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发掘于2016年5月，墓主人赵伯沄为宋太袓七世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卒于嘉定九年（1216)。墓葬保存完好，墓中出土的丝绸文物服饰形制丰富，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形制。其中衣的形制最为多样，有圆领衫、对襟衫、交领衫、抹胸等；裤亦有合裆裤、开裆裤、胫衣、裙裤等；饰品有帽、腰带、随葬玉器上的丝质编织带等。同时，织物品种齐备，包括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

立领对襟式由交领对襟式演化而来。其重要的进步在于衣领部位按照人体颈部形状剪裁出圆形的领口，装上了衣领，穿着更合体，并能保持对襟状态。南方各族男子多穿立领对襟式上衣。如：侗族男子较普遍的服装，直领，对襟，袖窄，对襟上的纽扣一般为布扣，随年龄不同而扣子的颗数和口袋的个数均不同，随年龄的不同而异。小孩的衣扣为3-5颗，口袋两个；青壮年的衣扣有9-11颗，口袋4个；老年的衣扣5-7颗，衣袋3个。裤子一般是宽裆窄筒，老年的相对宽些。扎脚绑，穿草鞋，长巾包头。包头帕的式样有夸张造型的“角式”和端庄稳重的“团圆式”，多为紫色亮布长包帕或黑白相间的格子帕。青年的包头上往往都扦上一支长尾椎羽，以示其英俊勇武的雄姿。

苗族妇女服装对襟装类型的对襟上装和百褶裾下装，属于古代上衣下裳制服装中的“衣”和“裳”。苗族妇女服装的对襟装类型，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款式和类型，但是，就对襟装服装类型的主要特征，上衣的对襟、无纽扣、穿着时系腰带、形成交领等，都是上衣下裳制服中上衣的基本特征。

铜鼓式苗族服饰主要分布在麻江县下司等乡镇，穿着该式服饰的妇女剃去额发，将头顶发绾罾于头部，发型非常讲究。交领中袖亮布上衣，衣服袖子与肩连接的地方有彩色布装饰，袖口宽大，上衣外有刺绣胸兜，胸兜用银项链挂在胸前。手的肘部有刺绣袖套，这点很独特，是铜鼓式苗族独有的。下装为细褶多褶中裙，紫黑色，用动物血浆染成亮色，质挺硬。裙前为一菱形满绣裙帕。腿套布筒，用织带束紧。传统穿绣花鞋，现多穿高帮胶鞋。

该式服饰主要分布于台江县台拱、台浓、南省、宝贡、坝场、方省、红阳、登交、报效等乡镇及革东、革一乡部分村寨。穿该式服饰的苗族幼女戴瓢形花帽，五六岁即蓄发穿耳，十六岁以后挽髻，按逆时针方向挽成螺纹状发髻，置于头顶，罾后根部插一黄木半月形梳子。女子服饰分成常服和盛装两大类。平时居家或劳动时穿着常服。穿便装时，包一块用浅蓝色方格布制成的长方形头帕，打结于梳子下方，很少露发。耳戴圆形牛鼻形或梅花形大耳环。老年妇女的便装喜用绿色丝线在蓝色或青色土布上平绣装饰。传统女装多为交领、右衽、筒袖半体衣（个别地区为左衽），将衣领与襟伸展即成直线，且前襟略长于后襟。穿大襟衣的人数较少。下装为裙子，裙子为桶形拖地百褶裙，无花饰。盛装又有头等、二等及三等的区别，视场合的不同而选定服饰。头等盛装，只限于适婚女性在芦笙场、结婚或伴嫁时穿着，内容有银衣、褶裙、条裙、绣花鞋及各种造型的银饰，穿盛装时，头包一块较硬的藏青色长方形头帕，讲究起角，起直线，帕的两角交叉于梳子上方，用针别住。起燕尾形，当地苗语称为“富代基”。穿戴银饰时，不包头巾，头戴银冠，前插银钗、银角，右插银簪，后插银梳，发髻插满各种形状的凤鸟、花果等银花及珠链。上装为大领半体衣，袖宽而短，后摆略长于襟，穿时卷袖交襟，衣袖、肩、领为装饰部位，领后倾，当地苗语称比衣为“欧贝”（意为雄衣）。上衣的特征是两袖有精美的辫绣或绉绣装饰，图案以大幅龙纹为主。

