷工等，为了生存而受雇于作坊主进行辛勤劳动。商贩也同作坊主一样，为了追求利润或是从作坊主那里批量拿画，再进行销售；或是根据当地风俗，拿着自己需要的画样到作坊那里进行定货，待作坊主把画样交代给画工、刻工、刷工进行批量印制后，再转运他地销售。在这种模式下，作坊主为发财只是坐庄卖画，商贩为赚钱进行销售，画工、刻工、刷工则是为了生计而辛苦生产。用近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观点来看，木版年画作坊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当然，木版年画作坊客观上也繁荣了市场，促进了传统木版年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一种民间艺术，在它不被人们承认的时候，艺人们总要精工细作，尽心经营。一但它得到社会承认，便成为艺人发家致富的手段。销路畅通，继而又会有许许多多入门人复制兜售。这样不但大大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提高，而且还会出现许许多多粗制滥造的东西，败坏它的名声。清朝末年，杨家埠年画也不例外地进入了这样的阶段。长期的高额生产，可观的利润，削弱了艺人的创造性。牵强附会的“大搬家”拼凑画面，成为这一时期的通病。泊来纸（主要是日本纸和挪威纸）传入后，无力重新创作雕版，为了应付生产，依靠裁割画版，适应变化的纸型，年画质量日趋下降。加之这时又有石印年画与它争夺市场，杨家埠年画日渐失宠，从而显现出萧条的状态。

除了战争因素，杨家埠木版年画业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创新能力。民国初年，杨家埠木版年画极其兴盛，销路畅通，供不应求。舶来纸传入后，艺人无力按照新型纸张创作刻版，艺人为追求生产和高额利润，依靠“大搬家”拼凑画面，或是割裁画版来适应纸张的变化，从而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质量。1922年后，上海、青岛等地的石印年画兴起和大量输入，杨家埠木版年画生产锐减，加之上述技术、创新不足和战乱的影响，解放前夕，“潍县年画已几乎陷入绝境”。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发展虽然受到限制，但依然有所创新，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从平度移植过来带有情节的窗旁，根据胶版四开年画发展起来的方贡笺及原有‘横批’年画中出现一批带花边及锦地图案的装饰，则是这一时期在题材样式上的新发展”。

对一些有头脑的村民，赚钱的门路就更多了。他们有些人包下地方道路工程，然后低价雇用本地人修路，赚取相当利润。有些人买个小卡车，每天沟内、沟外与城镇间跑几趟，替沟中村民解决交通与农产品运输的问题，也为自己赚得不少金钱与声名。更多的村寨居民，划出大部分的地来种苹果与花椒，只是这一部分，一年常有3000-8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每年七八月间，汶川、茂县等山中城镇便成为花椒、苹果、桃、李等经济作物的批发零售市场。许多农民也经常自己担着花椒、水果到市场上贩卖。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也使得山中城镇的商业繁荣起来。近十年来汶川、茂县开设了许多饭店、招待所，以容纳路过的观光客。当地的水果、药材、手工艺品与“民族文化”也成为观光商品。由以上的描述可知，在这岷江上游山区原来就存在多元化的资源，在市场经济逐渐活络以及观光事业带来的新商机下，城镇与村寨居民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如此，家庭人力与个人才干，成为经济上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非遗商品市场本身体量较小，利润微薄，一般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与销售，且精益求精的非遗手工技艺入门较难，从初学者到成为艺术大师，这之间要历经很多的波折，学成技艺十分不易。所以每一项非遗艺术，在初学那几年，学徒们几乎没有收入，口常基本只有师傅给予的微薄补贴，这使得很大一部分的婚龄、育龄学徒面临着很大的成家立业压力。哪怕日后学成出师，学徒们的刺绣生意也仍然会受市场等因素的影响，面临朝不保夕的风险，更别提养家糊口。

