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南临汾（也称平阳）的《老鼠娶亲》最突出的特点是色彩妍丽，老鼠和老鼠穿的褂子分别被处理成绿红两色。鼠新娘和新郎的眼睛被画成两个大大的红色圆圈，颇似今天时尚的熊猫妆，十分滑稽。娶亲队伍分为3排，由画面的右边向左行进，画面的左下角也就是队伍的前头有鼠被一只黑色的大狸猫叼于口中。晋南新绛的《老鼠嫁女鞋当轿》构思奇特，以一只巨大的鞋子代替花轿，巧妙地揭示了老鼠偷窃的习性。

首先，在画面构图组合的时空观上，民间年画作品多采用自由时空的组合方式，画面体现出一种圆满和均衡。民间年画作品不是以一种固定的模拟客观事物的视点为中心，而是具有自身的结构逻辑，即主观的心理逻辑。所以，在大部分民间绘画里,我们看不到对物体细微光影的刻画，也没有经过训练而熟悉的透视。民间年画对物象进行再现时，所依据的是人们对物体进行多角度观察后得到的一个总印象，利用这样的视觉概念，在民间年画中将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某一物象特征在同一平面上作空间的综合表现。这种多特征组合性的造型方法有点类似“多点透视”形式：如侧面脸绘上正面的眼睛,还有一脸三面,一头多身等。有时为了不破坏物象的完整性或便于装饰,还采用“倒透视”(近小远大)法造型。这些形式在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图形设计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民间美术家除依据视觉要领造型外,还表现出由其它感官所获得的对某一物体的知觉，如母牛肚里的小牛,果实里的果核等,这些知觉只能得到而不能被“看”到,他们同样将其表现出来。在现代平面设计作品中,这样的手法也是屡见不鲜。

作为民间年画，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它的艺术形式已趋于程式化，分类很细，要求很严。形式的形成与其说是由内容决定，还不如说主要由长期以来已经定型化了的居住环境所决定。所以，在民间年画中，形式（包括它所处位置的建筑形式），强烈地制约着内容，对内容提出不容商榷的要求。这在所有艺术领域中是一种特殊现象，也是对民间年画进行改造革新异常困难的原因之一。

木板年画最早是在民间起源的，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可以视为一种古老艺术。辞海中对年画是这样定义的，它认为年画在中国主要应用在新年的张贴上，又是一种绘画的题材，所以叫做年画，在民间年画产生之前，中国的绘画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未普及，然而民间年画，确如野草山花，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土壤中生长、开放，开得漫山遍野，灿烂夺目。民间年画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要求，凝结了人民群众的艺术才能和勤劳智慧，使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装饰自己所生活的环境。鲁迅先生说过：“有地方特色和色彩才会容易引起世界关注”，民间年画不仅在国内盛行，有着较高的推崇，在国际上也是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民间年画的诞生与“过年”息息相关，“不贴年画过不了年”，在传统的春节，家家户户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在客厅卧室以及窗户上贴上年画，迎接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不仅营造了新年的喜庆氛围，也希望可以给家庭祈福。在中国，过年不仅是欢度春节的时节，也是一个祭祀的时节，年画贴在房里，也是完成他的信仰功能。

大体说来，北宋灭亡后，开封兴起的民间年画于宋廷南迁后，形成两大发展区域，南方以宋都临安为中心，逐渐向苏、闽、粤等沿海地区发展；北方以金都平阳为中心，遥接晋北燕京纸马刻印地，向陕、冀、鲁等地扩散。此外，得力于地理险阻的西蜀，未经战乱，年画艺术逍遥发展，自成一体，形成以门神为主的“绵竹年画”风格，对整个西南地区产生了影响。

