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水族的历史，唐代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下领都尚（都江）、婆览（水婆-恒丰）、应江（榕江之平江）、陀隆（台江）、罗恭（雷公）5县。开元年间（713-741年），唐王朝又在水族地区设置羁縻莪州（水各）、羁縻劳州（水捞）和羁縻抚水州（广西环江）。唐代在水族地区的行政建制可谓是盛况空前。羁縻抚水州虽说是中央王朝以安抚水家人为主体的行政建制，族称被封建王朝由“睢”改变为“水”，似乎对水族特别恩赐，其实是一种权宜的“以夷治夷”的安抚之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水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的良策。到宋代大中祥符年代时，当中央王朝腾出手来之后，便对抚水州水族进行大肆剿灭。羁縻抚水州不复存在，水家一部分人被驱赶到汉族地区以分散其实力，一部分颠沛流离逆流而上来到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区与原来定居于此地的水家人共同生活，形成了水家居住的基本格局。

宋代由于瑶民起义连绵不断，使宋王朝封建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每次镇压瑶民反抗斗争时，既损兵折将，又费国库。为了控制和镇压瑶民的反抗斗争，宋王朝在瑶区屯戍重兵，名曰厢禁军、摧锋军、飞虎军等，乾道七年（1171年），辰州有“厢禁军一千四百余人，沿边一十六寨，士兵六百余人，皆可赡给”。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荆湖北路镇压了蛮瑶魏进武起义后，“诏前所遣兵悉还屯，只留五百人戍县境”。庆历三年（1043年），宋王朝在镇压了瑶民唐和起义后“岁季拔摧锋水军三百以戍”。宋蔡戡在《定斋集》卷一中亦写到：“连、英、韶、广、潮、惠、循、梅、肇、南雄共二十一处，皆屯摧锋军以备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载:“湖南飞虎军者，潭州士军也”。“淳熙七年（1180年），辛幼安为潭帅，始募千八百训练之，其名赐名，遥隶步军司”。宋朱熹《气拔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亦载：“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元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茸理,用力多至”。

唐代贞观三年（625年）之后，相继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都尚县、婆览县，以及羁縻莪州、劳州、抚水州。这是水族大致形成相对稳定的行政片区。但是，在宋代，抚水州的水家先民却遭受了残酷的镇压迫害。史载，北宋太宗雍熙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连年发生大旱。抚水州中的抚水蛮要求宋朝天子给予扩大一点生存空间和多一些生存权利，都屡遭官府的限制和迫害。大中祥符九年（1016），抚水州饥民多向宜州、融水等地逃荒讨吃。然而，王朝却派转运使俞献可、平州刺史曹光明予以围剿，抚水蛮被“杀伤颇重”，还纵火“焚其庐室积聚”，使水族人民无处可栖，只得“窜人山谷”中，而官兵仍穷追不舍，“秉胜搜山”，务必“追斩殆尽”，企图从肉体消灭这个民族。并且宋王朝又强令蛮人“纳器甲刃五千数”，“迁处汉地七百余口”，改抚水州为安化州，改抚水县为归仁县，改京水县为长宁县。一句话，把水族赶出环州。在这种情况下，水族先民在腥风血雨中走出环州，向龙江上游、都柳江上游地带同民族地区的今荔波、三都、独山、都匀、丹寨、榕江、从江迁徙，一部分与原来居住在这一带的苗、布依先民错杂生息。

2007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秦淮河畔长干里对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长干寺真身塔地宫重要遗迹，并从地宫中发掘出近百幅种类繁多的北宋丝绸文物。这批北宋早期的文物在6.75米深的地下和密封程度极好的铁函中安放千年，保存完好，以平纹地暗花织物为主，此类织物的织造大多使用多综多蹑机，图案简洁，纹样循环小。而另一类斜纹地暗花织物则很可能使用束综提花机织造，纹样循环更大，造型也更为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