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年画艺术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文景之治著称的汉朝和以贞观、开元之治闻名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强盛王朝。它们都有过辽阔的版图、巩固的政治、发达的经济，也都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以这两个王朝为标志的汉唐文化，在文学、戏曲、美术（包括雕塑、绘画、书法等）诸领域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年画艺术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汉唐时期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由统一到分裂，而最终又走向统一的民族融合时期。在经历五胡十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后，到了隋唐重归统一。这时各族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和吸收，极大地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也给年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唐时期又是强大的中华帝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沿着中西交通重要孔道——丝绸之路，古老的印度佛教进人了中土，并与中华传统儒教相互影响。佛教、儒学与南北朝时日臻成熟的道教成为中国最有广泛影响的三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年画艺术的胚胎发育。尤其是，道教充分汲取原始宗教与释、儒之长，引其崇拜的诸神为己用，形成包括门神、灶君、财神、日月星辰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道教俗神，这既是道教神秘玄奥的教义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的结晶，也为年画艺术世俗化的进程注入了催化剂。因此，道教与年画艺术的发展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惜目前尚未有足够的硕果。

中国织锦起源于唐尧时期，在夏商时期形成生产规模，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蜀郡（成都）以生产美锦而闻名，至汉朝己形成称著全国的织锦品种“蜀锦”并一直延续至唐代，随着蜀锦生产走出四川盆地，织锦生产在中原生根，经唐代的技术更新，织锦的品种进一步丰富。在宋代形成了以精美、轻薄著称的“宋锦”，到元代，以华丽、富贵为特色的御用“云 锦”脱颖而出。三大名锦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锦艺术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古代丝织业最高水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织锦的发展沿革中，可以清晰看出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痕迹，也就是说纺织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织锦艺术和织锦品种的创新，而对织锦艺术的大胆追求同样促进了相关技术的更快发展，因此在古代织锦这一具体的产品中，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表现出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得到完美统一。

中国织锦起源于唐尧时期，在夏商时期形成生产规模，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蜀郡（成都）以生产美锦而闻名，至汉朝己形成称著全国的织锦品种“蜀锦”并一直延续至唐代，随着蜀锦生产走出四川盆地，织锦生产在中原生根，经唐代的技术更新，织锦的品种进一步丰富。在宋代形成了以精美、轻薄著称的“宋锦”，到元代，以华丽、富贵为特色的御用“云 锦”脱颖而出。三大名锦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锦艺术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古代丝织业最高水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织锦的发展沿革中，可以清晰看出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痕迹，也就是说纺织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织锦艺术和织锦品种的创新，而对织锦艺术的大胆追求同样促进了相关技术的更快发展，因此在古代织锦这一具体的产品中，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表现出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得到完美统一。

在宋真宗之后，宋徽宗又追封其为忠惠公，元代统治者对关羽也是多次加封。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关羽的神威名震天下，成为勇武与忠义的化身，成为“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明清两代对于关羽的加封就更多了，乾隆皇帝更是把其封为武圣人，地位与文圣人孔子并驾齐驱。当时朝廷还制定了祭祀关圣大帝的礼仪，列为国祀要典。

根据这些史料文献可以看出，蜀绣从汉朝开始一直就受到政府的支持而发展迅速。历朝政府在川西羌区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对羌区进行管理，与各地的文化交流频繁，各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对羌区的发展都会有一定影响。汉朝政府利用羌民工匠师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这说明政府对羌民工匠师的重视，也证实了羌区与成都地理交通的畅通性。各朝政府召集大量工匠到成都进行蜀绣制作。作为邻地的羌区，广大妇女聪慧能干、心灵手巧，应该是被招募的对象之一。她们会把先进的蜀绣工艺带回羌区，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进行刺绣工艺，这无疑是羌绣起源的条件之一。从现在能看到的羌绣作品中，不管是图案、造型、针法都隐约呈现出蜀绣的痕迹。从这些史料和现象上分析，我们没有理由说蜀绣对羌绣的起源没有影响作用。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帝国，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汉承秦制，又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不断改进统治方式，建立起一套适合统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使大统一的汉帝国得以稳定。秦朝与西汉前期是统一的封建国家探索统治思想的时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汉朝结束，是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统治思想的时期。这个统治思想的主体就是儒家经学，其核心就是以忠孝为基本信条的纲常名教。封建社会离不开宗教，两汉时期儒学发展为神学经学，统治者为国家宗教的重建作了不懈的努力。《三礼》提出了宗教祭祀礼仪的方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经学神学体系，《白虎通》使神学经学法典化，标志着封建国家宗法性宗教的正式完成。东汉，从道家中演化出道教，再加上传入的佛教，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都是在汉代出现的。

