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时代丧父，与母亲相依为生，蔡顺对待母亲非常孝顺。当时正值王莽作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蔡顺家已经没有米可以下锅了，蔡顺只得拾桑来实现充饥，蔡顺将不同的桑葚用不同的器皿盛装。一天，蔡顺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成熟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未熟的桑葚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但蔡顺深知大义，不愿“饮盗泉之水”，委婉的谢绝了军士们的好意。

陕西凤翔世兴画局印刻的《白狼过秦川》图，是当今发现的惟一反映“闹白狼”事件的美术珍品。此图描写白朗攻打陕西凤翔县城的故事。图左画风翔城楼上两官僚模样者和两士兵在发炮轰击白朗队伍。城下画面上方刻白朗扎巾穿袍，坐骑马上，前有骑马首领射击城内炮兵，后有背插令箭和举“白元帅”旌旗的士兵簇拥着；下方刻“张老五”（张云其）等抬着财物，牵着驴、马，似在设计破城。据当年目睹白朗攻城者邰某说：“城上两军官是反动军阀赵倜和张凤翗，他们曾率大军围剿白朗兵马。”据此可知，此图是凤翔小里村年画画师写实之作，1962年在小里村又刷印。今原版已毁，刷印品仅存两幅，是反映白朗起义题材的稀世珍品。

以上所见这些反帝年画，绘刻均较简要，其中大都是画师想象之作，而不失其艺术特点。在绘制这类反帝战争题材新作时，画师既考虑到群众欣赏习惯，又保存传统年画的构图表现等法则，如《北京炮打西什库》一图。画面左方红色洋楼高筑，教堂上插十字架标志，两队戴大檐帽、佩肩章、身穿军装、腰系皮带的外国士兵在军官指挥下，举枪向西华门下的义和团和清朝官兵射击。图右方画一城垣，城门上题“西华门”三字，城楼上彩旗动荡。清朝官吏和义和团首领坐在城楼上，炮兵燃火放炮。城下有清朝官兵和义和团军民分成两路，在骑马抱“董”字令旗的武官指挥下开枪还击洋兵。最能引人注目的是交战双方之间上空的一朵彩云上，立有两个身穿清代时装的美女手执红灯，从天上祭下四名“红灯照”女兵。她们手握钢刀，坐在地上。有一女兵双手掩耳，掷刀在地，象征着枪炮声震耳欲聋，酣战不休。图下还有“东华门”、“西华门”两牌楼。

前本中列的两个单元分别是“蒙恬捉拿范郎”和“大王送姜女下山”，后者表现了孟姜女寻夫途中遇到的一个考验。根据福建戏曲，孟姜女在太阳山被山贼所擒，幸好山贼是范郎同乡，遂释放了孟姜女并赠送路费。年画以醒目的图像描绘了孟姜女有惊无险地离开太阳山的一幕，与其上方的“蒙恬捉拿范郎”一样，人物从建筑物中离开，孟姜女处于画面右侧，不过身体的朝向正好相反：上图中她站在家门口，是被留下的，蒙恬和士兵们带走了范郎；下图的孟姜女独自一人向画面右侧走去，画中的其他人物留在代表山寨的敞轩中。这是依靠画面元素的组合营造出的对偶效果，在叙事层面上，“大王送姜女下山”又和后本同一位置的图像单元“姜女骂秦始皇无道、范郎姜女成仙”存在内容的对照，孟姜女最后的逃逸与开始阶段从山贼处脱身呈现为一种互文。正如她拒绝嫁给山大王，故事的末尾孟姜女也拒绝成为秦始皇的妻子，她离开身后建筑的姿态在前后本中得到了同义复现。

在大后方的爱国木刻家，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刻画年画门神，藉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争情绪。如画家韩尚义，木刻家郑野夫、金逢孙、刘建庵等都曾刻绘和刷印“抗战门神”。图中大都刻画抗敌将士戎装威武地骑在马上，象征着保卫家门国土。浙江的丽水县因接近上海，绘画木刻文化工具来源较延安方便得多，那里也曾印制过“抗战门神”。湖南茶陵设有木刻界抗敌协会湖南分会，木刻家温涛、李桦都是该会成员，据闻他们曾刻印过大批“抗战门神”。由于战争残酷，乡村常遭敌机轰炸和敌军放火烧杀，到处是废墟，抗战门神很难默守焦土，故不易得。然而还有比其更难以收集到的是“日本反战同盟”以四条屏形式绘制的反战宣传画。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士兵思乡厌战日盛，“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绘制的日文宣传品，形式很像延安最初刻印的“新年画”，只是内容格调低沉。有一幅画日本富士山上旭日上升，春满乾坤，所印的日文：“初日之出，往日欢乐的故乡，新春到了，令人向往。”又有一幅画一日本士兵夜卧，梦中现出母亲掩面哭泣状。文中的反战内容不言而喻。

