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说：“传统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它具有由过去出发，穿过现在并指向未来的变动性，并不是凝定在民族历史之初的那些东西，而是一个发展的、可塑的东西，它就在我们面前，就在作为过去延续的现在。”而当我们真正面对“作为过去延续的现在”的传统民间艺术时，它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其实，传统民间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国外已有很多可参考和借鉴的案例，如印第安人的特色工艺文化、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韩国的传统工艺创新应用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并非仅是固守传统，“求变”才是其核心。我们每个人都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保护者，每一位设计师都肩负着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面对民间活态的文化传统，不仅应当给以文化上的尊重，更要认识其中具有创造力的深层的生命基因活力。设计师在设计一件作品或表达某种信息之前都应有一种“设计文化归属感”，也就是要对自身的文化构成作一个理解，在掌握其本质以后，才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运用开发这些元素，创造新的价值。

与前代相同，在年画发展道路上，创造了如此业绩的艺人，这一时期也是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据传，这时有个杨芳（公元1806——1890）创作了《包公上任》。画中题诗：“圣上宋朝廷，出旨请包公，正然割大麦，神仙来助工，一品宰相坐，富贵万万冬。”它摆脱了一般小说与戏曲“包公判案”的场面，画了正在割大麦的农民的形象，突出了这位清官的出身。这种构思，既表现了农民对这位清官的崇敬心情，也老达了农民渴望有日高登，做一位为国为民除暴安良的清正之官的思想。这件作品表现手法不落俗套。它选取“收麦如救火”这个农村最忙、最紧张的特定环境，宋朝廷颁旨来请，包公迟疑不定；天官助工，帮助他家抢收抢种。它把现实生活与传奇想象揉合在一起，将朝廷起用包公急如救火，包公毅然出任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出自天意，合于人愿，形象地表现在画面上。这件作品出现在中国末代封建王朝走向衰落的道光年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杨毓玕。《杨氏宗谱》中记：“毓玕，字竹溪，平生工画嗜诗，家藏尚存其迹，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二月生……”但是，现在走遍全村查访，他的作品和艺术活动全无踪迹。诸如此类创立和发展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各代民间艺术大师，除了作为一个群体形象留下大景作品外、他们的名字、艺术活动和逸事传闻，全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唐官常服袍服之“大、小科”即“大、小窠”，科、窠二者音同字通，所谓“窠”，指服饰面料图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唐代其一般为圆形，故也叫“团窠”。其主题纹样多是动物。唐大、小窠尺寸不详，但《金史·舆服中》言：“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可略资比较。“交梭”是一种有皱纹的织物，而“双”则可能是一种织出双绦纹之绫。笔者认为，双绦纹应略似“对波”纹，即好似正、背弦曲线峰谷对围而成的图案。“龟甲十花”之“龟甲”，是指以正六边形组成的图纹骨架，在每个骨架单元内有十字形花纹，其制大约始于北魏。绫者，汉代亦称绮，原指平纹地起暗花的丝织物，但现在认为在斜纹地上起暗花者，唐时亦视为绫；罗者，主要指带有横向空路的织物，其质薄透。可见前者应用于秋冬，而后者应施于炎夏。由于绫、罗等织物图纹，均由同色同质丝织材料通过组织变化而形成暗花，故远视绫、罗仍为一色，近观才见其纹彩，颇合要求色泽区别明显的官袍使用。综之可知，唐朝官常服袍服图纹以大团窠纹为贵，小窠次之，再次双绦、龟甲，乃至最次之无纹之紬、絁、布等。

唐官常服袍服之“大、小科”即“大、小窠”，科、窠二者音同字通，所谓“窠”，指服饰面料图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唐代其一般为圆形，故也叫“团窠”。其主题纹样多是动物。唐大、小窠尺寸不详，但《金史·舆服中》言：“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可略资比较。“交梭”是一种有皱纹的织物，而“双”则可能是一种织出双绦纹之绫。笔者认为，双绦纹应略似“对波”纹，即好似正、背弦曲线峰谷对围而成的图案。“龟甲十花”之“龟甲”，是指以正六边形组成的图纹骨架，在每个骨架单元内有十字形花纹，其制大约始于北魏。绫者，汉代亦称绮，原指平纹地起暗花的丝织物，但现在认为在斜纹地上起暗花者，唐时亦视为绫；罗者，主要指带有横向空路的织物，其质薄透。可见前者应用于秋冬，而后者应施于炎夏。由于绫、罗等织物图纹，均由同色同质丝织材料通过组织变化而形成暗花，故远视绫、罗仍为一色，近观才见其纹彩，颇合要求色泽区别明显的官袍使用。综之可知，唐朝官常服袍服图纹以大团窠纹为贵，小窠次之，再次双绦、龟甲，乃至最次之无纹之紬、絁、布等。

