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宣传科学的世界观，解破宗教的神秘，决不意味着向宗教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在探寻人类解放的道路上，经历了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社会的批判、从实现人的宗教解放转向实现人的社会解放的发展过程。在他们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不止一次地发出了反对向宗教宣战的告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宗教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更没有这种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这是压倒一切的历史性任务。我们应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建立明白而合理的人际关系，从而消除神道观念存在的土壤这一事业上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由于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说明，应该而且可能有助于人们确立正确对待宗教的科学态度。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宗教首领与政治首领合而为一，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的权威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的普遍和强大，由于原始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的巨大支柱；重大政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政治活动的成败得失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代理人，他们或者出身于祭司或僧侣，或者兼任最高祭司或僧侣，总揽教权和政权；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一般僧侣或祭司也兼管教务政务。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在中古时期，各国封建统治者也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这一时期神权政治的突出代表有教皇国、哈里发国家和西藏地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同政教分离相一致，出现了废除神权政治的趋势，但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至今仍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神权政治。总的说来，随着时间推移，神权政治呈现出被淘汰的趋势，政教合一的程度也在日益减弱。

关于政治和国家起源的理论，在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者首推“契约论”。契约论的思想代表则首推洛克。洛克认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幸福，维护社会的安全，放弃部分自然权利，将其交由专门的人，按照社会一致同意或授权的代表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洛克的理论对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极其明白而且合理，社会主义应当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成员都是自然界和社会自觉的主人，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了劳动产品的主人，结束了劳动异化，这是实现人的解放、建立明白合理的人际关系的根本前提。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是万能的，明白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还需要经历反复探索的长期过程。它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就有可能造成人与人的不正常关系，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甚至遭受打击。至于人际关系的合理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与政治、思想还有一定联系。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管理，社会生活的组织，需要一部分专职人员来进行，如果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不彻底消除几千年来积习甚深的官僚主义，劳动人民本来应该拥有的社会主人翁感觉就会受到压抑甚至丧失。林彪、“四人帮”之流建立封建法西斯统治，把那些本来已经抛弃的蔑视人、奴役人的关系重新加在人民头上，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使人们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这些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尽管是暂时性的东西，但它们却使那些受到压抑和创伤的人觉得不能从社会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便可能转而投身于仁慈上帝的怀抱。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帝国，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汉承秦制，又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不断改进统治方式，建立起一套适合统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使大统一的汉帝国得以稳定。秦朝与西汉前期是统一的封建国家探索统治思想的时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汉朝结束，是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统治思想的时期。这个统治思想的主体就是儒家经学，其核心就是以忠孝为基本信条的纲常名教。封建社会离不开宗教，两汉时期儒学发展为神学经学，统治者为国家宗教的重建作了不懈的努力。《三礼》提出了宗教祭祀礼仪的方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经学神学体系，《白虎通》使神学经学法典化，标志着封建国家宗法性宗教的正式完成。东汉，从道家中演化出道教，再加上传入的佛教，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都是在汉代出现的。

综上所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虽然瑶族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政局发生了变化，政治体制发生了变更，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进一步增强。但瑶族传统社会组织并未消失，而与主流政治体系并存共处在一起，形成了主流政治体系与瑶族地区政治体系二重（在有的土司残余地区有三重）组合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近代中国统治者建构的政治体系，代表的是主流社会统治者的政治、经济诸利益，它不能完全反映瑶族社会历史传统遗留的社会现实，和瑶族内部累积而成的不同部分的政治、经济诸利益。另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瑶族传统社会组织，无伤主流社会大局；甚至利用瑶族传统组织，尤其是利用其头人的地位和影响，实行“以瑶治瑶”，清末和民国统治者反获其利。

总之，团总制是清末不少瑶族地区存在的一种政治体制，许多地方的团总制还延续到民国中后期，成为中国主流政治在瑶族地区得以实现的重要政制之一。团总大多数由瑶族头人担任，个别地方曾有壮人充任过，但这些壮人与瑶人有较密切的关系，得到瑶族信任，否则难以胜任。团总负责处理纠纷，维持地方治安，保持与清廷地方政府的通达关系。地方政府（主要是州、县府）发给衣服、银饷。团总作为瑶族头人而兼任清朝基层官员，为一方最高长官，拥有很大权威，有的地方（如上林县万政乡、安定雅陇乡）的团总还拥有武装，成为维护清廷统治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