一是文本。戏曲文本是戏曲年画最直接的关联域。戏曲年画描绘的故事情节大多取材自戏曲文本，自然和语言符号维持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时观者在欣赏戏曲年画时并不能够完全知晓图像表现的故事内容，这主要归咎于其不熟悉戏曲文本，没能完全融入故事情境。如出自天福成画店的《长坂坡》仅描绘了手握长枪的将军和身前马背上露出的小孩脑袋，远处身背箭羽、正在张望的士兵等图像信息，没有更多情节的展现，也缺少与故事内容相关的文字记载。如果这种极其精炼的图像离开了关联域，那么确实很难理解赵云身处险境解救阿斗的壮举，广大民众对戏曲文本的熟悉正是清代晋南戏曲年画“语-图”互文的基础。

《月夜大战高丽平壤城》刻画的正是左、马、卫等清将与日军激战的平壤战役。此图为一长方形横披形式。图左画日本侵略军分三路向平壤城进攻。头前一路，有日军统帅大岛圭介（驻韩公使）执指挥刀在马上挥兵作战，后有日本兵将背枪随从；中路画炮兵一队，炮手在向清兵阵地开炮，炮车之后，一群士兵扛枪挥旗，似在观阵；后一路为步兵，有的正在开枪进攻，有的举灯火照明，点出了日本侵朝军队是在黑夜偷袭平壤城的。又有骑马军官二人督战。图右援朝清军兵分三路迎击侵略者：前一路炮兵在向敌军轰击，敌兵有伤有亡，有的跪地求降。大炮后面，穿清兵武装的勇士持刀举枪，直奔敌阵地与之展开肉搏战；中路清军放枪开火，阻击日军前进；后一路骑兵冲阵，武官骑马扬刀，挥兵向前，大队兵马直扑敌人阵地。兵勇高举灯笼、旗帜，随后前进。战火滚滚，兵马遍野，战斗十分激烈。画面右上角，平壤城楼耸立，城下中、朝官兵飞速增援。图上横刻“月夜大战高丽平壤城”一行大字，又有：“八月十六夜，倭兵分三路偷击，吾军亦分三路对敌。两军夜战，各有其伤，唯倭奴伤者甚多”小字数行。图之左下角刻有“上海教场吴文艺印”字样，刻印年代，似在甲午（1894）冬季刻印，当年腊月出售，是上海印制的我国反映“甲午战争”最早的一幅年画。

《日德两军大战青岛图》是河北省武强县年画作坊刻印的。画面左方为日军阵地。阵前有步兵持枪冲锋陷阵，中间夹有炮兵轰击对方阵地，后方有督阵将官在举枪遥射对方官佐。图右是德军阵地，炮兵当先，步兵压阵，中间有指挥官督战，阵后有一个高级指挥官手举望远镜观察敌阵虚实。图上还有双翼飞机轰炸助战。刻画了外国士兵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破坏、人民涂炭之实况。

后本的第一个图像单元“哪吒抽龙筋”和第三个图像单元“犁头山杀殷郊太子”是隔句对，二者构图几乎完全一样，倾斜的山石横亘画上，上图是李靖从山石后探出来，似乎想阻止儿子的行为；下图中燃灯道人也以同样的姿势仗剑而起，做法移山牵制住殷郊。这两个单元之间隔着的“陈奇大战郑伦”，又与左列中央的单元“土行孙战张奎”相对应，都是交战双方具有相似的神通故而陷入鏖战。前者左右对称，后者则运用了对角线构图，张奎乘着乌烟兽（年画中表现为一匹口吐乌烟的马），压制着地面的土行孙，左下角的举盾士兵和右上角写着“周”字样的旗帜充实了画面，与画面右侧的“陈奇大战郑伦”形成一繁一简、一密一疏的对照，战斗的结局也呈现相反而对应的关系：初期战况正如画面所描绘的，基本是平手；最后以其中一方败亡而告终——商朝的陈奇死于后来的混战，周方的土行孙遭遇张奎伏击，死于非命。两方各有折损，可见年画图像的对偶不止于形式层面，也延续到背后的文本之中。

