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是最美的昆虫，被人们誉为“会飞的花朵”、“虫国的佳丽”，是一种高雅尊贵的象征，能令人体会到回归大自然的赏心悦目。蝴蝶也是幸福、爱情是象征，它能给人以鼓舞，让人对爱情陶醉和向往。蝴蝶的外形早在古文中便屡屡出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云：“蛱蝶轻薄，夹翅而飞，叶叶然也。蝶美于须，蛾美于眉，故又名蝴蝶，俗谓须为胡也”。蝴蝶的美丽，美在形体的柔嫩和变化；美在体态婀娜，舞姿优美、轻巧和流动；美在花纹的漂亮、对称和变化，这些关于蝴蝶轻盈美丽的形象和多姿多彩的色彩，使得蝴蝶在从江侗族妇女心目中演变成了美好、吉祥的象征。蝴蝶能体现出女性的动人的气质，可以说完全符合从江侗族人的审美需求。加上蝴蝶忠于情侣，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是昆虫界忠贞的代表之一，更加符合了妇女心中所向往爱情的一生一世。在中国传统纹样里常把双飞的蝴蝶作为自由恋爱的象征，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如“花蝶纹”常被用于寓意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表现了人类至善至美的追求，也体现了人们对情感的渴望。从江侗族的妇女常用蝴蝶纹来表达婚姻或者爱情的美满和谐，其中蝴蝶纹和花纹组成的花蝶纹样应用得最普遍，它蕴含着侗族妇女的对爱情生活的几多期许，含蓄的表达出对爱人的浓情蜜意。

其次，蟾蜍身上有毒腺，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和攻击力量。古越人居住的地方多蜈蚣毒虫，岭南尤甚。刘恂《岭表录异》引《南越志》：岭南蜈蚣“长数丈，能吞牛。俚人或遇之则鸣鼓燃火炬以驱之”。能吞牛之类的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不过却反映了俚人对蜈蚣的恐惧心理。岭南地区的蜈蚣很凶恶，使人害怕。宋人蔡絛被流放在广西博白，亲自见到：“峤岭多蜈蚣，动长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蜈蚣威胁着人畜的安全，是一种极难对付的毒虫，可是蟾蜍却能治服蜈蚣。这可以说以毒攻毒。正是因为这一点，古人便以蟾蜍作药用。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载：“蟾蜍之地精也，上应月魄而性灵异……专攻毒，拔毒耳，是物乃攻坚结，破痈岩，治恶疮之要药也。”《本草经疏》也说：蟾蜍“辛寒能散热解毒，其性急速以毒攻毒则毒易解，毒解则肌肉和症祛矣。”这是确切的。现在药物部门用蟾蜍皮制成的“天蟾地支丸”，用蟾酥、干蟾头等制成的“天蟾托毒镇痛膏”，医治癌症有很好的疗效。蟾蜍本身就有一种特异功能以及神秘感。

用于染黄的植物有桅子、姜黄和槐花。桅子一直是染黄的主要原料，分布于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广西各地均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部分黄色纺织品经检测就是桅子染液直接或者加入媒染剂染成的。桅子的果实中含有“藏花酸”这种黄色素，是一种直接染料，染出的黄色微泛红光。姜黄又名黄姜，《本草纲目》中记载姜黄可浸水染色。将新鲜姜黄根部的皮去掉，清洗干净，捣烂后放入染缸。在染缸里放入清水，水和姜的比例大概是4：3，将染缸盖好，以免杂质落入，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发酵时间，就可以进行染色了。或采用煮汁入染，将姜黄除去皮叶，洗净茎根，捣烂煮沸，保持沸腾煮一段时间，把织物浸泡入染。槐花未开时，采之曝干，其浓缩液可染黄，与蓝靛套染可得绿色。红色系列的染色采用苏木、茜草和猪殃殃。在广西，茜草主要产于桂林、临桂、全州、龙胜、融安、平南、百色、那坡、龙州和贺县。苏木主要分布在广西的陆川、桂平、南宁、大新、凭祥、龙州、田阳、田东和隆林。茜草根中可提取红色的茜素，必须使用媒染剂才可以生成不溶性色淀而固着于纤维上，一般使用明矾，和茜素形成鲜亮绊红的色淀，且具有良好的耐洗性。猪殃殃也属于茜子煮水可染黑色。《南方草木状》云“枫香树似白杨，叶圆而歧分，有脂而香”。这就是《桂平县志》说的乌饭木，“清明捣叶汁、渍糯米炊饭、名乌米饭”。将嫩枫叶炒过，加入适量的碱水，可用作黑色色剂。

另一种是茜草或猫爪刺。茜草,又名血见愁、五叶茜，茜草科。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记载:“茜草，十二月生苗，蔓延数尺。方茎中空有筋,外有细刺,数寸一-节，每节五叶，叶如乌药叶而糙涩，面青背绿，七八月开花。结实如小椒大，中有细子”。可取其根煮染纱线，所染者为绯红。猫抓刺为蔷薇科，常绿灌木，取其根为红色或不结果者,煮熬取汁,在汁水中加少许生石灰煮沸，亦可得漂亮的红色。暗红色一般多用土红煮制.土红就是本地的一种红泥巴,价廉易得，但不易固色，一般不用于染色纬线。