民间年画伴随着民俗活动而发生，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发展。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了木版年画的迅猛发展。随着年画的广泛流传，其题材内容和民俗功能也在不断丰富。到了宋代熙宁五年，已有摹拓镌板印钟馗像的记载。在宋代崇宁年间的东京，近岁节市已有木版年画门神、钟馗等出售。民间年画在宋代由手绘发展成木版印刷，广为普及。“尤其到了宋代，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像东京汴梁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开始形成，市井阶层壮大，民俗得以确定。年画在宋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的形成，那时最早用雕版印刷的画作是经书中的佛像。年画早先作为个人行为都是手绘而成的。到了宋代，民俗形成后，手绘的年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要求年画可以大量复制，而此时恰好出现了雕版印刷，于是木版年画应运而生。”（冯骥才语）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广大的地域中，民间年画是另一个强大的绘画传统。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成书于南朝梁代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至唐代，门神的位置被两员戎装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所取代。在新年时将门神画贴于门户，有驱害辟邪之意。宋代时年画逐渐流行，并有最早的图像——《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流传至今。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鼓励，年画在民间大盛，新年时张贴在门上或室内，既装饰环境，又含有辟邪纳福、吉祥喜庆之意，故得名。传统年画多用木版水印制作，必要时再加手绘。根据产地不同，形成了苏州桃花坞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等著名的地域性产品。这些年画风格差异较大，其中最精美工细的当为苏州桃花坞年画，特别是18世纪即清代中期的年画，融入了当时流行的西洋风格，山水庭园有远近表现，人物形象秀美，服饰华丽，且大多均绘有精美的纹样。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对苏州造成较大破坏，桃花坞年画因此衰落。与此同时，上海开埠，逐渐发展成东方一大都会，桃花坞画店迁至上海，促进了近代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繁荣。除此两者之外，天津杨柳青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的风格也较精细，均有较多的织物纹样。而河南朱仙镇年画、山东潍坊年画等，因画风粗犷质朴，纹样极少，就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了。

湖北广大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喜爱民间年画，每逢春节必贴“门神”、“灶画”除旧布新，迎春接福，已成俗，迫溯历史，远在秦汉以前就有五祀的习俗，就是祭：门、户、中溜（土神）、灶、行（春秋时改为井神）等五位家神，五神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是保佑一家平安的神祗，五神中门神与灶神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今农村在腊月二十四日晚（即过小年）摆供品贴新灶画，欢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除夕前贴“门神”，并依据农村房屋建筑式样、门庭规格，住户成员，设计出适合的内容形式，定出纸张的开本，印刷出多种实用的民间年画，让人们挑选张贴。

民间年画，寄托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民间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纷繁的艺术风格，集中反映了各传播区域独特的民俗文化品性和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各地的文化地域性标志。高密籍著名画家单应桂在《一个古老画种的前瞻与后顾》中这样写道：民间年画这个拥有最多观众的画种，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存在和发展，首先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但很好地继承了我们民族绘画的传统，而且它还有自己的根，这个根深深地扎在民族和民间艺术的土壤里。民间年画以最贴近民众、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形态，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民间年画，过去是众多庶民百姓喜爱的中国绘画之一种。因社会不断进化，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广大城乡劳动者对它的需求量增多，随之画样增广。所以发展到后来采用了木版刷印方法，满足了众多的人民需要，渐在中国绘画领域里，形成了一种绘刻兼备的样式。民间年画的题材内容是继承了古代“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优良传统，罕有写意山水、水墨竹兰类“写胸中逸气”之作。就此而论，元代（1271—1368）以后，虽然文人写意山水、水墨竹兰画盛行，民间年画则是承传着我国绘画中道释人物画的传统，未致断绝。因此可以说，民间年画是中国美术史中值得研究的一门课题。

民俗活动的全民性与农耕文化的长期发展，为民间年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年画根植于农村，在民俗活动中，它是寄托农民情感、平衡农民心态、美化农村生活的重要方式。

民间年画，与传统绘画一样，也有分科。但它不采用《画鉴》所说“世俗立画家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的分类法，而是约定俗成，按作坊行货的习惯，分类为门神、灶君、钟馗、纸马和年画（含风俗节景、戏曲小说、仕女娃娃等诸多题材）。因此，“年画”只是其总称而已。

诗中《村田乐图》描写了农村社日风俗活动。读诗使人仿佛看见全村男女老少祭拜社神，饮酒迎客，优伶演奏，弄猴放鸟，喜气洋洋的场面。此一风俗早见于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于此可以想见古代《村社醉散》《村落祀神》《郊居丰稔》等图，大都描绘了农村乡民聚会欢庆之景，结合到民间年画中的《丰收图》、《庄稼人乐庆丰年》等题材之作，可以证实民间年画是遥接唐宋画家描写农村生活的“风俗画”一脉相传而来。