侗族女子着侗布侗锦的习惯今天仍然被较好地传承和保留。据张柏如在其著作《侗族服饰艺术探秘》①中考证，侗族女子的服饰有明显区别的达26种，主要分为3种款式，即紧束型裙装、宽松型裙装、裤装。紧束型裙装有3种上衣样式：交领左衽、瘦长型对襟和右衽大襟式。紧束的长衣与摇摆的短裙相配，凸显女子苗条的体态和青春活力。穿紧束型裙装的地区，多数的冬装肥大宽松，袖大且短，使内衣的长袖外露，款式与满族的琵琶襟相似。

本支苗族地域不算宽，但其女性服饰和装饰是苗装中的精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人民币票面上所取苗族代表性形象，便是选自本型服饰的青年妇女。其女装的形制沿袭先秦时期的装束。上衣为交领右衽对襟，穿时左襟搭盖于右襟之上，无扣，以两条布系带相系；下著中长百褶裙，缠织花带绑腿；裙外身前、臀后各系一方围腰搭盖垂过裙脚。本支苗族不使用蜡染，全以刺绣、织锦装饰服饰。上衣的装饰部位有领口、襟边、肩、袖腰，其中领口、襟边为织花带或挑花，肩、袖腰为刺绣。围腰全幅刺绣或织锦，刺绣围腰通常用在盛装时的前幅。本型织锦亦是最优秀的类型，留在后面与其他类型的织锦一起介绍，本节着重介绍袖腰、围腰、肩花刺绣。

绘画不仅画我所见，亦画我所未见。在所有的古代图像中，以肖像画的纹样真实性最高。唐代的仕女图，描绘纹样均十分精美。如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的屏风画残片《胡服美人图》，图中仕女穿大红地上宝相花纹样的翻领胡袍；而对比文献记载，唐代胡服盛行，女子以胡服为时髦；对照出土实物，则红色为地的宝相花正是盛唐时期的流行纹样。尽管纹样的细节与出土实物不可能完全吻合，但这幅红地宝相花纹样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唐代女子服饰时尚的真实反映。收藏于日本泉涌寺的宋代《南山大师像》，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大师座椅上的两条椅披，一为满地排列的大小团花，一为清地排列的几何花卉，配色淡雅，刻画精细，细节交代十分清楚，也应有真实的织物作为参照。元代帝后肖像画，不仅描绘人物面容惟妙惟肖，服饰上的花纹也一丝不苟。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后妃像》，令人如亲见六七百年前的蒙古贵妇之面，头上戴着大红色的姑姑冠，身穿交领大袍，袍子领边宽阔，从织物纹样看，明显是元代最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纹样呈散点清地连续排列，有花卉组成的搭子纹样，有灵芝构成的滴水窠纹样，都是元代最典型的，其真实性也不必怀疑。明代是肖像画发展的高峰，帝后高官、僧侣文人、家族长辈均有肖像画传世，服饰纹样有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团窠、几何填花等，无论是五彩还是暗花，均为真实织物的写照。如明代将军《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身穿大红交领袍端坐椅中，身后分立的两侍卫穿的蓝色与绿色锦衣，与定陵出土的四合如意云龙纹织锦妆花缎襕袍几乎一致，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将军座椅上的椅披与地毯上的团窠玉兔纹样，尽管没有在明代出土实物中找到完全吻合者，但团窠与玉兔都是元明时期的流行元素，如明代定陵出土文物中就有“织金奔兔纹纱”，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更有元代“团窠四兔织金锦”收藏，因此这一图像中的织金团窠玉兔是明代此类纹样依然流行的证据。至于明清肖像画中的云纹、缠枝与折技花卉，图像与实物的相似度更高，在此不一一分析了。

本型服饰和装饰简朴素净，上衣为对襟交领、短袖，袖、身均宽大，下著短百褶裙，裙外前身、后臀各系一长约47厘米、宽约16-19厘米的条方锡片绣围腰。上衣背部亦有一块相同工艺的锡片绣花饰。锡片绣以金属锡为材料，是苗绣中独有的工艺。

