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现了讥弹清廷腐朽，劝勉御侮图强的作品。如王永清刻的一幅《回銮图》，旨在讽诮那拉氏（慈禧）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弃国西狩的一幅画。不意被统治者识破，强令添上众神揖拜接迎，改名叫《全神接驾》；成三谢画的一幅《剃头作五官》和王金甫的一幅《裁缝作直线（知县）》，同是意在詈辱清朝官吏贪婪无能的讽剌画，后来也都被清廷衙役劈毁。德源画店印的《义和团》，戴廉增作坊印的《北京城百姓抢当铺》，是赞扬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和向剥削阶级作反抗斗争的新样，因没直指封建统治者，故两版都被保存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女子学堂》、《小儿怒》等，这类提倡废止科举，创办新学，破除迷信的新题材，都大量印刻与传播在那君主专制时代里，充分体现了人民普遍要求民主革命的这一不可遏止的思想愿望，这点在当时其他绘画形式中是不多见的。当时北京的《京话日报》，也注意了年画的这个进步作用，在彭翼仲的一篇赞勉文章里提到：年画要随时注意改良，除去迷信发财，换些革新生活的，以正风俗、长志气，来补助社会教育之改良。这是我国年画艺术得到社会舆论重视的开端。从此，年画开始直接为政治负起一部分宣传教育之使命——当然这个使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了。

故事梗槪（后本）：陈府发现珍珠塔始悉方卿遇害’翠娥思念成病。方母久候其子不归，亦去襄阳，得知方卿被害，投河自尽，被白云庵女尼所救。恰翠娥去庵堂进香，婆媳相会。方卿科举夺魁，乔装落魄道士，再进陈府唱道情羞辱姑母，遭方母训斥。最后奉旨完婚，大团圆结局。

在古代，很长时期以来，科举是读书人实现做官的唯一出路，在政治、社会生活、文化繁荣各方面，科举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因为一朝做官不仅能光宗耀祖，又有荣华富贵，权力、地位、财富、美女纷纷而来，所以，科举之道对全社会都有鼓舞激励作用。

状元文化不属佛山独有，但以佛山最为杰出。佛山自古科甲鼎盛，南汉的状元简文会和南宋的状元张镇孙名节自持，是佛山士子中初露头角者：而明代不断涌现的状元和会元，则令佛山科名雄视岭南。明成化年间石乡的梁储考中会元（官至内阁首辅），明弘治年间黎涌乡的伦文叙状元及第，明正德年间石头乡的霍韬亦夺魁会元。其后，伦文叙之子伦以训亦中会元。黎涌、石、石头相隔不到五里，人称“五里四会元”。而伦文叙一家父子四人，文叙连捷会元、状元，以训连捷会元、榜眼，以琼为解元、进士，以珗亦为进士，因而又有“父子四元双进士”之誉。人称“海内科名之盛，无出其右，所谓南伦北许也”。还有明万历年间状元黄士俊亦蟾宫折桂，清末时状元梁耀枢也独占鳌头。明清两代，佛山一共出了5个状元、3个会元。清代佛山科名依然头角峥嵘，时人有“广郡科第之盛甲于粤中，南海科第之盛甲于广郡，佛山科第之盛又甲于南海”之说。以科举出仕的有湖南巡抚吴荣光、四川总督骆秉章、咸丰探花李文田（礼部右侍郎），梁僧宝（鸿胪寺少卿兼军机），戴鸿慈（协办大学士、法部尚书、出洋五大臣之一），张荫桓（户部左侍郎、驻美国公使）。还有在三湖书院就读的康有为和在佛山书院就读的梁启超、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等。这些人才的出现，使佛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为什么佛山状元、会元在明代中叶呈群体性涌现？为什么明代佛山籍大吏在嘉靖朝宠遇优渥？状元文化留下了何种文化基因？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探讨、对皇权体制进行分析、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把握。唯其如此，研究佛山的状元文化，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1899年12月25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冬月二十三日，潘一志降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三洞里（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梅山村的一个亦教亦农的私塾教师家庭。其祖父、父亲两代开办家庭私塾。祖父潘文秀（1837-1904）字松亭，水族，名堂，别号月中居士，晚清秀才，是荔波县边陲小村寨的第一个习汉学懂汉文的读书人。当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贵州也掀起咸同农民大起义，由于战乱，科举不畅，潘文秀县庠学成之后，便回乡闭门研究学问，拒绝地方官绅纠缠，自称月中居士，开设家族学馆教授族内孩童终此一生。其父潘树勋（1865-1927），字小桐，水族，名秋，幼年接受其父潘文秀的严格教育，坚持半耕半读，直到20来岁拜县城名士李肇同为师深造。潘树勋无意于科场，学成回乡后，将潘文秀创办的家族私塾扩展成“梅山学馆”，招收四乡青年传授汉文化。荔波、三合、都江边区学子慕名接踵而至，每年住读的学生达30来人。潘一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吏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科举考试中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古时科举考试中在乡试、会试、殿试连续三试夺魁，人们常称之连中三元，或喜报三元，这常被用来对参加科举的人的吉利赠言或贺词，表明对读书人的祝愿。因为荔枝、桂圆、核桃三种果品都是圆的，常被用来寓意“三元”，同时用三个桂圆表示“三元”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喜报三元”则是喜鹊和三只桂圆的图，通过取喜鹊之首字和三只桂圆之“元”字来寓意的。喜报三元即三元及第。自唐朝始，举人赴京应礼部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状元，常被用于比喻首位，中状元者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

