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瓠神话不仅在瑶族民间口头传颂，在民间古籍中也有记载，较有代表性的是宋代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的《过山榜文》，它不仅记述了盘瓠神话的全部内容，说明了盘瓠与瑶民的密切关系，“规定”了盘瓠后代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如“祭祀”、“管山”、“搬移家眷”、“不嫁与百姓”、“不作揖”、“不下跪”、“不纳税”等，还有十二姓男均被封为“刺史”、“司马大将军”、“都尉”、“光禄大夫”、“紫禄大夫”、“镇国将军”、“判官”、“国公”、“尚书”之类的官位。此种浩荡的“皇恩”着实令人深思。从另一侧面观之，它的确留下了瑶族社会变迁的诸多文化信息。

第一，有很多人会受到吸引前来加入，分享这种特权。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期，深居山中作一个可以自由游耕的“瑶人”，对身负重税或没有土地的帝国子民是很有吸引力的，而对地方上受迫入籍归化为顺民和需纳税的“蛮族”来说，就更是如此了。盘才万曾提出过，自明朝征剿后，在乳源地区，“也有汉人耕瑶田，而被吸收为瑶。”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券牒》一开始，朝廷对瑶人的民族成份即有严格的限制。所称“不许十二姓瑶人与百姓通婚”、“瑶人妇女不得外婚”是同所授与的特权同时记载的。相对地，也有“汉民之游移者，不得占有瑶地”的规定。理论上，特权的瑶人和汉人间建筑了一道法律的藩篱，而大量其他非汉族族群的吸收，也同时受到了限制。但是，一旦这些人知道归入“瑶”的关键途径，是在敬槃瓠为始祖以及一个十二（瑶）姓氏之一的身份的时候，我怀疑朝廷如何能避免把来自苗蛮，甚至或如李默所论之俚僚的各族群入册为“瑶”。这就有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为什么广西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不同的语言和服饰之不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统一文化，而各瑶族支系同时又能在政治上连成一体对抗汉人侵吞的原因了。简单地说，瑶族的类別比其他一般的部落民族要来得复杂得多。

第二，《券牒》与国家的关系。其协议受尊重与否，完全取决于朝廷，当朝代更迭时，问题尤为加大。我们所知道的瑶族历史，自唐代以来似乎就是一连串瑶人对朝廷屡欲将之登户纳税所引起的反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清剿行动。遇顽强反抗时，就以恢复旧日协议，暂作安抚。在这些情形当中，帝国百姓人口的压力和向瑶地区的侵占，经常引起瑶族人的强烈反抗。瑶族特性的辩证发展是，在朝廷方面，瑶族的特別之处将永远被承认，这一小群人，如令其局限于山区范围内，其归于自行消灭，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在瑶人方面，他们最关心的是避免种族绝灭，朝廷力量大，但瑶人能用他们唯一所拥有的《券牒》来重整他们势竭的队伍。当被迫于自我幽禁，禁止与外族通婚时，他们仍有收养方式一途。观察瑶族的人都惊奇瑶人这种不分种族，也不理会本身已有子女还大量收养外族子女的倾向。这种与其同区内汉人及其他族群相背驰的极端行为，如不考虑此辩证发展，便不可解释了。

如券牒条例规定：“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立置十二姓王瑶子孙，……分耕青山田源，各处山场”，“自置山货，……如有客民百姓霸占山林、荒山、田园，瑶人可控告。”不许“指瑶为盗，横生祸端，诬害瑶人。”又如：“牒使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内列十二姓山瑶人，不得与百姓为婚。如有百姓强娶瑶人，甘罚蚊虫酢三瓮、龙角一对……”再如：瑶民搬移，“外出途中，逢人不作揖，遇渡不使钱，见官不下跪，耕山不纳税。”“任从逢州食州，逢县食县，逢乡食乡”；“往来山谷，不许盘査。”封建王朝在给瑶族先民的《评皇券牒》中，规定了这些准令，反映了民族矛盾存在的尖锐性。唐王朝制订这些“准令”，对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对瑶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对加强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减免税收1951年10月27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照顾各地少数民族的负担办法的指示》，规定由桂平、平南、蒙山、荔浦、象县（今象州县）5个县分别领导的大瑶山及全县（今全州县）领导的东山与由万冈县领导的西山等瑶族聚居区，因生活艰苦，遭受匪患，免征1951年农业税。1953年10月30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关于对少数民族纳税照顾的减免规定的指示》，规定了可以减免的屠宰税、商品流通税、交易税、纳货物税等。1953年10月21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税减免办法》，规定人均农业收入不足250斤者免征农业税，人均300-500斤的，减免5%-75%。