语言是一种“社会化石”。彝语在语言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因而与藏缅语族特别是彝语支各民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彝语支诸族是同源的，其源头正是在古老的氐羌族群之中。《东观汉纪》、《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在今川西有一支“白狼羌”，受到益州刺史朱辅的招抚归顺汉朝，并作3首“慕化归义”的诗歌，有古羌语与汉语对译。据研究，其中有20多个词汇和彝语完全相同，同纳西、普米、藏、羌等族的语言相同或相近。

瑶族人民认为，从瑶人出现之时就已经拥有了刺绣这种工艺。《后汉书·南蛮传》是最早描绘瑶族先民衣着服饰的，书中提到“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这表明在汉朝时期，瑶族先民已掌握了印染技术，但是刺绣技术还未出现。“长沙郡又有夷蜒，名曰莫徭……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隋书·地理志下》，说明隋代已出现瑶族绣花裙。而在唐代，瑶族先民在有绣花裙的同时还出现了绣花衣，宋朝时期，瑶族杜会从原始杜会末直接进入到了封建杜会，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三中这样叙述道：“……或斑布巾，或白布巾；其酋长则青巾紫袍，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惟其上衣极细，俗尚也”。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刺绣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明末清初，瑶族的刺绣技术已达到了鼎盛时期。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瑶民群众仍穿本民族的传统服装，刺绣技术仍然得以延续。但文化大革命时期，瑶族的服饰文化又受到一定的冲击，后来，刺绣工艺才又重新回到瑶族人民的生活当中。

早在汉代，张骞通使西域后，就把伊州（今哈密）维吾尔先民创作的著名佛教乐曲《摩柯兜勒》带回中原。汉武帝乐师李延年把《摩柯兜勒》改为二十八只曲调作为汉朝军中乐曲，鼓舞了汉朝军队的士气；唐中期，西凉节度使盖嘉运把流行于伊州（哈密）的《伊州大曲》献给唐王朝，在朝野盛传一时；唐朝的乐师把当代的诗词填入《伊州大曲》中，成为唐代宫廷主要音乐，后在民间广泛流传，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著名的伊州乐《阳关三叠》从唐至新中国解放初期久唱不衰，可见《伊州大曲》影响之深远。从《伊州大曲》到哈密木卡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和古老的佛教乐曲《摩诃兜勒》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在哈密木卡姆第二套《乌鲁克都尔木卡姆》就是《摩诃兜勒》的延续。在哈密木卡姆的曲调中，较少见到升降半音和“四分中立音”，中原汉民族传统音乐蕴含的“宫、商、角、征、羽”五声乐调乐曲及增加“变宫”或“清角”的“六声乐调”乐曲在“哈密木卡姆”的全部乐曲中分别占到24%和45.4%。哈密木卡姆中的一些乐曲，在总体风格上明显的和秦腔、花儿等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传统音乐相接近。哈密木卡姆中，还能见到维吾尔语和汉语合璧的唱词，如胡甫提木卡姆第一分章的第16首歌曲“山里洪巴”的唱词为维语，唱出来却是汉语音：哪里来的骆驼客？吐鲁番来的骆驼客。骆驼跟前驮的啥？花椒、胡椒、姜皮子。花椒胡椒啥价钱？二两二钱二分半。有钱的老爷炕上坐，没钱的老爷地上坐。