（4）北京第一绣花厂。位于北京宣武区韩家潭的北京第一绣花厂，前身是私营的惠记补花厂，1950年被北京市公安局接管。产品有小飞边枕套、直边枕套和小围嘴3种，年产值9万元。1954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补绣生产合作社，工人114人，年产值28.2万元，主要产品是机补、枕套和围嘴。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正式改为北京第一绣花生产合作社，职工人数612人，年产值达到67万元，其主要产品是绣花枕套、书包、台布等，主要原料为棉布。1970年改为北京市第一绣花厂，职工人数增加到831人，年产值达608.8万元，产品品种发展到30多个。1970年年底分出200人成立补花二厂。1973年北京第一绣花厂厂址迁入崇文区永外松林街1号，后来为了发展工艺绣花服装又分出100多人，成立了第三绣花厂。1978年2月又分岀67名职工，组建了抽纱机修厂。1980年第一绣花厂职工人数是523人，年产值775.8万元，利润95.8万元。到1998年3月，一座占地11亩、设施齐全的新厂房竣工，开始了第一绣花厂新的创业征程。产品主要有抽纱制品、工艺服装、电脑刺绣三大系列，远销美、日、德等43个国家和地区。抽纱制品有台布、西式枕袋、中式枕套、面包巾、盘垫、床单套、被单套、围裙、钢琴罩等。工艺服装有各种中、高档工艺服装。绣品涉及范围广泛，影响力也很大。

水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小农意识长期存在于板告村村民内心深处，她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绣好的背带能挣钱，补贴家用是她们刺绣的最根本动力。在村寨中当人问道：为什么要绣背带？回答都是因为能挣钱，不会有人说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鸿鹄大志，她们关心的是尽快把手中的针线活完成以便换成钱。绣好一个背带需要黄色、绿线、白色线多种原料，都是5元多一个线团，一两铜钱要花30元钱，家里没有布的还要到集市上买布，加起来一个背带的成本总共要花费80-100元钱，这是在自己绘制或可以请别人免费绘图的情况下。如果去集市上买绘好图的布壳，整个背带的布壳价钱是130元钱，加上其他总共成本价钱为180元上下，当然，相比绣好的背带能卖出的价钱是1200—2000元，绣制一个背带的成本价是较低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的利益，若以20天绣一个背带计算，以均价计算，能干的妇女，一年要挣25000元利润还是可以做到的，这对于在家没什么事可干的妇女来说，刺绣无疑是她们乐此不疲的活儿。与有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危机的情况相比，这的确是保存弘扬水族人优秀传统文化的幸事。于是在此背景下，就产生了水族家庭博物馆。

南丹瑶山鸡是广西的一个地方品种，是广西五个鸡种之一。由查于交通闭塞，没有引进过外来血统，可说是地道的土鸡。由于终年放养，身体健壮，活动力强，肌肉结实，瑶山鸡肉质鲜嫩、味道鲜美、皮薄、脂肪少、口感好，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商家纷至沓来。在柳州、南宁、梧州、广州等地，瑶山鸡呈现供不应求的势头。南丹瑶山鸡市价常在每千克20元左右，节日可达30元，养一只瑶山鸡可获利6至15元，鸡苗价高，每只母鸡产的鸡雏年可获利几十元。1997年，南丹县领导经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真正意识到发展养鸡是白裤瑶农村脱贫致富的一条好门路。于是提出先在里湖瑶族乡实施“瑶鸡工程”，随后南丹县委、县政府又提出在全县范围内实施“百万瑶鸡”工程，扩大了项目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户受益。南丹县为创建瑶山鸡品牌，1999年建立里湖瑶山鸡种鸡示范场投入生产后，2000年4月20日，又建设八圩瑶山鸡种鸡示范场，并切实加强瑶山鸡养殖培训工作。仅2002年1至5月，全县就举办瑶山鸡养殖培训班79期，受训人数达6500人次，发放瑶山鸡饲养实用资料1万多册。同时，加强服务指导，技术人员上门传授饲养技术。县、乡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与386户瑶山鸡养殖户结成对子，开展定期或不定期上门指导服务。该县还采取示范带动的办法，大力扶持瑶山鸡伺养重点户，2002年全县年饲养肉鸡5000羽以上的重点户已发展到30户，年饲养肉鸡1000羽以上的示范户500户。全县瑶山鸡伺养量达91.6万羽，出笼48.7万羽，农民饲养瑶山鸡收入800多万元。光在有1.7万人的里湖瑶族乡，2001年全乡有85%的农户养鸡，共养有瑶山鸡57万只，仅2000年出栏42万只，纯利润达256万元，全乡人均收入达到1795元。