出自《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曹操的大将曹仁与李典率军进攻驻守新野的刘备。因李典初战不利，曹仁亲自引兵交战。两军阵前，曹仁命令士兵布成一个名曰“八门金锁阵”的阵势，向刘备挑战。刘备的军师徐庶识得此阵，知道破阵之法。于是命令大将赵云率军从东南杀入金锁阵，从正西杀出，曹兵大乱，金锁阵遂破。曹仁因此大败而回。图中描绘赵云在八门金锁阵中与曹军兵将大战的情景。

出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羽领兵攻打樊城，亲自到北门挑战，守将曹仁命士兵一齐放箭，一箭射中关公右臂。关公归寨后，发现右臂已经青肿，不能活动，原来箭头有毒,毒已入骨。恰好此时神医华佗自江东而来，为关公诊治。华佗用尖刀割开关公右臂的皮肉，直至骨头，然后用刀刮骨，悉悉有声，看到这一幕的人皆掩面失色。只有关公饮酒吃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的表情。最终，华佗刮尽余毒,敷药后缝上伤口，关公的右臂也恢复如初。

年画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十五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当时，诸葛视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二千五百名士兵在城里，众人听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惊慌失措。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起来，士兵原地不动，让士兵把四个城门打开，让几个士兵出城洒扫。司马懿领兵来到，看见这情形，想到诸葛亮平日谨慎持重，城内必有伏兵，于是便引兵退守山间。杨家璋木版年画《空城计》画面上一方是诸葛亮带着两个小书童在城楼远望，城门边上士兵洒水扫街，另一方是司马懿的军队。

北宋初年，抵抗辽国骚扰，屡建战功的英雄中，要数杨家将最具盛名。《宋史》杨业六子：杨延郎（即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其中以延昭最为知名，英勇善战，治军有方。所得奉赐、全部犒劳官兵，从不徇私，号令严明，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敌人必冲锋在前，打了胜仗都将功劳推给部下。小说《杨家将》则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增加了七郎、八姐九妹以及全家为国而战伤亡的故事。宋太宗赵光义被困幽州，杨大郎被杀身亡；二郎突围不破，拒绝投降自刎而死；三郎被马匹踩踏，战死沙场；四郎被生擒；五郎遁入空门，出家五台山；七郎遭到内部敌人的乱箭射死；老令公奉命随驾五台山与佘太君辞别，在李陵碑前撞死。杨家男儿全部伤亡，只流下妻儿女将，在佘太君的带领下，杨门女将不畏强敌，舍生取义，捷报频传，始终坚守杨家的忠贞报国之道。不仅是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英烈故事，更为广大民间百姓耳熟能祥的教育故事。杨家一直是民间心目中抗击外敌的英雄，也是民众拿来教育后代爱国爱家的榜样人物。这类年画不仅表现了对忠臣良将的爱戴和尊敬，也反映了对朝政昏暗的不满，对误国奸臣和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的憎恶。

1840年6月英国派遣载有四千多士兵的船舰四十多艘侵入中国南海，封锁珠江口，悍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这场关系到中国历史发展命运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最后以清政府的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结束。鸦片战争改变中国历史进程，成为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在国家主权上，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封建国家不复存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因为外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而受到冲击，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鸦片战争爆发，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由于明王朝对瑶民仍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之瑶族子弟不通汉语，基础差，生员少，一些府、州、县官员为节省地方财政开支，又将新设置的学校停办。如当时的广西荔波县（今属贵州省），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县治，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其县因“生员苗蛮徭僮缺舌之徒，教养无成，不堪选贡，徒费民供，无益国家”，而“罢广西荔波县儒学”。广西思恩、忻城二县儒学，也因“县民稀少，多是徭、僮，非但言语不通，不堪训诲，抑且不愿人学，徒存学官，无所施教”，最后于宣德元年（1426年）罢掉。保留下来的学校，多招收地方官吏、豪绅的子弟，或是屯戍瑶区士兵的后裔，或移民后裔，瑶族百姓子弟多未受其实惠。