文人画的产生取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两庙以后，开兴科举，以文取士，官僚与文人二役一身。他们重诗文，工书法，玩笔戏墨，以画自娱，在漫长的岁月中，特别是进入元朝以沿，渐渐形成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画”。文人画寄情于山水、花鸟，诗、书、画、印集于一体，相得益彰，表达作者的感受和炎凉，导致五代、两宋山水、花鸟画的悖兴。元朝开始，山水，花鸟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明清两代，“人物画”退居次要地位。文人画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历史的必然，它不啻是中国画的主流，乃至二十世纪仍为世界画坛所注目。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他们推崇文人画，排斥其他流派和画种，在创作中迷恋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脱离人民群众。尽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多方吸取了民间绘画的营养。但是，文人画家对于民间绘画竭尽诋毁之词，使得民间绘画，在明清画坛上没有立锥之地。

5、唐太宗执政之后，“国中既安，民夷怀服。”这是他对四夷少数民族采取“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和睦平等政策的结果。从唐王朝给瑶族《评皇券牒》钦定的若干“准许令”，如“见官不下跪，过船不使钱，耕种不纳税”；允许瑶民“科举”、外出“习艺”等内容，都是唐王朝推行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表现，把它记于券牒发给瑶民也是很自然的。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文化教育方面也有显著的发展。据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创办了荔波县学，随后停废，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设养正义学于城中。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烂土张铺土司创办“长官学”。此后，水族地区的私塾不断增多，但当时入学读书的还基本限于土司、土目的子弟，一般平民子弟很少有入学的机会。清初在水族地区开始实行科举制，为此，先后设立义塾书院，于是学习汉文化的人日益增多，出现了一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为了“开化”瑶族，进一步推动瑶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清王朝在瑶区办学的基础上，又开科举之门，废除对少数民族和土司之民应考的限制，提倡和鼓励少数民族和土司之民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令湖广各府州县熟苗中有通晓文义者，准与汉人一体应试，广西土司之民人子弟及贵州苗民并照此例。”湖南民瑶“与汉人无异，每岁科试，徭童办得与考。所取徭生，亦例与生监一体乡试。”“我朝声教所宏，徭童准其应试。”—些瑶族生童通过读书考试中举做官。湖南宁远平地瑶，雍正、乾隆年间，有人“两科先后中乡试额”。宜章县莽山八排瑶中有人中过进士、举人，资兴雷连十二洞瑶在康乾年间出过生员、庠生。资兴碑记乡茶坪、郴县月峰乡落林洞两地赵姓过山瑶，从嘉庆年间到废除科举考试止，共出过1个监生、7个庠生。郴县东波、棉花垅两瑶山的盘姓过山瑶中，也出过7个庠生。广西全州建恩二乡瑶，“有子就学列博士弟子者”。富川县，“瑶族中的举人也很多”。