随着个体商业的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也推动了瑶族地区集体商业和国营商业的改革。它们采取积极措施，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分柜（组）核算，定额管理，超利分成，指标到柜（组），定额管理，超利税后分成；定销售额，费用率，利润额，资金周转天数四项指标，超奖减罚，联销计奖，实行“五定”，工资浮动，百分计奖，见利税后分成；利润大包干，定额上缴，工资浮动；利润包干上缴，全奖全罚，招聘承包，定额收费，并积极开拓新品种，组织物美价廉商品供应市场，抛弃“官商”作风，开展优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国有商业企业全面进行国有民营、社有民营和减员增效等改革。经过努力，销售额连年上升，带动瑶族地区商业的全面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乳源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流通格局，市场规模逐年扩大，活力不断增强，市场货源充裕，品种繁多，购销两旺。

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虽然已经从自然界的各个领域把宗教的作用和上帝的权能驱逐出境，但由于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宗教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神或上帝仍旧活在那些需要神或上帝的人们的幻想世界之中。宗教神学也总结了历史上与科学作斗争的教训，不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写在古老圣书上的每一句教条，愚蠢地反对自然科学的一切新的发现，用对待布鲁诺的办法把科学家送上火刑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与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教会僧侣与封建贵族有不同的阶级特性。教会僧侣与封建贵族坐食俸禄，不事生产，他们并不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近代资产阶级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与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要想在自由竞争中站住脚跟，获得更多的利润，便只有改善经营、发展生产，这就得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近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它对自然科学只能采取支持的态度。可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他们更关心的事情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与中世纪封建贵族是一致的。历史已经证明，宗教是维护一切剥削制度的最好的精神支柱。各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都逐渐改变了革命时期反对宗教的态度，转而利用和支持宗教。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既要利用自然规律来发展生产，又要利用上帝的超自然神力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阶级需要，它决定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的理论和思潮。它们的花样很多，难以尽说，但其中最有影响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利用哲学上的不可知主义，划分宗教与科学的范围，使之各得其所，和平共处；二是歪曲科学发现的性质，利用科学的暂时困难，使科学转而为神学服务；三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成果上造成的弊端归罪于科学，转而强调用宗教来挽救科学。这种种调和的理论和手法究竟是否能达到最终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呢？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瑶族有相当部分人从事林业生产。林区的生产关系比较特殊。湖南江华县东部山区人烟稀少，到处都是灌木阔叶林，瑶族人民进行大力开垦，历经数百年的辛勤耕作，大量的原始阔叶林被开垦成人工杉木林，木材成为瑶族人民主要的生活来源。近代，由于经营木材利润空间很大，县内外的富贾豪商、地主豪绅、官吏，纷纷涌进瑶山，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或乘天灾人祸，贱价圈购；或租土种粮还林（种树还山）；或以不等价交换掠取山林，1斤盐换一片山林，1匹宝蓝布换几百株树，强占瑶民森林、土地，大量的山林权属落入豪门富户手中。他们再以“借土养苗”的方式，对瑶汉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封建主以森林剥削林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他们大多是地方的统治者，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有的是直接当上了国民党的乡长、保长，欺压瑶汉人民。杉木是瑶族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可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地主阶级和统治者霸占了。五区全区面积15.87万亩，其中森林面积31744亩，10年以上的树木有4863.7347万株，全区活立蓄积量49.4899万立方米，每年产材13.3622万立方米。但地主阶级却占有该森林的70%。另据1954年对全县31个林区乡进行调查统计，占31个乡总人口3.8%的地主阶级，占有山林总数的55.2%，仅一户祁阳来的地主就占有山林60万亩，聘请19个“师爷”为其掌管契据账簿。占总人口75.18%的贫苦瑶汉人民，仅占有山林的27.45%。