第一，宋代瑶人反抗斗争是当时全国各地反抗斗争的一部分，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宋王朝初期采取了高度统一的政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也给自己加了一付冗兵、冗官、冗费的枷锁，至其中期这付枷锁就更加沉重，老百姓的负担也更加沉重，从而引起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如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而桂阳监唐和领导的瑶民起义正发生在此时。所以瑶民的反抗斗争不是孤立的，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是全国农民起义的一部分。第二，宋代瑶民反抗斗争是宋封建王朝对瑶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产物。宋王朝虽然对瑶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但瑶民并未得到实惠，仍被逼不断迁徙。就是这样，地方官吏对瑶民还是不放过，对瑶民“任意歧视，动辄杀戮，挑起事端”，派驻瑶区的砦倉又经常派人到瑶区“略其财物”，土豪官户亦乘机任意侵占瑶民耕地，“以夺其业”，从而使部分瑶民失去土地，难以生存。加之当时地方官府对瑶区实行封锁政策，禁止“与蛮人贸易”、“禁运食盐入山，禁止与蛮人交通”等，瑶民更加苦不堪言，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赋税，使瑶民负担大大加重，从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在此种情况下，瑶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举起反抗封建朝廷的旗帜，与朝廷展开殊死的斗争。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初，哈密回王额贝都拉向清朝报告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叛乱动向，在噶尔丹食物断绝派遣其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掳掠巴里坤的时候，额贝都拉立即派遣长子郭帕白克带领三百士兵生擒噶尔丹之子及其部属，押送北京。据《大清一统志》载，清廷接到额贝都拉的上书请求后，认为（额贝都拉）“诚心向化”，为“以示鼓励”，授予额贝都拉为哈密“札萨克”一等达尔汗，颁札萨克印，赐红纛，特赐给蟒袍、貂帽、金带等物自此，哈密历代回王对清王朝忠贞不渝，也受到了清政府的多次册封。其中四世回王玉素甫从册封贝子到贝勒，最后到郡王，是哈密回王被清政府正式封王之始，七世回王伯锡尔被封为亲王，并赐顾绣蟒袍一件。清王室的皇室宗亲是依次按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四个官职来分，亲王职务最高，可见清政府对哈密回王的器重。

宋王朝给瑶民土地的另一种方式，是给瑶民弓弩手土地，名曰营田。嘉泰年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牧，俾为世业’”。并“劝以耕牧”。这些弓弩手，平时务农，边陲有警则被征战，当然也还保卫本土安全。所以，封建王朝对士兵、弓弩手亦很满意，上书言：“边陲获保障之安全，州县无转输之费”。

“由盛京移驻伊犁时，有十余位喇嘛同来。于乾隆四十六年修建寺庙，建佛殿43间，让喇嘛寄宿诵经。嗣后将各牛录里体弱有疾，不合挑选披甲（士兵）当差之闲散西丹，陆续选为喇嘛，已发展到51名喇嘛。”从留存史料和笔者实地调研来看，位于察布查尔县的靖远寺前身是锡伯族喇嘛寺庙。在锡伯族信仰史上呈现出原始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并存的局面。因此，对其民族刺绣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多宗教融会贯通的特点。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靖远寺得到修复和保护，1990年12月靖远寺被列为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军进入湖南江华、道州永明、郴州等地瑶区，许多原天地会成员参加了太平军。曾国藩在其《严办土匪以清地方折》里说道：“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会皆大半附之而去”。参加人数之多，由此可见。1853年，英国人曾到南京侦察，说见有“赤足苗子三千余人”。所指“苗子”，当是指瑶、壮族士兵。

古代巴比伦的神作为国家的保护者，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提供神圣的支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使得国王对神的礼拜和祈祷活动成了国家宗教的正式仪典。国王除了定期性地到神庙礼拜以外，如遇临时性的事件还随时去神庙向神祷告，祈求保佑与支持。据载，尼布甲尼撒王向太阳神祈祷的事项，是要求神保佑他子孙众多，寿命长久，王位稳固，政权永存，在战场上保护他的士兵。他在向马尔都克神祈祷时，把马尔都克称为“万有的主”，赐给他生命和国家的统治权，虔诚表示要顺从神的天命。国家每遇灾难，被认为是由于开罪神灵，惹起神怒所致。国王则常在此时向神认罪，请求宽恕。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1931年在中央苏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第四条）“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第十三条）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1949年全国范围内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利。”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我国解放后的第一部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关于嘉绒藏族的起源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两种假说占主流。假说一，认为嘉绒藏族的血统源于羌族，后来与吐蕃族进行融合，发展成为现代的嘉绒藏族。假说二，认为嘉绒藏族是“藏羌彝走廊”土著居民夷人的后裔，后来因为吐蕃族东进，逐渐形成了族群。吐蕃王朝被推翻，当时驻扎的士兵没有回到西藏，而是就近在当地定居下来，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慢慢地发展成为了后来的嘉绒藏族。