仙鹤被中国古人视为鸟类中吉祥长寿的代表。神仙驾鹤遨游；人去世被称为“驾鹤升天”；修身洁行的人是“鹤鸣之士”，以此比喻贤能之士的高尚品德。鹤纹还是明清一品文官的补子纹样，因此鹤也称“一品鸟”。素以喙、颈、腿“三长”著称的鹤，常呈现出美丽高雅的姿态，带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鹤特有的精神气质。鹤纹也是服饰纹样中的常用题材。

古人把麒麟、龙、凤凰和龟称为“四灵”。麒麟为四灵之首。据传其身像鹿，其足似马，其尾如牛，头上有角，遍体鳞甲。麒麟是在太平盛世才现身的瑞兽，是降福迎祥的天使。汉武帝在未央宫建有麒麟阁，将功臣的画像挂在阁中，用以表彰功臣卓越的功勋。清代武官一品官服补子徽饰是麒麟，地位仅次于龙纹。

唐官常服袍服之“大、小科”即“大、小窠”，科、窠二者音同字通，所谓“窠”，指服饰面料图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唐代其一般为圆形，故也叫“团窠”。其主题纹样多是动物。唐大、小窠尺寸不详，但《金史·舆服中》言：“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可略资比较。“交梭”是一种有皱纹的织物，而“双”则可能是一种织出双绦纹之绫。笔者认为，双绦纹应略似“对波”纹，即好似正、背弦曲线峰谷对围而成的图案。“龟甲十花”之“龟甲”，是指以正六边形组成的图纹骨架，在每个骨架单元内有十字形花纹，其制大约始于北魏。绫者，汉代亦称绮，原指平纹地起暗花的丝织物，但现在认为在斜纹地上起暗花者，唐时亦视为绫；罗者，主要指带有横向空路的织物，其质薄透。可见前者应用于秋冬，而后者应施于炎夏。由于绫、罗等织物图纹，均由同色同质丝织材料通过组织变化而形成暗花，故远视绫、罗仍为一色，近观才见其纹彩，颇合要求色泽区别明显的官袍使用。综之可知，唐朝官常服袍服图纹以大团窠纹为贵，小窠次之，再次双绦、龟甲，乃至最次之无纹之紬、絁、布等。

唐官常服袍服之“大、小科”即“大、小窠”，科、窠二者音同字通，所谓“窠”，指服饰面料图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唐代其一般为圆形，故也叫“团窠”。其主题纹样多是动物。唐大、小窠尺寸不详，但《金史·舆服中》言：“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可略资比较。“交梭”是一种有皱纹的织物，而“双”则可能是一种织出双绦纹之绫。笔者认为，双绦纹应略似“对波”纹，即好似正、背弦曲线峰谷对围而成的图案。“龟甲十花”之“龟甲”，是指以正六边形组成的图纹骨架，在每个骨架单元内有十字形花纹，其制大约始于北魏。绫者，汉代亦称绮，原指平纹地起暗花的丝织物，但现在认为在斜纹地上起暗花者，唐时亦视为绫；罗者，主要指带有横向空路的织物，其质薄透。可见前者应用于秋冬，而后者应施于炎夏。由于绫、罗等织物图纹，均由同色同质丝织材料通过组织变化而形成暗花，故远视绫、罗仍为一色，近观才见其纹彩，颇合要求色泽区别明显的官袍使用。综之可知，唐朝官常服袍服图纹以大团窠纹为贵，小窠次之，再次双绦、龟甲，乃至最次之无纹之紬、絁、布等。