捐税中，尤其以地丁的负担为最重。地丁，按里交纳，不随田走，即卖回卖不掉原来应交的税粮，即俗称的“卖回不卖粮”。地丁既派之后，按人分摊。后来老百姓感到不便，就凑钱买了专门上官粮田——“雅粮”（水语），而粮田由安佃户耕作，收租纳粮，设粮头管理。战乱之后，有逃亡流散绝户的，有因天灾荒芜的，加上年代久远，人事变迁，丘号无从考查。狡黯的粮头，就将粮田变为私有，或者变相出卖出租，无从追究。有些穷人，几代以前迫于眼前生计，卖掉了仅有的一点田土。但是贪婪的财主，采用买田不买粮的办法，使丁粮永远套在农民头上。于是，就逐步演变成有田无粮，有粮无田和富者有丁，贫者纳税的怪现象。乾隆之后，原定每亩征收纹银一两，外加火耗二钱，共一两二钱。可是土官和各里的通事，层层加码。到道光、咸丰年间，每亩正丁已增加到五两四钱，有的趁机敲诈，增收到八两、十两不等。穷人迫于生计，只好借债。可是，却遭受“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三石”高利债的盘剥（《论东路事宜启》）。三洞里梅山村清代的水族秀才潘文秀的《一两五》诗，记录一户五口之家的农民地无立锥，而负担正丁一两五钱。”役吏逼债，竭尽所出而不足，只好卖儿卖女来交纳。像这样因为地丁而倾家荡产，卖子女抵债的惨状，水族各村寨都有出现。除此之外，甚至还征收鱼、炭、棉花、小鸟、鸡、鸭等名目繁多的捐税，弄得民不聊生。《三合县志略》载：同治四年，时贵州巡抚张亮基，不得不上奏承认：“盖黔省之患，苦于饥军之不能平贼，尤苦于饥民之相率为贼。”贵州都匀府独山州分驻三脚屯左堂蒋，为革除当时盛行的苛捐滥派，刻碑记云：“各地征收钱粮，额外浮收，重加火耗。多索票钱，以及短价采买，或借差夫名色，滥派伕马，书吏指十派百，折价肥己，或者借供应，派索猪、鹅、鸡、鸭、竹、木、柴、炭、马草、刑具、临茨等项，种种陋弊，不一而足。”最后，不得不承认“盘剥苗民等项陋弊，若不禁绝，殆难堪”。

相传我国古老年代，在离我们乳源瑶山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管地的评王和管天的高王作战。评王悬赏招贤，能取高王首级者，愿将最美丽的三公主嫁与他。不料第二天，一条名叫盘户（瓠）的彩狗（龙犬）衔高王头颅来见。评王不失诺言，将心爱的三公主许配彩狗，并封彩狗为盘王，还当众授与“盘王印章”。新婚之夜，彩狗忽变成一位魁梧雄壮的美男子，公主大喜。以后公主为盘王生下六男六女，传下瑶家十二姓。不久，盘王要迁离王城，到那很远很远的白云之下，青山之上的大山里去生活。评王恩准，又因其助国有功，便施洪恩玉旨，标据龙凤照批。敕封普天之下万顷山林，任凭十二姓瑶人望青采斩火种，以上三锹之地，原系一十二姓王瑶耕管，农民（此指汉人）毋容涉占霸夺。任从瑶人来往，居住青山。刀耕火种，凿水开垦农田，概毋非粮食纳税。各省府州县属官吏，毋许科派诸般需索，并充夫役，经过山谷，毋许惊吓，取受钱财。正当承轮户口，不属国朝所管，遂给姓牒奉批山图，与瑶人历代流传。

“十六水”是整个水族地区或全体水族的代名词，有部分地区分别属于三都县烂土张土司、甲找白姓土千总、荔波蒙皮雷三姓土司的管辖范围。因此，在双方土司辖治内都使用“十六水”的名号。历史上，土司对领地的分封割据是相当关切的，如果“十六水”仅限于荔波十六埲、十六里，那么就没有张土司：“十六五百水”的勒石铭文及征税村寨名单。有的人士认为在“十六水”之间加上“五百”，是指“十六水”地区纳粮税的总户数，明显和整个水族地区纳税实际户数有很大差距。

1577年3月，官军破罗旁山瑶民峒寨560余处，捕抓杀瑶、壮人42800余人。5月，凌云翼制定善后设州县、驻军、开路、招兵等、项措施以防瑶人。12月，广西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连城等处瑶民首领潘积善请求招抚，愿人版籍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