大瑶山瑶民尤其是金秀沿河十村的瑶民对国民党有宿怨。国民党军队的地方头目曾合股在大瑶山设立了荣新、广源木材公司。该公司不履行诺言，削减杉木价格。其士兵、职员还违犯瑶族风俗，强奸、侮辱瑶族妇女，引起公司所在地金秀河沿岸各村瑶民的义愤，遂起石碑攻打杉木公司，将公司赶出山外。当听闻国民党政府要在大瑶山设警备区署的消息后，瑶民表示了强烈反对。同年6月14日，金秀沿河十村平免石碑召开石牌大会，最后形成决议：反对在瑶山设立警备区署；决不向国民党政府低头，谁投降国民党就杀谁。会后各村瑶民纷纷添置枪支武器，准备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势力的进入。

法殖民者在经济上实行沉重的剥削政策，同时，在瑶人地区又加紧推行“分而治之”政策。许多研究瑶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文章是由曾经在山区工作的法国军官撰写的，这并不奇怪。他们的全部研究工作和宣传活动始终旨在于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间的矛盾。A·溥尼费斯写道：“他们（瑶族）聚居地还有其他民族，多数都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下。很奇怪，在北圻山区截然不同的一些支系中，却操着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使管理工作复杂化，然而，又容易统治。因为一个地区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混杂居住，这样他们在反抗‘分而治之’方面，难以相互配合。然而，必须注意使他们有个和平的生活，并保持大家都平等”。他们最恶毒的阴谋是强迫这个民族去镇压另一个民族的起义，这不仅为他们的“绥靖”计划服务，而且还制造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仇恨。法国殖民军曾派遣京族、岱依族的士兵去镇压瑶人的每一次起义，同时，又利用瑶人去反抗“提探运动”……。尽管如此，他们分离民族的阴谋都遭到失败。

都江土司的设置是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后的事，实际上不只有甲早白土司，还有张姓土司。直至清初，今天贵州省三都县的都江地区一直未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被视为“化外蛮夷，亘古不通声教之区”。自古以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水族、苗族和瑶族同胞。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调集四路清军进入都江榕江一带，大军压境，剿抚兼施，都江地区很快归附清王朝。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在都江设置都江厅，委任通判驻其地。都江从此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版图。如前所说，清军进兵都江等地时，烂土土司张克承奉命派士兵参与清军作战。“蒙抚部张议叙头等功，纪录二次，注册”。为表彰烂土土司征战之功，同时更是为了加强对都江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因置两个土司机构于顺德营和归仁营，“而予以千总职衔，用驭诸苗也”。前者为烂土张土司之子弟担任，驻乔桑；后者为姓白的土司掌管，驻甲早，这就是都江白土司的由来。到同治十一年（1821年），清政府将原来张土司所管辖的顺德营划为十四保，白土司所管辖的归仁营划为九保，并规定“事无大小，悉由通判治理，土司无与焉”，剥夺张、白两土司的统治权，两土司遂名存实亡。

明初，封建中央王朝在确立对瑶族地区的统治后，便在瑶族地区设立卫所，卫所作为军事机构，其任务是驻军戍守边疆，这是封建王朝设置卫所的宗旨。但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瑶族地区来说，卫所的设置在客观上推动了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明代在瑶族地区的卫所屯田，屯田田亩一部分是夺取曾起义反抗、后被镇压的瑶族人民的良田，“将就近田地给与戍兵耕种”，“给以牛具种子，资以数目之粮，使且耕且守……大招百姓而填实其中，与兵同耕。”一部分屯田田亩则是通过垦荒而得。明代在瑶族地区的屯田，既开拓了瑶族地区的部分荒山，同时客观上也示范、推广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利于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明代瑶区屯田，除士兵外，还招募汉族和“熟僮”“同住耕种”，或征调大批偃兵到瑶族地区“且耕且戍”，或“招僮户耕牧其中”，“以其田或招农民或给粮户耕种”。大量汉、壮族人口的迁人，使瑶族地区既面临着汉、壮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推动瑶族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也使瑶族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矛盾更为错综复杂。