画的是苗阳洞罗汉苗日常的生活场景，有两名妇女和一名男子，一妇女在冼头，另一妇女正在织布机上织布，男子手中拿着一段织好的布好像在和两人说话。画右上文字曰：“在黎平府男耕作、贸易，妇人发质散绾，木梳于额。富者以金银作连环耳坠，衣短，结双带于胸，背前刺绣一方，饰以银铜，长裤短裙或长裙无裤。养蚕织锦，常以香水沃发，力勤可爱，为苗蛮中特出者。”阳洞罗汉苗就是西山阳洞苗，是指分布在今丛江县都柳江下游沿岸的侗族，这部分侗族用侗语南部方言。由于有航运之便，早就有外出贸易的传统，在经商贸易中能获取较大的利润，因而生活很富有。在此画中的卧式织布、织锦的提花机和织机上五彩斑斓的织锦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织造技术是很先进的，直到现在，在这里仍有很多侗族人家用这种类型的织布机和织锦提花杆，包括沿用的织锦的几何图案，只是画还是对织布机做了很多简化。“长裤短裙或长裙无裤”，从图中看出仅有穿精美长褶裙的，没有“长裤子短裙”的，然而文字记载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演变事实很有代表性。百越系统的各民族传统是穿长筒裙而不是褶裙，侗族在形成的过程中进入了山区，长筒裙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因而必然从其他的山区民族引进适应山区生活的衣制。侗族穿短裙是从苗族引入的衣制。但是侗族生活的地方炎热潮湿，光穿短裙不穿绑腿会受到害虫的叮咬，穿上绑腿又闷热难忍，因而在炎热的侗族地区的妇女在穿短裙的同时还得穿长裤。这体现了侗族妇女的衣着习俗是不断变化、不断适应的。

《古兰经》关于人—人社会关系方面的任何一条道德规范，不仅没有违反私有制和阶级关系，而且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从道德行为方面对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中出现的矛盾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古兰经》主张主奴关系不可改变，但要求“宽待奴仆”，奴隶可以赎身；主张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不许把财产交给奴隶，但却主张“以财产的利润供给他们的衣食”；主张分出一部分财产进行“施舍”，救赈贫民；主张买卖贸易，但反对高利贷，而且在买卖中要公平交易。其次，如尊重亲友邻居，怜恤孤儿，款待旅客等等，这一切道德要求的根本目的，都不是改变私有财产制度和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建立“人类兄弟关系”，而是对这种关系和制度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作适当的调整，从有利于它们的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场域、资本和生存心态这三个概念构成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分析的角度看，场域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是在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基本上是一个靠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力量维持的，同时也是靠这种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而相互区别的。”

文武财神是民间所谓的正财神，而在正财神的旁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其他形象，这就是五路财神形象。在《封神演义》中，五路财神指的是赵公元帅、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招宝纳珍自不必解释，而“利市”语出《周易•说卦》，“[巽]为近利，市三倍。”在民间利市则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指做买卖时获得的利润；二是指吉利与运气；三是指喜庆或节日的喜钱等。

“刷刷刷”，三个单音动词的连用，形象地再现了绘画时的速度与画工技艺的纯熟。这种在提高生产效率中渐渐形成的速度，满足了市场销售的需要，更使扑灰年画呈现出挥洒自如、不饰雕琢的独特风格。以前在画坊中，精通扑灰年画所有工艺流程的画师，往往是店主或嫡系亲族；雇来帮佣的画工，大多仅仅是帮佣完成普通的工艺环节。但是不少被雇佣的画工心有灵犀，还是暗暗掌握了像“粉脸”、“涮手”、“开眉眼”之类的精细技巧。扑灰年画优厚的利润回报，激励着不少聪明的雇佣画工产生自开画坊的幻想。为避免这些画手骨干跳槽或者成为新的竞争对手，主人除了优抚，更多的还是在技艺上的防范。“猫教老鼠留一手”的心理在这个行业中表现地格外明显。但这对画坊产品风格的影响却并不大，这种流水作业式的绘画流程，使画工们对自己所负责的几个环节熟能生巧，渐渐形成了扑灰年画“刷刷刷”的绘制速度。

“再做几年我就不做了。夹江纸业竞争激烈，很多只顾利润，不顾质量。还有，受到湖南机械染纸的冲击，湖南机械染纸规模做得很大，我们手工一天染1000张，它机器一天染几万张，我们手工没法和机械比速度。这样一来，我们做得很辛苦。”

