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自诩为“真龙天子”，完全是利用人民对龙崇拜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龙纹样只是皇家贵族才有资格使用，平常百姓是不允许把龙刺绣在自家衣服上的。然而在侗族地区，由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开始，大家共同劳动，从事农耕，种植稻谷，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人人处于同等地位，无贵贱之别，所以从江侗族对龙纹样的理解脱离了一般意义里的共性，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江侗族的龙从来不是耀武扬威的权利专属，而是吉祥之神，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龙蛇纹来表达自己的祈求之心。在从江，龙蛇纹被刺绣在任何可能的物品上，深受侗族妇女的喜爱。她们手中的龙颠覆了我们固定思维中的龙形象，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意识。在从江，以龙为主题的纹样常有翔龙遨游、二龙抢宝、龙鱼双戏、云龙、盘龙，还有最受到妇女喜欢的龙戏珠纹样，纹样的旁边衬托有水波纹，祥云纹等等，意蕴十足，画面充实饱满，不会显得单独突兀。这些龙蛇纹，它们或憨态可掬，或抽象写意，体现出从江侗族人特殊的审美意趣和精神世界。

在侗族人家的潜意识里，对水中的鱼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水当作是最有生命的圣物，它给人们带来幸福，而鱼则是“水中最洁净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鱼是最干净、最纯洁、最光亮、消灾赐福的神物。不仅鱼为祖先恩赐之物，其繁殖力又特别强，体态优美，富有生命力。传统习俗里在婴儿满六月那天，母亲要在火塘边老年妇女常坐的地方摆上盛着几条活鱼仔的一盘清水，一团糯米饭，烧香化纸斟酒祭“萨花留”（护幼奶奶）。祭祀完毕，煮鱼汤给婴儿喝，希望日后孩子像鱼儿一样清洁、光亮、充满活力。侗族崇拜的众神之一就是鱼神，亦即鱼图腾。鱼纹就是鱼图腾在刺绣上的表现，作为一种吉祥纹样，常见的从江侗族刺绣的鱼纹有双鱼戏珠，鱼龙跳跃等等。鱼纹样常常与龙蛇纹一同出现在从江侗族的绣品里，比如“龙戏珠”的旁边都会出现鱼纹，可见鱼纹的地位与龙蛇纹不相上下，在从江侗族妇女心里都寓意着吉祥如意和祖先庇佑。

彩雨与图案纹样的巧妙配置，起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如宝相花雨丝、对龙戏珠、对凤戏珠、牡丹、杜II、金鱼、吹箫引凤、苏武牧羊、刘海戏蝉、文君听琴等雨丝锦。根据雨丝锦产品的特点，确定了产品生产的工艺设计与制作的手段（包括工具、方法、操作及工艺技术参数），根据“雨丝”的特征和形成的机理，色彩与雨丝的纹样配置可千变万化。产品有五彩三花雨丝锦、六花雨丝锦、满花雨丝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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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克东满族民间刺绣传统工艺品的颜色一般也根据所绣物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绣幔帐材料多为红、白、蓝各色土布，绣枕头顶主要用红、蓝、黄、白等色布。其运用的丝线色彩也多样，有粉红、大红、玫瑰红、藕荷、茄紫、鹅黄、杏黄、草绿、油绿、鹦哥绿、翠蓝、湖蓝、月白、乌青等等，而色彩的运用没有固定的法则，可多色搭配。如图《龙戏珠》的幔帐，这是以黄色为底色，蓝色、白色为主体刺绣的青龙，以红线刺绣成的红珠，构成了青龙戏红珠的图案。

