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吴县令的袁宏道，对于苏州各手工艺行业的佼佼者如数家珍：“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滑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最终获得了“苏作”的美誉。与来自广东的能工巧匠并称为“广东匠、苏州样”。

在刺绣过程中，侗族妇女总结出经验，适合纹样能满足不同绣品的不同区域的需要，会使作品更加饱满。首先，从形体适合纹样来看，适合纹样可以使绣品的实际面积和形态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主要用于小件绣品的刺绣中。以扇面绣《帐帘》为例，可以根据扇面的弧形特征将水纹、树木纹等排列于扇面表面，这样使扇面比较饱满。其次，从填充适合纹样来看，主要是对绣品区域进行填充，给绣品带来分割平衡感，使整个画面优美完整。

他对我说：“在明清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运河两岸民间盛行使用折扇，折扇是一项重要的民俗工艺品。扇面版画有的是东昌府的艺人刻制的，扇骨是竹子加工的，来自南方。当地的纸扎艺人担挑着扇面、扇骨和各种工具,走街串巷。每到一处就把各种各样的扇面画摆出来，任人挑选。有买者，当场进行裱糊制作。”

上述灼纹规条有百余条，主要用于出猎打狐狸、黄鼠狼，套狍子、撵貉子等出猎前自己使用的，他用的人骨为狍肩胛骨。据载，“灼骨前要祈祷，要焚香，要在祖先祖案前先供上卜骨若干块，叩首，说明卜意与问卜后，便在西炕地上灼骨，灼时肩胛骨，小头向上，扇面在下摆在神案前，灼时可一点，即灼一孔，亦可三点，最多卜不灼过三点。

另外，张秋木版年画按体裁分，即按画面类型，又可分为门神、魁头、单座、娃娃画、扇面画、神祃、等诸多形式。

扇面画艺术。张秋木版年画的扇面画主要以传统戏曲舞台人物为题材，这种艺术形式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运用，把舞台上瞬息变化的表演情节，表现在壁画、木雕或者纸绢上。由此可以说，张秋木版年画的扇面画是对民间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举一例来说，《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经过戏曲舞台表演后，又成为扇面画的题材。作品中没有，也不可能再现舞台上的表演情节，但从作品中六位人物各异的神态、动态，能够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舞台表演中的丰富情景，这着实不愧为张秋木版年画艺人卓越的表现手法和高超的技艺。

供夏季走村串乡卖扇之小贩趸购。扇面画是年画作坊淡季销售的一大产品（旺季是立冬后的年节），故山东潍县民谣称“刻版坐案子，捎带糊扇子”。常见的题材有：“单刀赴会”、“太白解表”等，以及山水花卉、十二生肖画、小楷“千家诗”、“柏俊英画扇画”（民间小曲词）等。

这幅年画描绘的是孩子们趁着教书先生不在，在书房玩捉迷藏时的欢快场景。中间的一个孩子蒙着眼睛，慢慢地摸索着其他几个孩子。当然，也有两个依然拿着书本，却也忍不住瞧上几眼，似乎随时准备加入其中。屏风一侧的妇女正在画着扇面，也被这边厢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所吸引。画面左上题字之一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教子要有义方，成名夺利把名扬，个个为官伴君王。先生严训真可敬，好比周侗教儿郎。”表达了对子孙成才的殷切希望。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故事是滑县年画中主要的生活题材，多用于扇面上，很少用于室内的墙上。扇面虽不是过年的用品，却是年画作坊的一种主要木版制品，属于木版年画的外延，故也列入普查范畴。代表作有《周公问礼》、《五鬼戏钟馗》、《秦琼叫门》、《金蟾吹笙》、《劈山救母》、《端午惊现》、《罗成招亲》、《斩吴驸马》、《五凤岭》、《孙膑看桃》、《老包过阴》、《斩皇袍》、《反徐州》、《反杨河》、《龙虎斗》、《西游记》、《五哭头》、《张良吹玉箫》、《收姜维》等。