自从2008年6月，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以后，哈密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发展和推广哈密维吾尔族刺绣非常支持，同时请来较知名的刺绣大师纷纷组织刺绣培训班。从而使在家已经掌握了基本刺绣针法的妇女们在名师的引导下学习更加精湛的刺绣技艺。另外，哈密市扶贫办、哈密市妇联、哈密市社保局以及一些大型企业与公司协助使哈密维吾尔族绣娘们直接接触刺绣市场，使她们的作品在市场出售，赢得一定的利润，一方面帮助提高她们的家庭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拜师的方式，让更多的家庭妇女接触刺绣、掌握刺绣，在家庭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使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推向世界。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环境里，织锦曾是壮族女性日常生活中必学的一门手艺，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清人莫震在《忻城竹枝词》中就描写壮族人民织锦的盛况“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临鸡乍唱停术梭后，又听砧声杂臼声”。随着“机器大生产”的社会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现代纺织工业提供了迅猛发展的有利环境，以致各种优质纺织品层出不穷，但是这对传统手工生产的壮锦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壮锦由于手工工艺复杂、制作耗时多、而且成本造价高、产量少、利润空间小，导致壮锦生产机构面临危机，许多从事壮锦生产的工人被迫转行，使得壮锦陷入濒临失传的困境。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潮流中，如何传承、保护、弘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世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2.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有待完善。锡伯族刺绣依然延续着分散、家庭作坊式的落后生产方式，即便是在商业经营刺绣店面的妇女也很少有交流和互动，更不用说共同商讨怎样把市场份额做大、做强了。笔者在察布查尔县锡伯族民俗风情园的刺绣产品店得知，现在该县刺绣经营状况不佳，主要是经营规模过小，产品种类单一。以笔者2013年7月走访该县建设家园小区绣品经营者佟女士为例，作为从事刺绣行业十几年的民间艺人（生于1962年），虽然近些年多次参加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刺绣培训班，但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善小店的经营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的经营模式有关，店内的产品种类和款式比较单一，主要以拖鞋、枕套、被单等曰常家居用品为主，销售对象也主要是散户及游客。另外，由于她已进中年，不能太多依靠手绣，很多产品都是机绣。但是，国内外游客更亲睐手工制作的自然、纯朴，如用机器代替手工，绣品的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可是选择纯手工刺绣艺术品却存在产量低和价格高的矛盾。其次，国内外游客多为一次性交易，缺乏市场推广，导致市场极不稳定，这样大大降低了锡伯族刺绣艺人的市场开发性，很多手工作坊形式的绣坊由于利润微薄而关门。最后，作坊式绣品缺乏新鲜血液，只是民间艺人对传统模式的继承，没有与时俱进。因此，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兴起，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改变了生活在农村的传承人的文化生境，使他们成为当今乡村文化精英的代表，刺激乡村文化发展的重新思考。土家织锦遗产传承中的“文化精英”有两种，一种是本行业的精英，如叶玉翠、叶水云这些手工精巧，又受到国家级认可的织锦能手。另一种是政治的或智力的精英，他们为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倾其一生，如湘西本土学者田明、田大年等。毛颖认为，在民族文化体系内，某些个体或行政机关中政治人物，或以学者身份对文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文化精英常常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话语权。第六章介绍的刘代娥、叶水云是文化部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们传承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的技艺和织造精神，在捞车、在凤凰坚守着自己喜爱的手工技艺，而她们也带动了一大批织锦艺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刘代娥、叶水云开办的土家织锦作坊，有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又如洗车镇的叶英，苗儿滩镇的叶丽萍、黎成凤，来凤的唐洪祥、满妹，恩施的田若兰，也利用织锦技艺开办了织锦厂（公司）或销售门店，有的年产值能达到几百万元，年利润额近百万元，成为织锦技艺发展的领头人。文化带动经济发展这是活态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上面提到的乡村文化精英于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机织冲击，市场低迷。