宋代由于瑶民起义连绵不断，使宋王朝封建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每次镇压瑶民反抗斗争时，既损兵折将，又费国库。为了控制和镇压瑶民的反抗斗争，宋王朝在瑶区屯戍重兵，名曰厢禁军、摧锋军、飞虎军等，乾道七年（1171年），辰州有“厢禁军一千四百余人，沿边一十六寨，士兵六百余人，皆可赡给”。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荆湖北路镇压了蛮瑶魏进武起义后，“诏前所遣兵悉还屯，只留五百人戍县境”。庆历三年（1043年），宋王朝在镇压了瑶民唐和起义后“岁季拔摧锋水军三百以戍”。宋蔡戡在《定斋集》卷一中亦写到：“连、英、韶、广、潮、惠、循、梅、肇、南雄共二十一处，皆屯摧锋军以备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载:“湖南飞虎军者，潭州士军也”。“淳熙七年（1180年），辛幼安为潭帅，始募千八百训练之，其名赐名，遥隶步军司”。宋朱熹《气拔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亦载：“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元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茸理,用力多至”。

第三，因征调迁徙至海外。上文提到的明永乐四年（1406年）征调广西落浦县“瑶丁”到越南平叛即是一例。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默先生1992年撰文，认为日人竹村卓二先生《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书引用泰国瑶人《仪典书》中所说的“瑶人十二姓子孙们，传给士兵们”一句所说的“士兵们”，当指明末动乱年代迁到老挝的“瑶兵”或“狼兵”中的瑶人。据认为，瑶兵的设置，起源于唐宋的营田制，元明时期沿袭旧制，于两广各瑶山设瑶兵。明代两广兵中也包含瑶人。明末，南明诸臣号召西南各省勤王，湘、粤、桂诸省不少瑶兵及良兵中的瑶人参加勤王之师，战斗失败后流落于滇边境外。其所引资料比较直接涉及瑶人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明末遗老李寄《天香阁随笔》一书记述他在长沙所见李定国所部农民军“半为倮倮、徭佬”，又引《皇明末造录》及《南明史略》说李定国拥护永历帝入云南，永历帝在云南殉国时，李定国正在猛腊，李定国死后，其余部数千人在滇边距阿瓦城东100里的地方聚族而居。二是引据《广西瑶族社会调查》第一册所载金秀大瑶山三角区（今三角乡）甲江乡蓝冲庞家藏《世代流传祖居来历书》：“在顺治……发兵马上人来打我千家峒……顺治坐京元年四月初八漂洋过海，过红水河，三个翁忿（分）开，一念（支）下南海，一念（支）下校枝（交趾），一念（支）下广东陈（韶）州府落（乐）昌安居”，认为可能是广西土司狼兵中瑶人在永历抗清斗争中，一支援赣，以后流落韶州乐昌，一支往肇庆及广东南路高州、新会作战，流落南海，一支退入中越、中老（挝）边，流落交趾。我们认为，元明时期中央王朝设置瑶兵，南明诸臣利用瑶兵勤王都是事实。至于瑶人是否因此而流落滇边境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无资料证实这一说法。

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瑶人实行“以瑶治瑶”的政策。除建立羁縻州外，还重用瑶首为官。《宋史》说：“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危、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瑶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服之。太祖召至阙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予一州租赋”。宋王朝的这种做法果然收到了效果，同书说:“再雄感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区飞堑，捷如猿揉。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复召至阙，而加奖激，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允成为辰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围，五州（指武陵、辰阳、澧阳、湘阴、邵阳）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瘐，终太祖世，边境无患。”这很可能是宋初很少瑶人举旗反抗封建朝廷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军全州县城1933年2月20日，各地瑶民同时起义。居住在桐木江附近的全县、兴安、灌阳三县交界的瑶民约五千人参加了起义。队伍分大源、焦江、白露源三路向全州县城进发。首先攻下了全县所属界顶村，占领贤洞村，并与全县官兵激战于万板桥。由于官兵炮火先进，且早有准备，义军于万板桥失利，撤回界顶村。至界顶村，发觉敌人已有埋伏，遂趁大雾巧妙撤离。撤退时，故意丢下一些号角。尾追的敌人追至村中，不见义军，但见号角，其士兵因好奇而拿起号角胡乱一吹，周围的敌人以为是义军准备突围，遂集中火力扫射。义军机智地导演了一幕狗咬狗的好戏。随后从界顶村撤退返回桐木江。