民间戏曲也张秋木版年画的又一重要题材，主要包括：走雪山、天水关、太平城、凤鸣关、长坂坡、对花枪、铡美案、武家坡、郑州庙、姚刚征南、回荆州、五雷阵、杨香武、盗九龙杯、田玉川、伐子都等，这一题材的年画作品主要应用于扇面折画，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张秋木版年画历史悠久、题材丰富，虽然大部分都是传承传统画样，主要以神像为主，但张秋木版年画总体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仅门神一项就有130多种，再加上其他年画题材，品种可多达300余种。张秋木版年画题材来源于广大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因而大多是反映人们生产生活的耕织图、渔家乐以及民间传说、戏曲故事、历史英雄人物等。张秋木版年画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有十多类：比如门神就有大中小三种，当地百姓多大称之为大裁、二裁、三裁，也有人称为大鞭、二鞭、三鞭(因为门神中有武将秦琼、尉迟敬德执鞭，故又称鞭）。裁即为裁纸之意。门神题材大都取材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及古代传说。除了门神，还有魁头、单座、娃娃画、扇面画、神祃、画对子、纸扎画、轿车围子、月饼签等。

历史人物也是张秋木版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有秦琼、敬德、赵公明、对刀将、对鞭锏、立刀将、关公、马超战马岱、战马超、赵云救阿斗、燕王扫北、大保国等，这一题材的年画也大多以门神画、扇面画为主。

“拔河”比赛与渔民、船夫的“拉网”有关。台湾民间大部分地方的拔河比赛和大陆没什么不同，唯独彰化鹿港特别，可说是真正的“拔河”—在河的两岸对拔。赛前，比赛组织者在河中设置空浮油桶数十只，上置粗长绳一条，通向河两岸，绳的两端又分出五根支绳。比赛双方各出20人，四人一组，分别执那五根支绳，成扇面形散开，裁判一声令下，两岸同时发力猛拉,输的一方往往被河对岸的贏方拉得“全线崩溃”，收不住脚步，“扑通”、“扑通”地掉进水里，成了“落汤鸡”。出现这种场面，河两岸不论谁输谁贏，都被逗得捧腹大笑，泪流不止，其乐融融。

扇面画是东昌府年画中较特别的一类，它并非年节期间使用，而是供日常生活中裱糊扇面之用。扇面画题材内容以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故事、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为主。尽管受扇面尺寸限制，扇面画并不大，但是人物刻画无不栩栩如生。

炕围画由花边、画空子、锅台画、灶画等部分组成。花边有“退色边”、“工字边”、“万字不断头边”、“夔龙卷书边”、“福寿字边”、“竹节边”等等。画空子有“扇面空”、“菱形空”、“圆形空”、“长方形空”等类型。“空”中画的内容，有戏曲人物、传说故事、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等。“锅台画”是炕围画中面积大且突出醒目的部分，往往也是民间画工着重刻画的位置，所以选择画什么，用何种技法表现，以至色彩、题字都十分讲究。一般情况下是主人点题，画工完成，俗话说“拙匠人巧主人”，其中便包含了这层意思。图案中主要采用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凤凰、孔雀及胖娃娃戏鱼、双猫恋菊等。

《红楼梦》印行，丰富了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不仅条幅、扇面画流行绘《红楼梦》故事，就是车轿窗口镶嵌的玻璃上，也都绘有“史湘云醉眠芍药茵”的故事画。

扇面画是年画社在农闲时为了生计而加工的一种年画形式，内容多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如：白蛇传、罗成招亲、西游记、刘金定、铡美案、薛刚反唐、断桥、三国故事、水浒故事等，多取材于当地戏曲。构图多为横向，人物安排错落有致，颇具动感，表情也依据故事情景不同而各异，极富舞台效果。在线板印制墨稿的基础上，着色清雅，多用湖蓝、粉紫色。

除神马外，东昌府年画还有房门画（娃娃画）、扇面、“书本子”等。东昌府的“扇面”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戏曲小说等，内容十分丰富，如《姚刚征南》、《白蛇传》、《包公案》等。“书本子”的特点是用年画版印刷，外面以土布制作封面，正面封面与年画大小一致，但底面修长，可以折包起来，并有纽扣与正面相系。每册页数不等，少者10页左右，最多者达40页上下。其内容多是戏曲故事和吉祥花鸟一类的图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丹凤朝阳》等，较少表现神像题材。