由于鲁锦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的份额较小，目前地方政府还没有就鲁锦产业发展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在税收、资金筹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产业化进程是缓慢的，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鲁锦织造的后备力量衰竭。鲁锦手工技艺传承工作的紧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市场化的运作让越来越多的经营者选择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织造，从生产环节上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造成鲁锦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利润率大幅降低，经营者为了企业生存不得不想办法从生产和原料上进一步压缩成本，手工生产当然无法和机器生产的效率相抗衡，于是这种对鲁锦手工织造丝毫不负责任的恶性循环直接冲击了传统的手工艺行业，政府无法也难以及时制止这种市场化的行为，专家所称的“开发性破坏”，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鲁锦的市场开拓仍然定位在地方特色礼品和中低端家纺产品，没有在高端市场取得良好的拓展。在已有的销售模式中，网络销售在产品销售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网上宣传、网上订货是其最主要的销售方式。其次则是客户主动前来订货，但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对于当地大多数企业来说，其经济实力尚难以通过支付巨额广告费的形式在其他更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上进行产品的宣传推广，而只能借助于网络这种资金需求比较少的宣传渠道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促进产品的销售。销售渠道的单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鲁锦产品的产业化生产规模。现有鲁锦企业的产品大多面对的是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其消费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反，目前在最有鲁锦产品购买力的人群的生活圈子里还接触不到鲁锦。目前鲁锦产品不具备品牌实力、款式和图案设计水平有欠缺、产品类型不够丰富等因素的制约使其无缘进入高端市场。同时，鲁锦产品创新设计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新花色的仿冒、新款式的剽窃等现象难以杜绝，这些都是鲁锦手工艺生产面临的严重问题，它们阻碍了鲁锦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其次，由于片面地追求数量与效益，直接导致现代壮锦纹饰质量的下降。现代企业生产壮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与经济效益，生产壮锦的数量与纹饰的样式完全依据市场的需求与消费者的需求，并不考虑对于壮锦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厂的机器无法代替手工技艺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常常采用二梭法代替传统的三梭法，造成锦面稀疏、简单、粗糙而不精美。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满足消费者低价格的要求，一些壮锦生产企业不仅偷工（如二梭法）而且减料，以低廉的材料代替昂贵的材料。传统的壮锦织造以棉线为经，蚕丝线为纬，编织成五彩斑斓的精美壮锦纹饰。由于蚕丝线价格昂贵、材料难得，生产成本高，一些厂家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人造丝线来代替。宾阳、靖西等织锦厂在起花时，甚至用丝光线与开司米线。这样，一些欣赏性的壮锦挂壁等产品，锦面稀松，甚至留有空白，纹饰线条粗糙，显得单薄而简陋，完全丧失了传统壮锦的厚度与精美度。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壮锦纹饰的传承与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随着现代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各种优质纺织品层出不穷，致使壮锦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逐渐缩小，需求量锐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变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织锦者也日益减少。在“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环境里，织锦曾是壮族女性日常生活中必学的一门手艺，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随着“机器大生产”的社会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现代纺织工业提供了迅猛发展的有利环境，以致各种优质纺织品层出不穷，但是这对传统手工生产的壮锦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壮锦由于手工工艺复杂、制作耗时多，而且成本造价高、产量少、利润空间小，导致壮锦生产机构面临危机，许多从事壮锦生产的工人被迫转行，以至壮锦陷入濒临失传的困境。面对不得不接受的全球化和工业化大环境，以及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壮锦编织技艺面临越来越艰难的境地，如何传承、保护并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普遍面临的问题。