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压力，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祖先崇拜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残存形态，长期在彝族社会中保存下来。又由于彝族笃信灵魂不灭，人死为鬼，鬼的名目繁多，故在汉文典籍中被称为“鬼教”。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为在彝区建立羁縻统治，就曾扶持和利用彝族的祖先崇拜，假“鬼教”以治之。小凉山沐川长官司《悦氏先祖历代职官纪略叙》说：“遐稽我（祖），肇自汉朝……汉封神,宋封佛，祀重千秋。”所谓“汉封神”就是汉朝统治阶级利用彝族的祖先崇拜，尊悦氏之先祖为神灵。三国时，诸葛亮又以彝“俗征巫鬼……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神、龙……夷甚重之”。所谓“俗征巫鬼”即是彝族盛行的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原始宗教，诸葛亮因善利用此俗而得到支持。在彝族内部，本民族的统治者亦借助“鬼教”来建立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唐宋时期，彝族的鬼教进一步发展，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鬼主制度，“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彝族以“打牛、羊、犬祭其先谓之祭鬼”。鬼主就是主持祖先祭祀的主祭者。《宋史·黎州诸蛮传》说：“夷俗尚鬼，谓主祭者曰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鬼主即是部落的政治首领，又是部落的宗教首领。元明以后，一种称为“大西波”的祭司从奴隶主统治集团中分工出来，发展为以“作帛”为主要职事的毕摩。

从文字来看，水族文字与汉字都是表意方块字。其中数字文字、天干地支文字、时间文字等与甲骨文的书写结构和风格类似。水族文字书写的章法布局是从右到左竖行书写，也与中华古字书写的章法、布局相同。汉民族，是中华古民族中各族群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而产生的。汉族作为一个单一的中华大民族的确认，是在汉朝。从秦上溯至殷商，汉民族称华夏民族。这个时候的文化固然以华夏民族文化为代表，但各族群文化也同时存在。在古代，除了中原华夏民族以外，无非是北狄部族、东夷部族、百越部族和南蛮部族等几个大部族。在华夏部族形成之前，各小部族间就有过长期的冲撞与融合。由于各族群间长期的争战与融合，部分少数民族可能变成了华夏族的俘虏而逐步变成了汉族，也有不少的华夏族变成了少数民族。这是历史的事实。秦统一以前，诸侯割据，各行其政，不统于王。“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从商周金文中各地文字的书写可以证明这一点。再上溯更久远的时期，可以想象，各族群的文化差异会更大。应该这样说，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是中华古代各族群文化的结晶。在古代，各民族的争战与融合，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当然也包括文化和文字的交流。这是文字的发展和演变中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之一。就现今出土的甲骨文字看，在三千多个字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字未能辨识；在商周金文中也有部分文字不易辨识，其“文字异形”的现象极为普遍。否则，到秦代就不会有什么“车同轨，书同文”的举措。因此，我们认为，中华古民族各部族之间的文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华古民族各部族都为中华古文字做出了贡献，为古汉字的逐步形成做出了贡献。而作为与古汉字相类似的水族古文字，是从古汉字分流出来的民族文字，当与汉字同出于一个文化母体。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截至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蒙古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他们“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居住潢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西拉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等诸河流域。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各部受匈奴人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匈奴余者10余万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到公元2世纪中叶，檀石槐统治时期，“尽据匈奴故地”。4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室韦”。蒙古，是室韦人的一支，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新唐书》称作“蒙瓦”。“蒙兀”、“蒙瓦”，是“蒙古”的同名异译，是室韦五部落之一大室韦部的一个成员。

水族古文字没有汉隶的影子，是因为水族先民生存于黔桂边远山区，到一个新的环境进行拓荒，并在生疏而恶劣的山区自然环境中封闭式地生存下来，这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适应的。一则秦系的统治时期并不长，水家先民们被征服的记忆当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二则汉朝的开边也难以波及黔桂边远的深山老林；三则汉朝的统治虽有一些影响，但水家先民对秦代的仇视与后怕导致了对汉朝的防范与排斥。水家先民们既然可以自给自足，那么对外界交往就有了畏惧，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此，书写的文化体现上没有汉隶的影子。