在清代，手工刺绣更深受人们的喜爱，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旗民百姓，服饰和日常用具上都有刺绣。因而，从皇后贵妃到平民旗女都会刺绣，刺绣成了满族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而经久不衰。满族妇女穿满族式旗袍，多有绣制花边或满地刺绣。其中镶有十八道花边的旗袍是最为讲究、最美的，被称作“十八镶”。史书记载：“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十八镶”即在妇女穿的旗袍的领口、袖头、衣襟等处镶上十八道绣有各种花纹的牙子。这种旗袍在当时满族妇女中非常流行。镶滚服，是在衫、袄、裙等服装上镶嵌各种花边。清初时，只在襟边及袖端处镶绣，颜色趋于素净。到咸丰、同治年间，则镶滚繁复，从三镶三滚、五镶五滚发展到十八镶滚，包括牡丹带、金白鬼子栏干（即花边）、盘金间绣等各色镶滚。直至光绪末年，仍盛行镶滚装饰工艺。一衣仅有六分绫绸，而镶条则居十之三四。人们形容当时的女装是“鬼子栏杆遍体沿”。当然，从镶滚花边的繁简程度上，也能看出其社会地位、家境状况等。镶滚服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丝织染绣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清中叶以来，花边手工业发达，衫裙做成后，购来成品栏干辫子订上即可。由于省时省力，又美观华贵，致使镶滚之风久盛不衰，深受女子喜爱。在清代一般官员都要穿补服（即官员的朝服），这官员的朝服就是采取补绣技法，即在前后心处补一块有多种纹饰的绣品。据《大清会典图》记载，清代品官补子所绣纹饰为：文一品，绣仙鹤；武一品，绣麟麟。文二品，绣锦鸡；武二品，绣狮。文三品，绣孔雀；武三品，绣豹。文四品，绣鸳鸯；武四品，绣虎。文五品，绣白鹇；武五品，绣熊。文六品，绣鹭鸶；武六品，绣彪。文七品，绣鸂鶒；武七品，绣犀牛。文八品，绣鹌鹑；武八品，绣犀牛。文九品，绣练雀；武九品，绣海马。此外，从耕农官，绣彩云捧日；神乐署文武生袍用方襕，绣金葵花；和乐署生则绣黄鹂。

天象纹样在明清服饰中是最常见的图案纹样，包括日、月、云、海浪。其中的日、云、海浪三个图案纹样，在明清的补子中，无论文官、武官，从一品到九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图案纹样。

明末清初的杜坞刘、益盛成画店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广阔的市场需求促使当地农村先后建立了一批农闲时期生产年画的作坊。至清道光、咸丰年间，迎来了绛州木版年画的鼎盛繁荣时期，无论从画店规模还是销售数量都达到高峰。从规模看，绛州城内年画店就有三大家、七小家之说，常年雇用工人印画，印刷数量巨大，过去的印制业通称纸局，印制年画都被资本家掌握。绛州城内的三大家，即益盛成、天福成、翰兴斋，除印制年画外，还经营纸张、裱中堂对、染色纸、做腊花纸的锡铂、印制帐册、信封便笺等。益盛成画店成立于清初，位于今天新绛县商贸开发区南关村。画店曾几次易名，苦心经营，形成刻、印、售一条龙的局面，每年曾印制年画数十万份，行销西北诸省，是当地名气最大的年画作坊。天福成画店位于绛州古交镇南李村，由苏德娃、苏月德和苏连科创办，历经四代，也是有名的老字号。该店印制年画相当讲究，刻工、印刷、色彩俱佳，主要销往陕西、河南和周边的县市。绛州城内的七小家，即积金斋、一品斋、晋祥斋、同裕成、光前堂。同裕成画店系康熙年间创立，约有工人五十余人，常年从事生产活动，日寇入侵后才闭店歇业，同裕成的工人均系稷山杨赵河一带袓传艺人，但此地已经没有后人从事此行。光前堂是绛州龙兴镇窑头村村民刘海潮约在清宣统年间创办，自刻自印，属半农半艺作坊，该店门神画自成一家，均供给城内门神局，销往本地及东北三省。

这幅年画是用仕女娃娃的形式表现清朝皇帝以及官员的衣服和纹饰。画面上方描绘的是龙衣和马褂。其中，龙衣即龙袍，是帝王专属的礼服，因绣有龙形图案而得名，又称龙衮。马褂在此特指黄马褂，一般为皇帝身边的侍卫大臣穿着，有时也赐予有军功的臣子。下方则表现的是一品至五品官员官服上绣着的不同补子。文官一品至五品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大雁、白鹇；武官一品至五品分别为麒麟、狮、豹、虎、熊。同时，用韵语写成的题款也为年画增色不少。