目前，参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量可以大致分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学者、爱心人士、企业、部分羌族人（传承者）。由于地位和动机的差异，各保护阶层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他们各有各的优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手握权利，具有强制的功能，发挥着决策和组织能力。在保护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羌族人（传承者）属于享有者，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人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抢救保护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学者、爱心人士、企业等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外力推动群体，具有研究、关爱、监督、宣传等作用，他们不以追求政绩和利润为目的，是一支科学力量和社会监督力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对羌族传统文化进行投资，资金的投人对保护工程是一种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投资商，总要追求经济利益，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与控制，就很可能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负面影响。如现在有不少人和实体就在羌区大量投资和收购羌绣作品，他们带着巨大的爱心、热情在羌区奔走，的确也把羌区妇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也使羌绣技艺和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异。所以，我们认为必须整合、协调多种力量，进行分工协作，才能使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有效，才能使羌绣艺术更具有生命力。

对于一些特别爱好传统工艺的学生，吴兴煜也特别想把她们留在店里一起做创作，但现实的情况是她无法支付这些毕业生所期望的工资。吴兴煜店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一些服装的订单，比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县庆、大戊梁歌会、新晃侗族自治县的县庆等活动，她的店承接了一部分表演服装的制作，这些都属于店里比较大的订单。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订单，店能够维持运转就很不错了，有时候都需要自己另外拿钱出来给工人发工资。在与吴兴煜的接触中，笔者发现她不同于一般的经营者，她更应该算是一个“手艺人”，她并不是本着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事，更多的遵从自己内心的喜好和感受。她也曾考虑过要关掉店，潜心创作，但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一些让人纠结的地方。近几年来，通道县成立了一些针对艺术生的写生基地，她经常会被邀请去给学生们讲课，很多学生表现出的对侗族传统艺术的热爱让她感到欣慰。传承与发扬是一条漫长之路，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和关注。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在侗锦文化生产场域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内部，存在着合作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然而，对侗锦文化资本的共同占有使得她们在不同层面上会去寻求一种合作，尤其是各个侗锦公司和传承人之间。当下，需要有一个组织去协调这个场域中的各方力量，切实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如何从传承人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使传承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既能获得社会荣誉，也能保持有尊严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保护‘非遗’传承人的关键。”目前，通道县的侗锦协会还在筹建当中，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侗锦处于一个文化场域中，文化资本在场域中交织，场域中的各种关系包括了政府、基地、个体经营者、代表性传承人、普通织娘、消费者、研究人员等，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制的网络，争夺侗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利润、控制权和话语权。在这个网络中，传承人和基地之间、基地和个体经营者之间、传承人和普通织娘之间，每一个群体看似是独立的，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甚至是相互竞争。本书关注的就是积极活动于侗锦文化传承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剖析这些社会力量是如何作用于侗锦文化的再生产过程，进而促进侗锦文化的传承，以及在传承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创新与再生产。

（3）当地民俗氛围的消散和织造技艺的流失。上世纪八十年代鄄城县有土布织机一万五千台左右，熟悉纺织技术的农村妇女约有十五万以上，每年能织造鲁锦数量二百万米以上。而进入九十年代，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致富渠道增加，大量涌入工厂企业工作或者从事高利润经济作物的种植。生活条件好转，花色更为新潮多变的机织“洋布”生活布料消费的主流。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婚嫁时织造鲁锦的习俗丧失。现在农村中织造鲁锦的主力主要是四十岁左右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出门打工的妇女，年轻人则极为罕见。许多使用了上百年的织机被放在角落里朽烂。

土生土长在捞车河畔的叶玉翠，虽远不及沈从文和黄永玉那么有名望，但在土家人民的心中是神圣的“织女星”，是人们尊敬的“叶麻妈”(土家语:姑母)。叶玉翠出生苦寒,无儿无女,但她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土家织锦，为土家织锦的振兴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这位叶麻妈，在土家织锦传统的鲜花几乎快要凋谢的关头,不顾年老体衰,走遍土家山寨的山山水水,收集整理传统纹样,让古老的织锦起死回生。也就是这位叶麻妈,她勇于打破传统型的技术封锁，言传身教,先后培养了二百多名艺徒，带领土家儿女勤劳致富奔小康。她是龙山土家织锦工艺厂的终身顾问,仅几年时间,在她的努力和指导下开发了一百五十多个土家织锦品种，创造了良好的利润价值……从艺七十一年，年高81岁，叶麻妈一直在织机上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求索。1988年，叶玉翠被授予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她是土家族以及湘西的第一位国家级的大师。土家人从叶玉翠那里看到了土家织锦的光辉和亮点，从土家织锦中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希望。在捞车河两岸没有人不知道叶玉翠的，在土家儿女心中没有不敬仰叶麻妈的，叶玉翠成了土家织锦的象征，叶玉翠是土家儿女的榜样，土家织锦深入人心。捞车河两岸以叶玉翠为光荣,土家人以土家织锦而骄傲。