目前，学术界对于两爨族属见解不一，歧义颇多。冯汉骥认为爨是“一种民族称号，或国号”，西爨自言为汉人说极不可靠，但“东爨之为倮倮，似可无疑义，蛮书所载，极为明显”。凌纯声指出：“所谓爨者，在汉魏六朝间为一族之姓氏，迨隋唐则已渐蜕变为部落的名称。”“爨又由部落的名号，而变为种人的名号。”乌蛮“虽不能说尽属于今日狭义的罗罗一族，而属于今日广义的藏缅族殆无疑义”。至于白蛮的后裔为民家，即今白族。范义田分析说：“乌蛮、白蛮乃梁元帝时南中大姓爨瓒称王，其统治下之东西两部称号也。东爨乌蛮乃罗罗本系，其所役属之奴隶阶级白夷除本族外，并混杂各族分子而大概同化于罗罗。西爨白蛮则主要为氐、罗两种同化于汉族之部落，其汉化深者，融为汉人，其尚有生活旧习之特征遗存者，称为白蛮。”向达在论及南诏史上的民族问题时认为“两爨以及六诏源出于氐族和羌族”，“分别说来，白蛮属于氐族，乌蛮及六诏属于羌族；南诏为乌蛮，故为羌族，大天兴国的赵氏，大义宁国的杨氏，大理国的段氏，大中国的高氏，都是白蛮，故为氐族。”他还说，“卢鹿罗罗虽为乌蛮，和南诏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两者同为乌蛮，而不能混为一谈。”徐嘉瑞认为清代王崧在《道光云南志钞》述两爨时所说，“蛮非爨之族类也”的看法“非常精当”，“爨为汉族，入南中为大姓，俨然成一王朝，而所统治者为乌蛮、白蛮。”至于白蛮与乌蛮，他也认为与氐和羌有关，但看法又与向达不同，“氐族即是后来的白蛮，即古代的昆明夷，也即是今天的白族；而羌族即是乌蛮，也即是今天的彝族。”“氐族是白族的前身，也即是白蛮的前身”，“羌族是彝族的前身，也即是乌蛮的前身。”王叔武认为：“爨氏和白蛮的郡望，都是附托的，爨氏并非是汉族之‘没于蛮者’，他们乃是僰人，也就是白蛮。”“自汉迄唐、宋所称的昆明、昆明蛮、昆明夷等名称，是指乌蛮种族，他们是今天彝族及其近亲（如纳西族）的前身。”王忠则认为西爨为白蛮，但白蛮非尽为西爨，“西爨为部名，而白蛮则为族名。部名同于国名，即指爨氏原来统治之区域，与东爨相对而言；族名以经济文化之差异划分，所谓‘风俗名爨’。白蛮与乌蛮相对而言。樊书：‘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乃指西爨之统治者为白蛮，而东爨之统治者为乌蛮。亦如称南诏为乌蛮，而南诏大臣中如尹氏、段氏等皆为白蛮。”方国瑜认为，“爨氏统治区域是多民族，而以彝族为主要，爨氏称霸，以后称为爨人。”爨氏统治区域称为爨地，“爨地居民不止一族，而主要的族称爨人，犹之汉朝统治多民族，其主体民族称汉人，唐朝统治多民族，其主体民族称唐人，所以爨人之称限于爨地居民中之主体民族，而不包括所有的族，即以爨人为彝族的专名。”既成专名之后，不在爨地的彝族也称爨人，后来沿用此名，凡称“爨人”即为彝族。他认为“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不是专门名称，不能认为是族别名称。“从历史发展来说，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都是彝族，但洱海区的乌蛮、白蛮的记载都不是彝族，那是后来才迁去的，不能与樊志所载混为一谈。”马长寿的见解是：“爨”的最初意义只是大姓爨氏，后来西爨、东爨只成为两个疆域之名。“我们可以说西爨、东爨是两个系出同源的统治集团，但不能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族或部落。”“‘西爨白蛮也’，我们只能解释为西爨疆域之内为白蛮部落，或者以白蛮部落为主；‘东爨乌蛮也’，只能解释为东爨疆域之内为乌蛮部落，或者以乌蛮部落为主。而不能说西爨为白蛮，或者等于白蛮；东爨为乌蛮，或等于乌蛮。”马曜认为“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他各族（主要是迁入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集团”。“乌蛮的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祖先，一部分由于地域分割和社会经济的不同特点，从分化走向定型，发展成为新的不同民族集团。”李绍明和余宏模认为“爨氏系乌蛮土著”，反对认为爨氏是同化于少数民族中的汉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东西两爨既然统属于爨氏，但又称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此实由于两地所居的民族不同所致。二者不仅在族属上，而且在习俗与汉化程度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唐代东爨境内的乌蛮，除勿邓部外，其余阿芋路、夔山、暴蛮、卢鹿、磨弥、阿猛诸部，分布在今滇东和黔西北一带，系由叟人后裔演变而成。”“各部的贵族统治阶级，到明清时期衍变为当地彝族各部土官，即俗称‘八大土府’。”“乌蛮与彝族有直接的族源关系。”