学术界对戏曲题材年画的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民间戏曲年画总体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戏曲年画的整体面貌、年画反映的戏曲内涵的研究。如《“最有学问的年画”——民俗学视野中的戏曲年画》、《清代戏曲年画中的女性英雄角色》、《戏曲年画盛衰背景下的民间美术受众分析》、《简析戏曲对年画的风格影响》、《纸上唱出“千台戏”——从民间年画看传统戏曲》、《论民间年画的戏曲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色》、《亮相在民间美术中的戏曲身影》、《戏出年画考述》等。第二类是对地域性戏曲题材年画的分析，主要表现在特定地域和戏曲环境下戏曲年画艺术特征的研究。如《川剧元素对绵竹年画的影响研究》、《川剧对绵竹年画的审美影响》、《从杨柳青戏曲年画看清代京津演剧》、《漳州连环画形式戏曲故事年画管窥》、《论杨柳青木版年画对戏曲艺术的传播》、《杨柳青年画中的戏出映象》等。第三类是对比不同地域间戏曲年画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的差异，如《戏曲年画同题异趣的地域化特征——以《二进宫》为例》、《滑县戏出扇面年画与邻近地区戏出年画之比较》等。

现存国内的最早一幅反帝年画是《火烧望海楼》。自从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天津白河的三叉口望海寺废墟上建立起一天主教堂。传教士吸收无业游民、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同治九年（1870）六月，因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儿童常受虐待，多被折磨致死，天津人民聚众到教堂说理并作调查。法国领事丰大业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公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民众见法国领事如此凶狠无礼，难以理喻，便群起将丰大业打死，并将望海楼教堂焚毁。此图画望海楼内起火，刘杰下轿立于院内，旁立一衙役，当是受丰大业枪击者。画上丰大业被打倒，民众义愤填膺。教堂门口，有两青衣传教士平举双臂，阻止义民入内。全图真切地画出了人民不畏强暴，怒烧教堂，以惩任意开枪杀我官民的侵略者的情景。事后，由于清朝屈服于侵略者势力，反而杀天津爱国同胞二十名，充军二十五名，并赔款重修望海楼教堂。后来天津木刻小画中有《卖糖节妇》一图，即歌颂被杀义民之妻贫不改嫁之故事。当时天津木刻年画中反映此一事件者远不止此两幅。曾国藩《宝佩蘅尚书》载：“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杀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可见当时年画对此事的宣传效果。

晚清至辛亥革命是年画的衰落变革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年画的购买力，加上石印年画和月份牌画的冲击，致使木版年画只能在廉价中求生存，作品粗制滥造。但是，这一时期的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反映革命题材和现实生活的年画作品。“太平天国的年画曾在杨柳青发现十余张，系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北伐队伍进军杨柳青后，短时间内绘刻而成，赠送给当地民众的。”清末反帝斗争的年画在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势力最为激烈的天津和直隶地区非常流行，曾国藩在《宝佩蘅尚书》讲到：“而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杀洋人画图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生活面貌，反映城市新事物的年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刻印出来，如杨柳青年画表现女子学堂操练的场面，不仅画出短装持枪的女性形象，而且房舍建筑灯具什物也都追求时髦。

图写梅、兰、竹、菊四君子。这是文人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习用的文人画题材。民间艺人把它搬过来，用制作年画的技术印制为扇面。整个画面分作八格，四格摹拟文人画分别图写竹、菊、梅、兰，四格填“百寿图”等四方连续图案。每格四周皆以雷纹划界，雅俗共赏。