封建领主制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记载，元朝后期，云南共设云南府学宫、安宁州学宫、嵩明州学宫、大理府学宫、邓川州学宫、临安府学宫、石屏州学宫、河西县学宫、澄江府学宫、鹤庆州学宫、永昌府学宫等11所学宫，大力推广汉文化教育。明朝又新办56所学宫，清代又增17所学宫，总计达84所。此外，明清两代又举办了一些书院，明代云南全省有70多所书院，到清代扩建到240多所。清代还兴办带有私塾性质的义学。学宫是各府、州、县的孔庙；书院是藏书和教学的场所；义学是免费私塾，其经费主要来源是地租，而义学的田地又多为当地土绅捐献。学宫、书院、义学开办的目的，在于“尊圣人之道，重人伦之制，广王者之化，育天下之才”。学校教育大增，有力地促进了彝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彝族封建土司致力于办教育，积极学习汉文化。但在边远山区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包括彝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是十分有限的，而彝族语文的教育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清朝中晚期，临安知府曾举办过彝文学校，在府治设置的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毕摩要经考试合格才颁发经书、法器。滇中、滇南一带曲靖、文山、思茅、红河、元江等地的毕摩都要到临安府纳楼土司署考试，如获一等，则可穿上清朝文官服，并免去一切摊派。在新平县鲁奎山和磨盘山彝族地区，也举行过类似的彝文会考制度，以加封毕摩。当时彝文在临安府彝族地区是统一通行的文字，它不仅是毕摩在各种宗教祭祀中的经典用文，也是识彝文者互相通信、记事载物、写契约的日常应用文，乃至清初鲁奎山彝村的门牌，都是用彝文写成的。

由于运河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明清时期，文化名镇张秋镇就建有文庙及安平书院，以及专门刻印、经营书籍的保华书局，有寺、庙、观、祠40余处，并有戊己山、挂剑台、平河泉等名胜古迹。过往达官显要及文人墨客，多在此流连宴饮，题诗作赋，留下许多佳作及文坛佳话。张秋镇的群众文艺及民间文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至今仍在流行的龙灯、竹马、挽花船、高跷等民间舞蹈，以及《拉篷号》、《摇橹号》、《拉纤号》、《一路风顺起》等船夫号子、夯歌等，也明显地存在着南北文化交融及运河影响的痕迹。长篇小说《金瓶梅》则与阳谷运河区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阳谷运河一带的方言、地名、人名。《金瓶梅》所描写的对象，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市民阶层，张秋运河区域经济、人文的变革与发展为作者提供了丰润的土壤。同时，这也造就了一大批科举名士和其他不同类型的知名人士。张秋人张令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京兆尹，以刚正著名于世。张秋窦营人周天爵，清嘉庆六年出仕后，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闽浙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鸦片战争期间，一度在广东参与抗英军务。活于明成化、弘治年间的张秋任大仙（任疯子），更是济公活佛式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极多。