根据《礼记》中《文王世子》的记载，早在周朝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按四季释奠先师，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不过当时所谓的先师，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凡是过去对教育有贡献，目前已经过世的教师，都是师生祭祀的对象。后来，由于孔子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在教育事业上成就高，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隋朝，孔子被尊称为“先师”以后，释奠便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了。从汉朝开始，不仅仅在曲阜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地方政府，都已普遍祭祀孔子，也都有相关礼仪，而且，仪式愈来愈完备、隆重。至今，鲁西南的祭孔大典，于每年9月28日上午的孔子诞辰日在曲阜孔庙举行。参加孔子文化节的有各界人士几万人，并有缤彩纷呈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及科技、经贸等系列活动，使得孔子文化节内容丰富。

传统壮锦并不是凭空而出现，出现时也不是我们现在我们称为“传统壮锦”这种模式。传统壮锦的手工艺是一步步改进。壮锦起源于对织布技术的改造，传统壮锦的起源我们最早定为宋朝，但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汉朝就已经有了相似于壮锦的锦布，这时的锦不叫壮锦，色泽比较单调，但却是壮锦发展的源头。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壮锦的时代是宋朝，从这个时候开始，壮锦便成为壮族人们一种独特的手工艺。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壮锦的色泽和原料都是在变化，每一个变化都体现着这个时代的特殊性，都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回忆。比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云：“广西触处有竺麻，触处善织布。柳市、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静江府古县，民间织布，系轴于腰而织之，其欲他干，则轴而行，……及买以口用，乃复甚佳，视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狭耳。原其所以然，盖以稻竺心烧灰煮布缕，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棱滑而布以紧也。”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最初的壮锦是麻布来编制，颜色比较单调，后人称为素锦。这是与当时的技术和农植物的种植有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农业的状况。到了明清，壮锦发展了色彩绚丽斑斓的多彩织锦，原料也变为了棉料。20世纪80年代开始，毛线和机械纺的丝线棉线逐渐取代了土丝土棉，之后开始广泛使用纤维合成的膨体纱。自从工业染料进入市场后，人们已经不再使用自制的植物染料进行染色，而改用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的现成染料进行染色，有的连染色程序都省略，直接购买染过色且含棉量较低的涤棉线。传统壮锦每个时期的变化都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农业状况及社会的审美观念。当我们研究传统壮锦时就可以看到这些时代遗留在壮锦中的记忆，传统壮锦成为这些时代记忆的载体。

年画发源于原始宗教崇拜，而在原始宗教中门神的形象是最为悠久的，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唐代杜佑所著《通典》第五十一卷中载：“殷制，天子祭五祀：户一，灶二，中霤三，门四，行五也。岁遍。凡祭五祀于庙门。户主出入，灶主饮食，中霤主堂室居处。韦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作者。诸侯、大夫与天子同。”至周代，祭祀门神和灶神在内的“天子五祀”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天子七祀”,并定为上自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的祭祀礼制。到汉朝，对门神的崇拜变得越来越具体。《论衡》卷二十二所引《山海经》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其中已对门神的粗略形象、来历和祭祀方式等做了专门的描述。隋唐时期，随着道教与佛教文化在中原大地的盛行，门神画中开始出现带有佛、道等宗教色彩的作品。时人将药叉、天王、力士、美人等形象融合到门神画题材之中以迎合民间审美的变化，逐渐向世俗化演变，试图摆脱守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可惜的是，年画虽然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改进，在造型、色彩、艺术手法上都得到长足发展，其间也出现过不少佳作，到唐朝时期但仍未能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类单独画种。这是由于年画至有唐一代与民间世俗生活的结合仍显不够密切，其“以描绘和反映世俗生活”为基本特征的创作核心并未在作品中凸显出来。