扇面画取材于演义、戏曲故事。扇面画在鲁西很流行，它分色版和素版两种，供审美雅俗不同的人使用。

但是，李光庭的定义，仍有斟酌的必要。首先，在“新年十事”中，“年画”与“门神”并非安排在一“事”中叙述。如果不是为了行文上的需要的话，则可理解为李光庭认为门神并不属于年画。这一疑点，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其次，年画艺术并非局限于新年用品，它总括了过去民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作为新年时民间装饰居室门、窗、墙壁等的年画（包括门神、灶君、天地众神牌位及新年之际家庭必备的祈福货色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过去画店和作坊常年供应的八大品类：①喜画；②福寿屏；③祖师纸马；④扇面画；⑤西湖景及丈画；⑥灯屏画；⑦博戏玩具；⑧岁时杂画等。可见，年画艺术过去曾载荷了人间民俗生活各个方面，而不局限于农历过年之习俗。举凡婚丧嫁娶诸红白喜事，福禄寿财诸祈福吉祥风俗，各行各业传统尊祖拜师习惯，嬉戏游艺等民间文化情趣、社会风尚等，包罗万象，均属年画表现的内容。另外，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年画”，多与时事新闻、新生事物相关，内容似与新年风俗毫不相干，也不一定张贴于新春之际（如《国民捐》图等），但由于反映了民间民俗生活，所以也归属于年画艺术范畴。再次，李光庭是河北宝坻人，据他“自识”云：《乡言解颐》是“追忆七十年间故乡之谣谚、歌诵，耳熟能详者”之作。所以他所见到的年画，从时空两角度推测，当是乾隆年间天津杨柳青刻绘的木版年画。但时过境迁，后来又有石印、胶印的年画产生，因此，定义作“木版年画”，显然也有增补的必要。

从年画题材角度来看，东昌府年画的特点是以神像类年画为主，间或生产若干实用性年画，纯欣赏性年画少见。张秋镇的年画店由于以生产神马为主，也称“纸马店”或“马子店”。东昌府区的年画从业者被当地人称为“刷门神的”。由此可见，神像类年画在东昌府年画生产中所占比例很大。实地普查过程中，发现的神像类年画主要有门神、灶神、财神、天地全神、杂神，虽然种类不多，每一种却又有若干样式，总体说来样式十分丰富。以灶神为例，又可分金灶、摇钱灶、黄牛灶，仔细分还有两座金灶、三座金灶、单摇钱、双摇钱的区别。此外还有专供家中有丧事者使用的“素灶”。门神有《岐山脚》、《赵公明与燃灯道》、《马上鞭锏》、《马代马超》等，后期较为流行的是一种贴于房门上的娃娃门画，当地称为“花篮”。房门画仅表现娃娃题材，不像其他地区美妇、娃娃题材并重，也是东昌府年画的一个特点。天地全神是目前东昌府年画中销量较好的一类神像年画，聊城附近各乡镇仍有使用，因而得以保留。杂神的样式更为丰富，牛王马王、仓神、井神、大圈神、鲁班、关帝、南海观音、直佛、白虎、大车神、老胡仙等各路神仙都包括在内。除神像类年画外，东昌府年画中还有各类实用年画。如扇面画、窗花、月饼笺等，现在仍在印制的大名裔是一类特殊用途的年画，它是家堂的替代产物，作用同于家堂。纯欣赏类年画，如以风俗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为表现题材的年画比较少见，此次普查过程中也未见有遗存画稿。

清晚期，刘振声画店搬到东昌府清孝街经营,带动了一批年画店的产生，同时也迎来了东昌府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年画的销售方式为开设画店、坐等商贩上门。年画销售品类众多，主要有门神、财神、灶神、天地、大名裔、牛马王、白马、扇面画等。商贩根据销售区域习俗提取所需年画的种类，销售区域遍及鲁中、西、南各县市，以及省外的安徽、河南、辽宁、黑龙江等地区。

清朝中后期，由于木版年画生意的兴隆，同盛合老字号第二十三世掌柜韩清林的叔伯兄弟韩玉林开创了美盛合作坊。该作坊在从事传统的“神像”、“祖宗轴”等题材制作的同时，并将重点放在扇画的制作与销售上，形成了“秋收画轴、入春做扇”的经营格局。此一时期，创作了许多品种的扇面画，如《长坂坡》、《罗成招亲》、《五哭头》等一系列人们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作品。

《中国绘画史》（王伯敏著）谈清代民间绘画时讲：“民间艺人，有开业的，称画店……这种画店，后来还布置了一些文人的画，凡进画店的作品，有些已经把文人与民间的作风尽量的作了揉合，这是清末所出现的新现象。”杨家埠年画中扇面画《梅兰竹菊》便是这种历史的见证。