南北朝时，瑶族先民与其他蛮族人民一道，为生存常常举起反抗的旗帜，不断地举行起义斗争，南北朝封建朝廷对瑶族先民的反抗斗争往往采取残酷的镇压和征讨。宋元嘉十九年（442年），雍州群蛮大动，“庆之专军征讨，大破缘沔诸蛮。”“（元嘉）二十三年（446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张敬儿领宁蛮府行参军“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所向皆破”。胡僧佑为镇西录事参军时，“西沮蛮反，世祖令僧佑讨之，使尽诛其渠帅，”“荆、雍之界，蛮左数反……中兵王僧辨征之，频战不利，遣量助之。量至，与僧辨合力，大破道期，斩其酋长，俘虏万计。”荆州蛮帅文子荣反，“诏遣开府贺若敦、潘招等讨平之。”“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世隆至镇，以方略讨平之。”“大明中，桂阳蛮反……临贺蛮反……振武将军肖冲之讨之，获少费多，抵罪。”欧阳頠为临贺内史，“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敕令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頠为都督，悉皆平殄。”兰钦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阳山、始兴叛蛮，至即平破之”。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巴陵马营蛮反，“秀遣防阁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迳，蛮失其险，期岁而江路清，于是州境盗贼遂绝。”南北朝封建朝廷征讨瑶族先民的事例史籍记载颇多，这种征讨是非常残酷的，不仅“尽诛其渠帅”，而且对一般起义士兵也是尽其杀戳。元嘉年间，沈庆之讨雍州蛮时，一次就“斩首三千级”，保定年间，镇压罗阳蛮反抗时“斩首千级”。更为可恶的是“燔其林木，绝其蹊迳”，逼迫瑶族先民背井离乡到处迁徙。另外，还劫掠人口和财物。元嘉年间，雍州蛮反，“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郊山蛮最强盛，鲁宗之屡讨不能克。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又载：庆之“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斗”。周武帝保定年间（561-565年），“罗阳蛮反，景宣回军破之，斩首千级，获生口二千，杂畜千头，送阙。”封建王朝对瑶族先民的残酷征讨和劫掠，不仅破坏了蛮族的安定生活，而且对其生产和社会发展也是严重的摧残，也是瑶族先民被逼南迁的主要原因。

风筝又称“纸鸢”或“鹞子”，是中国古老的民俗技艺。民间相传，楚汉争霸时，韩信、张良将项羽的军队困于垓下。一天夜里，利用一只牛皮风筝载着两个士兵，飞到楚营周围上空吹奏楚歌。其悲切、哀怨的箫声勾起了楚兵的乡愁，致使楚营军心瓦解而溃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一开始便是描绘汴京城中少年放风筝的景色。“清明放鹞”，自古为我国民间的习俗。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人们把风筝升到遥远的晴空，遐想着把病痛和厄运统统都寄放于风筝上，然后割断线绳，任其随风而去，象征灾难与厄运随之永远消失……

土王是土司制度的权力中心，其中土王彭士愁是元代以后被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家地区的土司王，为南北江（沅水、酉水）靖边都誓主。他曾率溪州士兵抗楚御侮，而成为当时湘西土家族的领袖，故备受后人的敬仰。土王是土家族历代的首领，是集族权、神权和政权为一体的“土皇帝”。但土王在维护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树立土家族形象等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符合当时群众的利益需求。

大象不但在田间劳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战场上也表现出不俗的功绩。傣族民间故事《悍掌的传说》中叙述了大象战队的勇猛经历。古时候有一次打仗，大理南诏王遇到敌人进攻，损失惨重，急忙向傣族求助。傣族王子作为南诏王的好友，答应支援，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的象队帮助南诏王抗击敌人。象队驻扎在一条河边的草地上，士兵在竹林中牧象操练。象群的吼叫声引得村民纷纷观看，只见旗帜随风招展，象群气势浩大，从此就把军队驻扎的此地叫作悍掌。即“象队驻扎的地方”。傣族英雄史诗《厘俸》中描述过原来很多地方都饲养着大象，打仗时便采用象战。“战象齐聚如森林，象牙密如秧田的篱笆”。大象参与作战减少了军队的伤亡损失，在傣族的战争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力大无比、勇猛善战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受到赞扬。