1984年，龙山县土家织锦工艺厂聘叶玉翠为终身顾问。到1991年间,她言传身教，先后培养了200多名艺徒;有的已成为了艺技精湛的织锦高手。北京中国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镇厅之宝的大型土家织锦壁挂《巴陵胜景——岳阳楼》，就是由叶玉翠的艺徒叶菊秀、叶七妹、刘艳制作的。而全球织锦之最的大型土家织锦壁挂《武陵胜境——张家界》，也是在叶玉翠亲自指导下制作的。1985年，《武陵胜境——张家界》织锦被国家民委、国家轻工部授予优质奖，并成为长沙火车站候车大厅向世界展示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叶玉翠还亲自动手，开发及创作了150多种土家织锦的花色品种，仅几年的时间就为龙山县“民族织锦厂”创造了40多万元的利润。“西兰”牌织锦产品于1998年10月获国家轻工部授予的优秀出口产品铜奖,并荣获第二届旅游产品国际博览会金奖。1985年国家轻工部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次性收藏了叶玉翠亲自设计和制作的土家织锦工艺美术珍品62件。1988年6月12日，因叶玉翠在“发展我国工艺美术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委员会审定，被授予（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1992年老人含笑病逝，龙山县政府为其树立了一座石碑，上面镌刻着“光照人间”四个大字。叶玉翠是土家人民的骄傲，也是土家织锦艺术的杰出代表，被人民誉为土家族的“织女星”。

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生活的水平基本上是由其所处的市场地位所决定的，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拥有金钱的多寡。人们不愿意从事壮锦生产最根本的原因是壮锦的市场没有打开，从而经济效益不高。当人们连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工资的高低可以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单靠政府补贴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改革其经营体制，打开市场。单纯追逐利润如果处理不当会对民族传统工艺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为了壮锦的继承和发展，却不得不借助市场的力量，这样才能适应整个全国的经济大环境。因为现在已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了，人们再也不会自己制造壮锦来自己生产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生活产品，那样的话要求每个家庭要掌握很多生产生活资料的技能，这虽然能够锻炼一个人的各项技能，但不管对一个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不利于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的。以生产一个最简单凳子为例，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一个人得从种树开始，然后进过伐木、锯木、制作凳子、上颜料这些工序，才能完成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用品的生产。如果采用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则可以分工合作，相互交换，提高效率。对于个人而言则可以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之后有更多的闲暇去从事娱乐、放松甚至一些精神性的活动，从而整体生活的质量也就可以得到提高。

近年来，一部分以商业性和功利性为目的生产的“西兰卡普”，为追求利润，提高工效，迎合市场，粗制滥造。在许多旅游点，常常可以见到千遍一律的这种大路货。膨体纱化纤完全代替了传统的棉、丝原料，本来只用于两档头附属部分的“平纹满地挖花”全面替代了现代织锦。所织造出来的制品颜色俗艳,质地松软，被改良成的所谓新题材装饰画,矫揉造作，不伦不类。即使也有少量的仿传统图纹，也是偷工减料，粗劣不堪。这远远失去了传统织锦那美丽厚重,质地精良，光彩照人的本来面貌。基本放弃了民族传统的核心,手工技艺及民族的人文内涵日渐势微。然而传统的土家织锦生产精细而复杂，其市场的“价格”又无法维持生计。一个普通的“专业”织锦工，以正常的上班时间制作斜纹彩色织锦,每月工时的收入大约在300—400元左右，而且产品并不好销，特别是传统产品，这是残酷的现实。在湘西土家织锦最流行的西水流域，除一些旅游区有纯商业性的土家织锦展销外,原来民间集市自发的土家织锦买卖已很难见,西兰卡普仅只有龙山县的苗儿滩、靛房在农闲集市时还有少量交易，而且还相当尴尬。一床四十八勾图纹的西兰卡普(膨体纱化纤材料)，长宽约有166厘米×102厘米大小，市场叫价仅为350元左右，而实际成交价可在320元搞定。除去材料成本，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大约只有15元左右，这种情况在民间比较普遍。而笔者于1990年冬在捞车河一带采风时，见到苗儿滩集市的老街上,买卖西兰卡普的地滩足足摆有百米之长，男女老少都有，人来人往,交易十分热闹。一床45厘米×55厘米的（膨体纱化纤材料）小白梅的西兰卡普脚被，也要卖50元左右。按物价上涨指数对比,现在的价格还不如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