中国织锦起源于唐尧时期，在夏商时期形成生产规模，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蜀郡（成都）以生产美锦而闻名，至汉朝己形成称著全国的织锦品种“蜀锦”并一直延续至唐代，随着蜀锦生产走出四川盆地，织锦生产在中原生根，经唐代的技术更新，织锦的品种进一步丰富。在宋代形成了以精美、轻薄著称的“宋锦”，到元代，以华丽、富贵为特色的御用“云 锦”脱颖而出。三大名锦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锦艺术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古代丝织业最高水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织锦的发展沿革中，可以清晰看出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痕迹，也就是说纺织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织锦艺术和织锦品种的创新，而对织锦艺术的大胆追求同样促进了相关技术的更快发展，因此在古代织锦这一具体的产品中，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表现出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得到完美统一。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为战争或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如此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用不着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号为三王部落。”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

“沙阴”即流沙，，亦即居延海。“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淖尔。“长阬”即长城之窟，城中的夹道。“穷水塞”是张掖北的穷石山，一名兰门山。“属国”，是张掖属国。这是说匈奴遣使到羌中，是由今甘肃的居延海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淖尔，回经长城，由穷石山转归原地。那时河西四郡早开，而羌与胡仍可交通，想见隔绝两族的不易。在赵充国这一段话里，可知羌人占地虽大，但政治组织太不健全，不但全族似一盘散沙，而且常常自相攻击，所以汉人无须惧怕他们。只是匈奴常要和羌人结成联合战线，共图进取，在匈奴的领导之下，羌人却成了汉朝的大患，所以汉朝仍非制伏他们不可。制伏的方法，除了严格地隔断他们和匈奴的交通之外，还要在羌人的肥沃之地设立郡县，加强统制。所以赵充国要罢骑兵万人，留湟中屯田，作长期的监视了。

武都本是白马氐的大本营，那边有一座六山，在今甘肃成县的西面。这山四面斗绝，形若覆壶，上有平地，方二十余里，上下羊肠盘道三十六转，惟有东西二门可以出入。为了这座山上有田百顷，故名“百顷山”；又因上有大池，可以煮盐，亦名“仇池山”。这是氐人的形势险要之地，每有军事，就据了自守。汉献帝建安（一九六——二一九）中，氐帅杨驹徙居到这里，汉朝封他为“百顷氐王”。杨驹的后人千万和兴国（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的氐王阿贵各有部落万余。到建安十六年（二一一），他们跟了马超在陇西起兵，曹操派夏侯渊前往击灭。千万逃向蜀中；其部落不能走的，留居在天水和南安境内；为了里边有些不稳分子，又内迁到扶风的美阳县（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到千万的孙子飞龙，又渐强盛，住在略阳；他无子，抚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晋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关中氐、羌变乱，杨茂搜领了部落回到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为领袖，据有武都。到他儿子难敌时，仇池曾给前赵占了，但难敌终于夺回。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三七一）又给前秦攻下，把那边的氐人搬到关中，在百顷置南秦州。这是“前仇池国”，凡历七十六年。待至前秦灭亡，难敌的曾孙杨定又收集旧众，徙治历城（在今成县北），自号陇西王。他的后人难当自号大秦王，继又降称武都王。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四二），又为宋将所克，难当逃魏。这是“后仇池国”，凡历五十八年。过了几年，杨文德据葭芦（在今武都县东南），攻克阴平（在今文县西北）和平武(今四川平武县），是为“武都国”；传了两代，历三十二年（四四七——四七八），为魏所灭。此后国分为二：杨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在今陕西略阳县），是为“武兴国”；共历五代，八十四年（四七〇——五五三），为魏所灭，其中杨绍先一代曾经称帝。南齐任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居阴平，是为“阴平国”；共历七代，一百〇三年（四七九——五八一），为隋文帝所灭。这五个先后建立的国家，断断续续地传衍了二百八十六年，若从杨驹算起便近四百年，与动荡的中原政局相终始，真可说是长命的了。（本节据《北史》列传八十四及张维《仇池国志》，一九四九年出版。）