“这个花不是我们这里（通道地区）的，那一年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们（士兵）打到越南去，就进了当地的寨子，看着这个花好看，就从那边（越南）拿了一点儿布过来，是贵州菖蒲的一个当兵的。拿回来就传下来，我们就按她们那个花痕（纹）织，说是叫越南花，我们和贵州菖蒲交界，这个地方和我们这里的侗族打扮都是一样的，但是规划到贵州，我妹妹有一个这样的枕巾，（这个花纹）主要是拿来做枕巾的装饰。”

后晋天福三年（910年），在土王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的“溪州战争”中，以彭士愁为领袖的土家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涨了民族正气……铜柱树立，维护了民族生存，也维护了民族尊严。而且土家人最后也得到了实惠，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兵民不能随意进入溪州。明嘉靖年间，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猖獗作乱。永顺、保靖等土司及九溪卫所的士兵，积极应征，踊跃赶赴前线抗倭。因战功显赫，永顺宣慰（土司）彭翼南和保靖宣慰（土司）彭荩臣被誉为“自有倭患来，此第一功”。他们平息了浙西地区多年的倭患，彰显了土家人的民族气节，让世人对土家人刮目相待。“土王庙(祠）”遍及酉水流域各地，以供奉土王彭公爵主，田好汉和向老官人分列左右，兼作摆手堂之用。祭祀及逢年过节时，土家人都要敬奉土王，将土王视为土家的族祖，思念祖德，崇拜祖先。对于历史上曾经饱受诸多苦难曲折的土家人而言，崇拜祖先超过了信奉任何神灵。因而，就将这些历史记录在一系列的织锦纹样中。

现在以杨家埠的《民子山》木板年画为例简要介绍。据说与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起源关系密切。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有一天回首睁嵘岁月，突然想起自己当和尚时，曾到山东沂县化缘，结果没人施舍，差点饿死。他越想越气，恶狠狠地说了句：“山东沂县不留！”并命大将常遇春率兵屠戮山东。常遇春大惊，以为朱元璋说的是“‘一’县不留”，可圣旨难为，只好照做。临行前，刘伯温指点常遇春：“潍河边上不饮马，常岭埠上不扎营”。结果，常遇春带兵至了潍县，不小心便在常岭扎营，在潍河饮马，结果很多士兵染上瘟疫死了。后来瘟疫到处传播，使得山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元璋只得下令从外地移民，重振山东。据潍县杨家埠杨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杨家自四川梓潼县迁居山东潍县，安顿下来后，重拾年画手艺，画了一张名为《民子山》的年画，后来这张《民子山》年画传到了朱元璋手上，看到此画，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朱元璋就动了怜悯之心，下诏不再跟山东人过不去，而《民子山》年画也被认为是潍县杨家埠木板年画的鼻祖。杨家埠年画《民子山》讲述的是朱元璋小时侯和小伙伴“轮流做皇帝”的故事。“民子山”指的是朱元璋小时候与小伙伴放牛常去的村后山，后来由于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当地老百姓便把这座山称为“民子山”，意思是这山是皇帝以民为子，与民同乐的地方。“小时候，朱元璋由于家贫，每天都和小伙伴们到‘民子山’上放牛、玩耍，后来，朱元璋在山上发现了一座石椅，朱元璋就说玩个轮流做皇帝的游戏。大家一致赞同，并按照年龄大小，轮流坐上石椅上当皇帝，其余的人则要一个一个地给皇帝下跪磕头。当第一个小伙伴坐上石椅后，其它小伙伴依次‘朝拜’。最后轮到朱元璋，谁知他刚跪下，还未及磕头，那孩子就从石椅上跌了下来，前额被磕得红肿，口鼻出血；第二个孩子上去也一样。就在这时候，其中一个叫汤和的小孩被摔疼了，就高声叫嚷到‘你朱元璋什么鸟皇帝，等我长大以后，非把你推翻不可’。这时，朱元璋正在台上，大声喝道‘大胆，给我拉下去砍啦’。两个小孩就拉着汤和走到高粱地里‘斩首’。”据说，明朝立国后不久，朱元璋在杀戮功臣时，汤和因为在小时候曾被朱元璋砍过头，所以可以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