李方屯村的刘姓家族也一直从事木版画的制作与销售，只是年代久远，又无任何文字记载，难以查清其代代传衍的历史。到上世纪40年代左右，刘永祥继承祖业并创立清源刘画庄。一边印绘神像画、祖宗轴，一边从事扇面画的生产制作，在李方屯周边也颇有名气。解放初期，李方屯村一度被停止制作木版神像画。为了继续木版画事业，在画贩唐金文的请求与帮助下，刘永祥带着二十几块画版到唐金文的家乡（濮阳庆祖镇太平庄）进行木版画制作。同时收唐金文为徒弟，将木版画的制作技艺与此套画版一并留在了濮阳。

及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韩心彩、韩清亮、刘永祥成立了专门制作扇面的画店“滑邑益丰组扇庄”，同时刘永祥还创建“清源刘”画店，专门从事木版画的生产制作。这一时期，从创作、生产到销售各方面都算得上兴旺。村中不但有几家规模大、有字号的画庄，还有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印画作坊。他们的画商贩们的层层包销，远销至东北、西北等地。

年画是因广大农村和城市百姓所需，数额较大，画师绘制是难以满足客观需要，故画工尝画一稿后复制同样者数百本，以应市上需求。如开封刘宗道，善画照盆孩儿，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邓椿《画继》）。这里所说「每作一扇」，并非扇面，古代画师作画并不都在画案上。大多数是将纸黏在画门子上，数张画门子立在一轴中，如一册书，翻一页（扇）画一笔或几笔，以便流水作业，多出活。所以文人画称「幅」「帧」，画工之画名「扇」。如若一稿复制数百本，仍不能满足众多的人家所需。雕版印刷应是最科学的方法了。当时毕升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对人类文明推进一大步。这对雕版刷印年画不无影响和启发。按：中国雕版刷印佛经图像始于晚唐，而刷印画品则由五代僧楚安始。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僧楚安善画山水，点缀甚细，每画一扇，上安姑苏台或滕王阁，千山万水尽在目前，今蜀中扇画印版是其遗范。」至于北宋开封市井印卖钟馗之始，见于沈括《梦溪补笔谈》：「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熙宁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上令画工摹榻镌版，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像。」宋代宫中摹榻鑴版钟馗图，除夕赐给东西府；东京开封近岁节，市井印卖门神、钟馗……反映了殿版及坊刻年画艺术之普及。故而研究中国民间年画者，咸以为木版年画艺术最晚出现于北宋，发祥地为河南开封。

滑县木版年画种类繁多，题材丰富，而且体裁形式上独树一帜，新颖而奇特。按照体裁可以分为中堂、对联、墙画、扇面、绫幅等，内容多为神像、族谱、戏剧故事，功能上多是祈福辟邪、祭祖、装饰之用。从构图上看，滑县木版年画构图疏朗，层次分明，形象之间彼此互不遮挡，讲究对称均衡。画面布局多为四周框一墨框，上端画垂幔，人物端坐正中，两边立护法或侍卫，但人物及装饰均与边框留有一定空间距离，而并非像其他年画形式在构图布局上追求饱满厚重之感，其画面具有明朗而清新的审美意味，形成了与一河之隔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截然相反的审美趣味，令我们不得不感叹普通百姓的创造力和民间艺术绚丽多彩的魅力。滑县年画很少署店名，而多像文人画一样在画面边角钤印，印文也大多是年画制作者的名号。

门画是贴在大门和房门处的年画，多为门神，发挥镇宅驱邪的作用；炕头画，北方民居一般修炕为休憩处，在坑周围的墙壁上贴的年画统称为炕头画，多为戏曲故事类年画；神像画主要有《灶王》、《天地全伸》、《财神》等；窗画，即装饰窗子周围的年画，一般成对出现，分“窗顶”和“窗旁”；月光，分大月光和小月光，一般一画两幅，左右对称，每幅画上为匾额形状，下为圆形，贴于窗子两边的墙上背光处，作用是贴“月光”求光明；中堂，又称“轴画”、“轴子"，多为财神、菩萨、家堂等内容，作为过新年、结婚、拜寿、祈祷等用，一般都装裱后装上“天杆”和“地轴”；配轴，两幅一套，为中堂两边装饰用，规格随中堂大小而定，也需装裱和装“天杆”和“地轴”；条屏内容多为四季山水、花鸟和戏文故事，有四条屏、八条屏、十二条屏不等，以富裕人家购买使用为多；《牛马王》、《栏门判》，贴于牛棚和大车之上的年画，其作用是保佑车马出行平安。除此之外，杨家埠木版年画还有凤凰棋、小连环画、福字灯、扇面画、风筝画、花纸等多种形式。