由于集市、街巷唱卖的影响，民间，特别是儿童，说唱年画也形成了风气。春节前后儿童凑在一起就争相说唱年画。为了比赛谁说得快、谁唱得多，有的把脸都憋得通红。那时经常说唱的年画有《过新年》、《男十忙》、《沈万三打鱼》、《民子山》、《二月二》、《包公上任》、《一家忠厚世世传》、《大春牛》、《摇钱树》、《三大家》等。因为上面的歌词自己能背诵，过年前赶“年集”也总要缠着老人把这些画子买过来。这可谓民间年画由于画店的巧妙安排，观众也为其唱卖年画了。

图将“全家团圆”与“会徐能”合为一起。苏云与郑氏坐于桌案两侧。苏云手指徐能，揭露他的罪行。郑氏悲悲切切注视着徐能。一边姚大激于义奋证明徐能劫财害命。继祖施以大礼，表现了他的大仁大义，虽说徐能罪有应得，非杀不可，仍谢他的养育之恩。这边徐能追悔莫及，老泪纵横，自认死有余辜。五个人物，继祖居中，一边是苏云、姚大，一边是郑氏、徐能，都是一坐一立，相互相应。这是民间年画追求均齐、平衡的老传统。

民间年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形象“年话”，现今我们过年说的新年祝福“年话”，如“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四季平安”“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出门见喜大发财”等，几乎都可以在年画中找到。

民间年画来自民间沃土，充满清新刚健的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具有“从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教育功能。关公、岳飞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成为门神，年画被赋予了惩恶扬善、尊崇忠良、赞美勇武的主题，为劳动民众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起到了激励奋发的作用。可以说，在没有电视和报刊的古代，民间年画是传播最广的寓教于乐的媒体，是儿童成长的教材，也是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待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人炮火的肆虐下，大部分年画产地均被夷为一片焦土，许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古版、图样一一遗失，中国传统民间年画在这时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时期的民间艺人创作出一种新年画，以配合抗战宣传需要。他们借用年画的表现形式，结合时代环境主题，表现在艰苦岁月里中华儿女的不屈精神，鼓舞抗战军民士气，为抗战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民间年画是中国春节民俗的产物。在它为农民过年礼仪和祝福服务的同时，也创作出不少反映风俗民情和历史故实的年画。风俗民情的题材内容包括：春节礼仪、劳动方式、显贵出游、民风趣事等等。在历史故实年画中，描写了历史上足以使人效法的旧事。如帝王、功臣、历史名人轶事等，有明显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知天命、懂礼仪、守规矩、发财致富、建立功业、积极上进。

年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年画指专用于年节习俗，有不可或缺的民俗需求的年画，比如门神、灶神、钟馗等等；而广义上的年画是一种包揽所有关于世俗民风的绘画作品，这种年画在非过年时节也可以发行，题材也相对多样。但不论如何划分，民间年画由于所服务的对象一般为普通大众（也有以达官贵人为销售对象的精细品，但数量极少），在内容选择上年画大多取材于劳动人民喜爱的事或物，很少看到哭丧凶杀之类的不详内容。归纳起来，民间年画的作品类别主要有：（1）民俗生活类，如《庄稼忙》、《耕读图》、《中秋赏月》等。（2）故事传说类，如《铁弓缘》、《苏云庄进宫》、《和合二仙》等。（3）喜庆吉祥类，如《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福禄寿》等。（4）神像类，如《钟馗》、《关公》、《诸葛亮》等。（5）讽世类，如《老鼠嫁女》、《三猴烫猪》，《小儿怒》等。

功名利禄是从古至今文人们都追逐的梦，在古代文人们更是努力追求之，总希望通过仕途来实现显达。所以古代有许多这类年画来迎合人们的心理愿望，这些年画反映着民众，特别是文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望，期盼着加官晋爵，平步青云。不管结果如何，人们追求功禄的心态从没有停止过。这种向往和追求，在民间年画中形成艺术形象，成为激励人前进、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

4.民间年画是以装饰门窗、居室、庭院和祈福祭神为主的新年点缀品，其体裁形式也多据此而设计。本馆收藏的年画涵盖绝大多数体裁形式，主要有门神、门画、宫尖、纸马、花笺、窗画、挂钱等，具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