漳州木版年画作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颜氏家族所拥有的“颜锦华”老店。据同治庚午年刊印的《颜氏族谱》记载：颜氏家族原籍山东曲阜，其祖颜洎于唐时由固始入闽，因平闽粤有功，封建德候，为福建颜氏始祖。福建颜氏初居永春石磔，后迁达埔。至宋庆历间，其祖颜洎以贡举辟任漳州路教授，为漳州肇基始祖。清道光年间，漳州世系二十九世祖颜廷贯、颜神福两兄弟深悉官场昏暗，先后辞官回漳州杨老巷总兵府定居。廷贯善画，神福善刻，两人遂合营开设“锦华堂”刻字铺，成为漳州颜氏木版年画创始人。后颜氏作坊分设黑红两房，黑房刊刻科举必读之书，红房则专营木版年画。由于经营有方，逐渐在漳州同行业中崭露头角并开始赎买兼并“曲文斋”、“胡庆堂”、“文华斋”等印书作坊。至光绪年间，第二代传人颜腾蛟创设“恒记”，继续赎买兼并年画书籍作坊“多文斋”、“多艺斋”。除继续以买来的店号经营外，颜腾蛟还创办了“颜锦华”店号。此后，第三代传人颜永贤、颜永池成立“俊记”，第四代传人颜镜明先生创“颜三成”店号，新中国成立后，由第五代传人颜文华先生创办“余珍亭社”经营木版年画，第六代传人颜仕国先生开办“漳州颜锦华木版年画馆”，继续传承家族事业。

漳州地处福建省南部，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明代初期，已有“曲文斋”“多文斋”等书坊兼营年画。清代至民国时期，发展到20余家，大的店铺多汇集在城区内的南市街、联仔街（今台湾路、香港路）一带。在漳州影响最大的年画作坊是颜氏家族的“锦华堂”老店。颜氏原籍山东曲阜，清道光年间，二十九世颜廷贯、颜神福兄弟深悉官场昏暗，先后辞官回漳州杨老巷总兵府定居。廷贯善画，神福善刻，兄弟二人遂合营开设“锦华堂”刻字铺。并设红、黑两房，黑房印刷、经营“四书”“五经”等科举用书，红房则专门经营木版年画。由于颜氏家族善于经营，并不断扩大规模，先是赎买、兼并了“曲文斋”“胡庆堂”“文华斋”，继而又兼并了“多文斋”“多艺斋”等作坊，各家画版也多为颜家所得，并创建了“腾蛟”“恒记”“颜锦华”“俊记”“颜锦源”“颜三成”等店号。自清末至民国初期，颜氏木版年画的销量非常可观，除了在漳州地区的诏安、平和与龙岩的长汀及广东的饶平、梅县、海南等地销售，还由厦门洪通账簿店代理包销到台湾、暹罗、仰光、新加坡等地。

【说明】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到了明清两代，科举之风愈盛。通过科举入仕使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这一良好通道，帮助普通人家的子弟实现为国效力的理想，成功晋升原有的阶层。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为“元”，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中状元可谓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图2-41中仪仗开路，锣鼓喧天，舞狮来迎，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抬头仰望云端的送子天姬，人生大事之事业、家庭瞬间圆满。

科举时代，状元及第，又常称之为独占鳌头。唐宋时，皇宫正殿台阶正中石版上常雕有龙和鳌。考中进士者站在阶下迎榜，而头名状元则按规定要站在鳌头上，因此称为独占鳌头。

此亦为吉语娃娃画。娃娃倚大桃坐，裸臂露腿，戴兜肚儿，手执一束芦苇，上有二蟹衔附芦苇杆上。蟹有甲壳，故以喻“二甲传胪”。科举时代，大比会试，一甲只三名。第四名，即二甲第一名。清制，二甲一名为传胪。传说即殿前宣诏唱名者。虽不及一甲之三名，亦独占另一种荣耀。

此图似刻绘于清末。时戊戌变法失败，而洋务运动已成既定形势，各地纷纷效法西方，办学堂以代科举。学堂有学生体育及军事训练等课目。故亦影响民间儿童游戏。此图即绘那时民间儿戏之情景。两排儿童鹄立。前排端枪瞄射；后排扛枪待命。对面握棒者，是为教练。侧有吹号击鼓之所谓军乐队。后一童擎长竿，上挂布衫，以之为大纛旗。队伍严整，颇见勃勃英气。