1.天地长春、子孙万代。2.加官迸禄、冠带传流。3.耄耋富贵、福寿双全。4.莲有余利、乐有余荣。5.富贵有余、年年吉庆。6.贰甲传胪、连仲三元。7.龙鲸进宝、金鱼呈祥。8.二八登科、福寿主多。9.金榜题名、喜自天来。10.月月进宝、年年发财。11.堆金积玉、宝聚财丰。12.红梅结子、绿竹生孙。13.万代居官、百代流芳。14.金鱼献莲、龙鲸富贵。15.乐子得金、欢喜生银。16贵子卧莲、喜得龙鲸。17.金鱼贵子、富贵荣华。18.吉庆有余、满堂富贵。19.莲科登第、钦加太师。20.龙门跃鲤、鱼龙变化。21.榴开百子、桃献千年。22三多九如、八百千秋。23.簪缨继世、万代流芳。24.官居一品、禄位高升。25.一品当朝、凤凰来仪。26.四时如意、八宝庆寿。27.连生贵子、福寿绵长。28.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9.年年如意、月月平安。30.福禄善庆、鹤鹿同春。31.青蚨飞入、宝马钱龙。32.居家欢乐、教子成名。33.太师少保、带子上朝。34.金蟾同乐、高登一品。35.琴棋书画、芝兰芙蓉。36.鱼献珍宝、海屋添筹。37.受天百禄、麟吐玉书。38.兰孙贵子，指日高升。39.花开四季、富贵长春。40.驾福望喜、燕喜呈祥。41.长命富贵、瓜师绵延。42.金银满堆、元宝成山。43.凤舞文明、龙飞武昌。44.读书封侯、禄位加官。45.欢天喜地、竹报平安。46.和合献瑞、海市蜃楼。47.文韬武略、利禄功名。48.安居乐业、天下太平。49.梅呈五福、竹报三多。50.麟游献瑞、凤舞呈祥。

此亦吉语娃娃画。“菊”，即“居”，以物喻意。娃娃，着绣裤花袄，一手举“紫金冠”，一手执折枝菊花。其前为“光绪通宝”大钱。一仙鹤迎面走来。鹤喻长寿，又名“一品鸟”，用以喻一品之意。故曰：“官居一品”。

补子，又称背胸，简称补，指中国明朝及清朝还有同时期周边一些国家官员服装上，位于胸前和背后的方形装饰。不同等级的宫员补子的图案不同，文官补子的圈案用飞禽，武将补子的图案用猛兽。饰以禽兽纹样来区分官员等级的方法最早源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在此之前的官服多采用佩印绶制和色制，是以佩饰的数量和服装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等级。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补子要等到明代时才出现，清代继续沿用，图案内容大体一致。各品级略有区别。文官的补子用飞禽以象征文采，武官用走兽以示威猛。通常文官的补子是：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鷄[氵鵣]，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宫的补子是：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官服上的补子，是识别官员等级的一种标识。补子随官职而存在，且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因此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今，它已成了一种珍贵的文物藏品。

云锦一品仙鹤补，形象生动逼真。鹤身以真金线织成，尾羽则以孔雀羽线装饰，突出仙鹤的尊贵与吉祥，同时也显示了云锦图案庄重，色彩丰富的立体效果。

三是丰富多元的内涵。西兰卡普传统图案有二百多种，目前已知的约有一百四十种，能见到的实物在一百二十种之多。图案有天上日月星辰，地下花草鸟兽，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西兰卡普图案受多种文化浸润，早期受巴、楚文化的影响，“台台虎”、“蛇斑纹”、“大蛇花”明显与巴文化的图腾有关，“塔形人字纹”、“龙凤纹饰”在楚国出土的织锦中也能找到源头。以巴楚文化为其主要源头的峡江地区，自秦汉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步接受汉文化先进思想，明清“改土归流”以来，“客家”进入土家族地区，汉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土家织锦中的图案装饰也吸收了很多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图案纹样，形成独具特色而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如“老鼠迎亲”、龙凤呈祥”、“鲤鱼跃龙门”，有的还使用一些汉语吉祥用语为主体图案，如在一床被面织锦中，织上了“当朝一品、富贵双全、金玉满堂、松柏同年、长生不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大量吉语。运用汉字为主体图案，容易造成单调呆板，此幅的设计制作者却巧妙地运用字体的大小、宽窄以及色彩的冷暖、明暗等变化，造成斑斓富丽的艺术效果。

此图所绘似古之服装作坊，实为论居官之品位高低。“龙衣”只能皇帝服用。“马褂”也有钦赐者。不但不能穿，应供奉宗祠。所谓“黼黻”，古代礼服之花纹。后世官服之补子即由黼黻演化而来。补子一般为方形，文禽武兽，一品文官为鹤；一品武官为麒麟，直至九品。另监察执法官，如御史、按察使等则为獬豸。

清代用于官服补子的是云锦，纹饰和色彩均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清代文官的补子以鸟类为标志：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则以兽类为标志：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的蕃莲纹锦，是清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锦。清代少数民族的织锦技术也有较大发展。

文官缀绣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㶉鵣，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

武官缀绣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为犀牛，八品与七品相同也是犀牛，九品为海马。

鹤，视之为羽族之长，称为“一品鸟”，为长寿仙禽，具有仙风道骨，是长寿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