这些几何纹样的出现，与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在纹样上的抽象化反映。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具有悠久稻耕文化的地区，发掘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流传下来的工艺、服饰，几乎都是植物纹样和抽象的几何纹样。这些地区是我国最早耕种水稻的地区，也是古越分布区，侗族自形成以来，主要居住也在这个地区。所以从江侗族刺绣品里有含有大量的抽象几何纹，如三角纹、菱形纹、八角纹、方格纹、齿形纹、螺旋纹、点纹等也就不足为奇了。刺绣品里的几何纹样大部分都是作为主图案的衬托，所在的位置也常常处于附属地带，比如“龙戏珠”里面波浪用“∽”形状几何纹样表示，除了点缀画面以外，也使得画面变得充实，饱满，并且动感十足。

绿织金妆花通袖过肩龙柿蒂缎立领女夹衣。原件出土孝端后棺内中部。用料约8.5米，升降龙戏珠相互呼应，串枝四季花卉纹舒展流畅。运用织成手法滚章和追章连织，在云锦织造中难度较大。整件女衣设色精妙、布局匀称，织造细腻工整，具有较高的织锦工艺水平。尤其是巧妙运用了同类色的深浅晕色技法和大量使用扁金线，使整体色彩富丽堂皇，具有典型的明代宫廷的特点。

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首先，掌握京绣的艺术特征是对其收藏的重要前提，其题材的丰富变化、针法的运用特点等都是收藏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方面。京绣表现内容富于变幻，每类图案又样式丰富，以龙纹绣品为例，虽然以云龙纹辅以江牙海水为多，但其他团龙纹、穿花龙纹、草龙纹、双龙戏珠纹、螭龙纹等题材也会偶有出现，掌握每类题材的多种面貌是藏家必备的技能。另外不同的表现题材，其市场价位高低不一。一般遵循“以稀为贵”的原则，像较为罕见的品级低的明清武官补子反而贵重于较为常见的品级高的武官补子，又如京绣荷包中圆荷包、鸡心荷包和褡裢荷包等因其传世数量较大而不及葫芦包价值高。在针工技法上常用的有缠针、切针、接针、滚针、套针、正戗、反戗、施针、网针、钉金（平金、圈金）等，它们虽相互联系但又各有区别。具体而言，诸如直针、缠针、切针、接针、滚针、套针、戗针、施针等都运针平直，但却因针与针之间的连接方式的差异而有所区分。京绣中的上乘佳作，一幅作品就会同时出现数十种针法，熟知针法各自的鲜明特点，明确每种表现形式需要运用何种针法，有利于藏家辨伪识真。例如打籽绣是将绣线在针上绕一圈后在靠近线脚的位置下针并拉紧绣线，使线圈收紧而形成一颗颗的结子；钉线绣是将绣线平铺在绣面上，再用针引丝将其钉位；网针绣是用绣线以网状绣出图案，用直线、斜线、平行线相互交叉的方式塑造形体，并在纹样的轮廓上以滚针压边，使形体饱满、针脚整齐。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同的纹饰只有用不同的针法来表现，方能显现卓越的艺术效果，藏家不可不辨。例如方直的造型用切针、接针；曲折的造型用滚针：花草枝干多用平针，花叶多用正戗针；主体纹饰常用打籽、圈金等特殊针法加以突出。除此，上等绣品通常都用捻金线绣制，因而金线色泽的鉴定也是收藏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一般说来相较于清代中前期，清末以后金线淡呈铜色，含金量渐少，特别是民间绣品中的金色丝线光泽较为暗淡。

云锦的连续纹样中龙的形象很多。有大大小小的“团龙”，也有“云龙”、“游龙”和“龙戏珠”等。

彩雨与图案纹样的巧妙配置，起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如宝相花雨丝、对龙戏珠、对凤戏珠、牡丹、杜II、金鱼、吹箫引凤、苏武牧羊、刘海戏蝉、文君听琴等雨丝锦。根据雨丝锦产品的特点，确定了产品生产的工艺设计与制作的手段（包括工具、方法、操作及工艺技术参数），根据“雨丝”的特征和形成的机理，色彩与雨丝的纹样配置可千变万化。产品有五彩三花雨丝锦、六花雨丝锦、满花雨丝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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