与此同时，养柘蚕就必须种柘树，而柘树更是全身为宝，是不可多得的好药材。柘树为桑科植物,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常有刺，单叶生，近革质,树最高可达8米,亦名“黄桑”、“奴柘”。《淮南子》叫柘桑;《清异录》叫文章树;《湘阴县志》叫灰桑，而湘西地域俗称“刺桑”。刺桑在武陵山区生长在山间地头,多为野生,专门种植的不多。在《本草拾遗》、《嘉佑本草》、《本草纲目》、《岭南采药录》等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其药名“枸棘”，亦称“穿破石”。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人掘地作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千下，澄去水，则青黑色。亦可干收，用染青碧。”

蓝靛水制成之后，放入石灰水，石灰水的浓度是靛蓝制作的关键，一缸蓝靛水大概需要一斤生石灰，石灰要选新的，不能用放在露天的结块的石灰，使用之前需要过滤一下，剩下细细的粉末。将石灰水倒进蓝靛水中，侗族妇女会用手指蘸一点染缸里的水放在舌尖尝一尝，如果味道有点儿苦，就说明石灰水放多了，就要再加清水进行中和。用木棍将染缸里的水进行搅拌，有的侗族妇女会用盆子不停地把水舀起来再倒下去，在搅拌的过程中，会看到染缸中的蓝色泡沫慢慢发生变化，到最后，染缸里的水会变成漂亮的蓝色。再将染缸里的水放置一两天，靛和水会分离，沉在染缸底部的就是染布需要的重要染料——靛蓝，有的侗族地区把这种膏状的染料叫作“土靛”，现在制作这种传统靛蓝染料的人越来越少。之所以称为靛蓝，就因为它因沉淀而得，久而久之淀”字最后形象化为“靛”。《本草纲目》云，“靛叶沉在下也，亦作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侗族地区一直流传着种蓝的习俗，蓝靛属于侗锦织造传统原材料中的染料。通道县的蓝靛种植大约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侗家人会选择土地肥沃的区域种植，悉心管理，等需要的时候进行采摘，加工成染料。蓝靛植物的种类到底多少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指出：“蓝凡五种，各有主治。”并列举了蓼蓝、菘蓝、马蓝、吴蓝、木蓝五种蓝的各自特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是五种，分别为菘蓝、蓼蓝、马蓝、吴蓝和苋蓝。植物分类学表明，李时珍所说的吴蓝实为木蓝，而宋应星所说的苋蓝，应该是蓼蓝的一个变种，因而，“五蓝”应为“四蓝”。在侗乡最常见的蓝靛植物为马蓝和蓼蓝，其中，马蓝是所有蓝靛植物中含有效成分最多的一种。由这种植物制作的靛蓝染出来的布料素雅、柔和，备受侗族人喜爱。

在造型特征上，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爰，能神变，常飞跃江湖”。鲤鱼跳龙门中鱼纹图案主体框架有白色棉线挑制色彩，鱼身内部镂空处用以彩色棉线进行挑制几何形状鱼鳞。艺人在挑制中以夸张的造型手法来表现鱼须，用几何的造型手法来表现鱼尾，将鱼的自然形态进行改变和简化，从而得到生动简洁的几何鱼纹图案，在鱼纹特定的部位有所保留并进行夸张的造型手法。

棉花并非我国原产，广泛应用为我国民众衣料的历史远不如麻类久远。最迟在秦汉时期，印度的亚洲木本棉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和两广、福建、云南地区；大约在南北朝时期，非洲草本棉经中亚传入新疆、河西走廊一带。但棉花传入后，其种植“长期停留在边疆地区，未能广泛传入中原”。直到后来，“由于唐代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由于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与两广、云贵地区经济来往密切，棉花在唐宋时期已不断向中原地区移植”。“1289年，元世祖在江南各地设置‘木棉提举司’，专门督课棉植，征收棉布。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棉花在‘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目前在中原地区所见到的最早的棉制品遗物是1966年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葬中发现的一条棉线毯。”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关于棉花如是说：“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明清时期，山东境内棉花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植棉政策有关，据《明史管见》记载，早在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朱元璋尚未统一中国之前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还规定：“不种桑者罚绢一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布各一匹”，以法强制种足棉花。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实物租税的税率：“麻亩征税八两，木棉亩征税四两”。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责令机关：“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替代粮食完成纳课税，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棉花在明朝初年引种山东，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强制与奖励政策”。这些植棉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棉业的发展，在鲁西南、鲁西北地理条件适宜植棉的地区，农民植棉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明中期以后，……山东省逐渐形成了鲁西南与鲁西北的商品产棉区。”明洪武四年（1371年）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武九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庚子条记曰：“北京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足以看出，明朝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发展之盛况。明代弘治年间山东征布二十九万匹，棉一百三十九万斤。可想而知当时齐鲁大地的棉纺织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4)紫色:以紫草作为染料历史已久，俗称“大紫草”、“硬紫草”，紫草科，是一种多年生草本，其全身有粗糙的毛，根粗壮,根为紫色,含有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色素”。《溪蛮丛笑》中称紫草为“鸦衔草”，《尔雅》谓之“藐”，《(神农)本草(经)》有紫草“生楚地”即原产地是今湖北、湖南一带的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此草花紫根紫，可以染紫,故名”。紫草根既可人药，熬汁取水更是上好的紫色染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