《南方草木状》：“桂有三种，皮赤者为丹桂；叶似柿者为菌桂；叶似枇杷者为牡桂。”桂，以之喻“贵”，故科举时代登科谓之“折桂”。登科即为做官之始。预示富贵荣华。攀即折。攀又具向上爬之意。亦即升官。

金童子，婆婆房门画。现存最早的画版为清中期翻刻。三元，说法不一，该画“三元”是指封建科举考试中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反映旧社会农民寄希望于“科举取士”的制度，幻想子孙读书作官、光宗耀祖。

中国自隋开始兴科举，直到清末被废止，它是封建帝王网罗人才的制度。许许多多有才之士，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苦读寒窗直到白头。广大农民也为其所蒙蔽，认为自己地位低下是命中注定，没有能力，一心渴望子孙高登。因而这类年画在当时受到欢迎。

《龙门图》。“龙门”在晋南河津县境内。我国远古神话传说：大禹疏通黄河途中，一座大山（龙门山）挡住了去路，禹王运用神力，用一柄开山斧把这座大山一劈两半。图为被劈后的景象，大山中间是万丈悬崖峭壁，河水自峭壁之间奔腾而过。这里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据传每年暮春时节，天下大鲤鱼都要在这里聚会，逆流而上，凡能游过这激浪的就可以升天，“鲤鱼跳龙门”的神话即由此而来。旧时代有应试科举人家，喜好张贴此画。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里，家庭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基础，人的贫富、贵贱、尊卑与家庭密切相关。当时人们理想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杨家埠年画也是着力描绘。《一门三状元》中画出状元府中苦读诗书，得中状元的情景，上首诗文。“喜的是一门三状元，乐的是父子九连登，撵竹大旗两旁立，豹头狮子列西东，状元府、状元公，府出公卿子孙贤，读五经、进考场、中头名。”在那科举取士的社会状况下，人们存在魁星点中的梦想，它把这种虚幻的家庭追求画成年画，在欢度舂节时为人们提供了亲友互相祝福，共同勉力的材料。

清末，洋务派设立学堂后，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提倡男女平等、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抵御外侮。《女学生习武》就是这种思潮影响的产物。图写三个并列的女学生，头戴礼帽，身穿女兵军装，腰束武装带。一个学号兵吹号，两个学战士抗枪。对面是天津学堂教习头戴礼帽，身穿旗袍，手提教鞭，在操场上授课。

横披《庆寿宫》、《一门三状元》、《状元游街》等，着力满足当时人们寄希望于科举取士的制度，盼望儿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家境较好的农民自然买去贴在炕头上，激励儿女，十年寒窗，劳其心志，报答父辈的苦心。

杨家埠木版年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以科举中榜为题材内容，反映了创作者着力满足人们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盼望儿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愿望。在中国古代社会，状元是荣耀和显赫的代名词，从达官显贵到庶民百姓，无不认为，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许多知识分子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读书入仕。因而，寒窗苦读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以跻身官宦，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古代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

临汾一带的财神画，有文财神、武财神、福禄财神、关公财神。赵公明，本是一员武将，故称武财神（黑虎财神）。他能“求财如意，主持公道”，又能护财，但实际上他是个虚构的人物。财神中还有比干、范蠡（即陶朱公），传说比干被殷纣王挖了心，靠吃仙丹维持生命，因为没了心，不会偏心眼，所以分财产公道。范蠡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在辅佐越王成就霸业后，他功成身退，隐居做了生意，赚了钱分给大家，能聚财又能散财，从不为富不仁，后被人敬为财神。关公也属武财神，但其功用很多，诸如司命禄、佑科举、消灾病、避邪恶、祈甘霖、保丰收、进财宝、护商贾，以及讲义气、思念旧情等，也是这位尊神走红的原因。所以，多数村镇建有关帝庙，家家户户设有关帝神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