南籍端水上游今名疏勒河，下游名布隆吉河；入于冥泽，今哈拉湖。这水的发源地离开呼蚕水不远。和上条合看，知道汉代人唤这一带为“南羌中”，表示它离开北面所设的郡县较远，所以加上一个“南”字。汉代所立的河西四郡，武威为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为故匈奴昆邪王地，都是平原美草，比较适于居住的地方；至于南面的山岳地带则留给羌人，匈奴是这样，汉朝也这样。

东汉初年，光武帝恢复護羌校尉，就招抚方面下工夫。可是双方的冲突到底不能避免，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先零羌劫掠金城、陇西诸地，被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当时就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羌人的习性反覆，只要汉朝防范稍疏，他们就故态复萌，作起乱子，如今正当他们衰败之时，应当怎样处置才可以防止后患？第二问题是涼州在王莽以后，经隗嚣的割据，人民已难安居，再加上羌人的扰乱，多半逃亡到别处去了，这广大的边方又应当怎样安集人民？当时朝中诸臣对于第二问题的解决方法倒很简便，他们主张把接近羌人的地方索性弃掉，免得多事，独马援以为不可，他说：

自从汉朝与羌、胡连兵，每打一次胜仗，一定把俘虏移了进来，令和土著杂居，投降的亦然，而又没有适当的民族政策，一切听其自然，他们对于官吏和豪绅，积怨既久，逢到一个机会就爆发了起来。而且羌、胡移进来的愈多，他们的力量也就愈大，在腹心之地作起大举动，比了边疆的变乱更难防御。到了晋朝，这种形势一天天紧张了，所以当时的有心人都作徙“戎”之论。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略云：

西汉时期，与滇池地区毗邻的洱海地区，是雋、昆明的聚居区，这部分民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表明他们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比较大的政权组织。雋、昆明虽然没有建立起像滇、夜郎那样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但其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或氏族组织已足以和周边的奴隶制侯国进行抗争，并进行原始性的军事劫掠，构成对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强大阻力。昆明夷地处四川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很早就引起汉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从蜀地出发经西南夷地区前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便派遣多路使臣寻找这条道路。使臣进入昆明之地后，不是遭杀害，就是被掠财物，“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朝求路使者在昆明夷地区受阻，这与昆明夷所处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有很大关系。随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设置了牂牁、越雋、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征发数万士卒，“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昆明夷活动区正式纳人益州郡管辖之下。汉王朝既没有封王侯，也没有处斩“酋帅”，说明昆明夷仍是部落氏族林立，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君长”。正因如此，那些不受辖驭的部落和民族仍然实行原始劫掠，汉王朝“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再次派遣郭昌等将领率兵进击昆明，并在洱海附近设置了叶榆、雋唐、不韦等县。郡县制的设立，对游牧的昆明夷的社会文化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一些原始部落酋长变成奴隶主，作为“夷帅”，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西汉末年，王莽的倒行逆施引起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以夷帅栋蚕为首的反抗武装，带领姑复（今盐边一带）、叶榆（今大理北）、弄栋（今姚安一带）、连然（今安宁、富民）、滇池（今晋宁一带）、建伶（今昆明一带）6县的“昆明诸种”，进行反东汉地方官吏的斗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洱海以西哀牢夷首领发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战争，东汉王朝募兵镇压。次年，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是见于记载中的洱海地区昆明首领最早封侯者，说明这时洱海昆明夷已出现势力强大的政治组织，奴隶制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