无袖口、不开极，当外衣用的斗篷，又名一口钟（满语称“呼呼巴”，汉族民间叫披风)。斗篷的领口有抽口领、交领和低领三种，男女都可以穿用。在明、清时期，斗篷除了在蟒服外不得披穿，其他官员的官服外都可穿用，在行礼时必须脱掉斗篷以示礼貌。演员穿着宽松的斗篷在舞台上走起云步，赶起圆场，那潇洒自如的动态美让台下观众看后回味无穷。

吉祥图案是指以谐音、图案等曲折的手法，组成具有一定吉利寓意的装饰纹样。它的起始可上溯到商周，至宋元逐渐发展，到明清为盛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吉祥图案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以名称谐音表达，以图案形象表示，用附加文字说明。元代吉祥图案的数量已经很多。上文的凤穿牡丹、龙凤呈祥其实也属于吉祥图案范畴。最典型的实物来自山东邹城李裕庵墓。出自该墓的梅鹊纹绸男袍，交领，右衽，以菱格为地，主题纹样织在前胸和后背，表现的是嬉戏于梅花枝头的喜鹊。一株枝干弯曲的梅树，梅花盛开，上下共有两对喜鹊栖在树上，正是后世常见的“喜上眉梢”吉祥纹样。

土家族的衣着服饰,历史以来变化较大,主要分为清“改土归流”前后及新中国解放前后几大阶段。土家先民长于纺织织造,《后汉书》就记载有:“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习尚。据清《永顺府志》卷十记载:“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土民散处山谷间，男女短衣跣足，以布裹头，服斑斓之衣……喜垂耳圈,两耳累累然，又有项圈手圈。”正是因为土家人男女皆喜斑斓花衣之特性,头帕衣裙尽要花边,所以这独特的审美情趣及实用需求大大促进了土家纺织印染,刺绣挑花的发展和土家织锦的进步,而土家织锦是当时“五色斑衣”的主导织物。特别是“数纱花”一类的织锦，多以平纹组织为主，纱较细，断纬起花后的整体不厚,基本与粗家机布差不多，工艺相对比较简单，工时合算，适合制衣成形。据1998年10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永顺土司王故地老司城的考古发掘，明代土司王的古墓中首次发现八块人物造像砖雕。砖雕每块长40厘米，宽30厘米，四周为卷云纹，整体为一幅“八人会奏图”。雕像中的人物动态生动,吹奏各异，乐队中全为男性,从他们的衣着上可以清楚看到古人的服饰结构和型制。他们上身为麻布短衣，交领窄袖，两袖饰有花边……檐子走线，对扣。短衣下遮八幅罗裙，前后各四块组成，每块接缝明显留线，罗裙拖地，土家族古老的服饰可见一斑。

我国古代服装有两种基本款式：一为上衣下裳，一为衣裳连体。西周以前，主要是上衣下裳，把服装做成两截，穿在上身的一截，称为“衣”，穿在下身的一截，称为“裳”。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深衣”——把上下服装合并成一件，连成一体，即衣裳连体。上衣下裳制服装的上衣为对襟，襟线在人体的正面的中心线位置，前襟左、右两片对称，长度衽长到膝下。衣没有纽扣，为了不使衣服散开，在腰间系带，叫做腰带，用以扎紧前襟；有的左、右前襟相交叠压，使领口成为三角形的交领。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就是这种服式：衣为对襟、交领，腰有束带。“裳”字也写作“常”，《说文·巾部》：“常，下军也。”“辜”即“裙”的古体字。“裳”有两种禽义，广义的指一切下体之衣；狭义的“裳”，则指一种围裙状的服装，分为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一般前片用三幅，后片用一幅。以后把两片连成一体，就变成了裙。古代的上衣下裳制服装，不限于妇女，男子也同样穿着。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服装改革，主要就是废弃这种上衣下裳制服装。不过，这种上衣下裳制服式仍在社会上流传穿用。直到宋代，官服中的冕服和朝服，都是上衣下裳制服装。当时，在一般的士大夫中，也穿着这种上衣下裳制服装，俗称为便服或“野服”，意为山野之人的服饰。我们在宋、明时期的绘画和考古出土的陶俑上，都可以见到这种服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