东昌府还是扇面画印制中心之一，这与鲁西一带扇面画风行密不可分。平时画店就印制扇面画，供扇庄做扇子，商贩通过运河将扇子大量销往全国各地。据统计，除本省的潍坊、泰安、济宁、菏泽、嘉祥等地外，还销往安徽蚌埠、徽州，河北武强、大名、广平、石家庄，河南安阳、濮阳、清丰、南乐等地。

另外，还有小连环画、灯画、扇面画、风筝画、轿车围子、月饼签、书册封面等。内容、形式和用场结合都很密切。

东昌府年画雅俗共赏，和其他年画产地的木版年画一样，既可以贴在门上，贴在墙上，也可以贴在窗上。同时，它还打破了其他年画产地的年画只有过年才贴用悬挂的季节性强的惯例。为了生存的需要，东昌府的年画艺人想了一个在夏天也能销售的好办法，他们刻制印刷扇面年画，将年画裱糊到扇子上。

裁纸刀：裁切年画的工具。包括刀把和刀片两部分，刀把木质，刀片为钢，大体呈扇面形，刃部和刀背都有一定弧度。年画印刷完毕,将同一张上的两幅画从中裁开或将多余部分裁去。

东大顺画店还给以观赏为主的年画赋予实用的内容。刻印销售用于导游的《天下十九省》地图、供小商贩行商的《各处称头歌》扇面、学习书法的起蒙教材《四体千字文》以及“月饼笺”、“糊墙花纸”、“轿围子”、“桌围子”等，经济效益也很显著。

扇面画：扇面画在鲁西很长时期内甚是流行，由于折扇的流行促生了扇面画的发展，它主要分色版和素版两种形式，有雅俗的不同。扇面画的发展也主要得益于画店与纸扎艺人的结合，年画店只印画不糊扇，其作品主要是供小商贩夏季走村串乡贩卖用，这这是年画作坊在淡季销售的一项重要产品。每到夏季，农村就有一些专门从事糊扇、换扇面的小贩挑着带有扇画、工具、浆糊的挑子走街串巷。张秋木版年画中的扇面画大多取材于三国演义、东周列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一些戏曲故事等。1988年，在嘉祥农村一带发现了属于张秋木版年画系统的11副范县扇面画。

在这里我侧重谈谈扇面画。折扇过去在民间的流行，从而使扇面画得到发展。目前在山东的西北部、中部、西南部均发现了扇面版。它出现于年画店与纸扎艺人处。年画店的扇面画大部分色套版，纸扎艺人处印的扇面画只印线版彩绘。鲁西一带扇面画很流行，十年前在菏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红船口印刷的扇面画证明了这一点。（当地称“书本子”，部分妇女用于夹花线的册子。）每到入夏农村有一部分专门从事换扇面的小贩，挑了带有扇面画、工具、浆糊的挑子，走村串巷给农民换扇面，而扇面主要销售给这部分人和纸扎艺人，年画店只印画不糊扇。年画店刻制的扇面画艺术水平高，以戏曲为主，人物多、有一定场面，有彩色、素色扇面画两种，而一般的扇面画场面小、单调、刻制粗糙。在这本画集中选的十一幅范县扇面画于1988年在嘉祥县农村一纸扎户发现，他们从范县买来糊扇子。范县原属山东，后划归河南，而县旧城仍在山东境内，现属山东莘县。当我发现这批画后，我随即去了范县旧城，看看能否还有发现。我找到了这批扇面画的画店后人，可惜这个画店藏有两间房子的所有画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这批扇面画与现存两幅张秋扇面画相比，风格基本一致，应属于张秋木版年画系统，故纳入此画集中，以使这批画得以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