第三，民间年画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通过丰富的艺术形态体现了东方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意蕴。中国传统民间年画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源自我国传统文化追求尽善尽美、幸福圆满的审美传统。所以，传统民间年画多以反映多子多福、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等为主题。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虽然不像民间年画那样每一个造型都有其本身的寓意及所熟悉的程式,但只要涉及到民族传统，设计师也总能在这些民间年画本身蕴涵的寓意中寻找灵感。这是民族、地域所拥有的“集体表象”，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就能从中一目了然地解读其内在含义。

此图此文，切合当时“美育”之宣传。另一幅《高谦之妻教子》，画北魏时宣威将军高谦之妻张氏教子读书。题曰：“每教诸子常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其子后皆成人。两图皆有教育意义，然而却非年画作坊为了配合国民政府宣传而刻印。从民间年画发展角度看，此时木版年画行业已是衰落期，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尤能印制这样富有教育意义之画，若与那些山水、花鸟等名家相比，格调高矣。民间美术之价值确应重新估量。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以鸦片和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继而西方强盗闯进了中国内地，直捣清朝京城。他们烧毁圆明园，掠夺了大批名人字画和文物，清朝皇帝也一度奔逃避难。统治者为保住帝位不惜割去大片国土，剥刮大量平民白银去向侵略者求和。在国破家亡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头插鸟翎、身穿马褂的官宦画家，仍在舞笔弄墨，画竹写兰，自命“高风亮节”。更有无耻者为其讴歌赞扬。回首再看民间艺人，他们文化不高，也不曾享受国家俸禄，但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用刀和笔刻绘了大量反对侵略的年画，流布到全国各地农村城镇。此外，就是为谋生而卖画于上海的人物画家，如：钱慧安、吴友如、任伯年、嵩山道人等，或借古喻今，或描写现实，画了不少较有爱国思想的作品，有的作品还在江苏扬州、苏州和天津杨柳青年画产地刻印出来。这里毫无低估“文人画”价值之意，而是鉴于过往的由文人官宦制作的山水、花鸟、竹梅兰菊等“高雅”艺术已受到了各方面的青睐和评价；历来所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论之书，影印成的名家之图册，大都是推其为正宗范本。然而，默默地进行着教育民众热爱中华民族历史、呼吁抗击外来侵略者以及美化大众生活的年画艺术，过去出版的《中国美术史》却未能给予应有的篇章。不妨说：明清时期繁荣起来的民间年画，即中国古代道释人物画的延续，只是把画家原作刻成画版，以便刷印出来供应众多的百姓需要。它和元代以后兴盛起来的“文人画”如连枝花朵，并开于中华民族艺苑里。只不过一个是为了上层人物玩赏，一个是为丰富劳苦大众文化生活，同样是推动着中华民族艺术全面发展。由于过去民间年画流通在田家农村，又都贴在屋壁门窗上，收集较难，故对以往的美术史籍，不可求全责备。为此，有待于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问世。

另一种绘画与“中国画”恰恰相反，它的内容以人物活动为主，取材多为神话故事、历史典故、世俗生活、农民耕织等，山水、花鸟、兰竹等颇为鲜见。这类绘画后来以木版印绘为主，因而售价一般不高，也不需要绫锦装裱，每当进入农历腊月快过年的时候，画店就将各种不同题材的画挂在集市上，以供市民百姓购买。等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将画贴在门窗和房屋内墙壁上，以点缀热闹喜庆的过年氛围。这类绘画作品就是“民间年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这首七绝《元日》，就是一首欢庆农历新年的诗，其中“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就是贴春联和年画。年画的作者过去基本上都是民间的一些技匠、画工，他们一般文化素养不是很高，技艺基本上靠师徒或父子传承。因而也很少有人为这些作品做品评，为画师做传记。同时，这类作品一般都是用糨糊贴在门窗和墙上，不能完整地揭下，等明年再往上贴一张，因而民间年画完整作品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

其次，民间画师们对这些具有象征、寓意、谐音作用的东西的描绘运用，不是生搬硬套的堆砌，而是充分发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把这些东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织成生动有趣的画面，从而体现他们要表现的主题。如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里有幅叫《五福今天来，双喜即日到》的美人条年画，左右两张分别画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儿童。右边一幅上画有5只蝙蝠谐音“五福”，最大的蝙蝠嘴里衔着一串装饰物，最上边是铜钱，表示有钱。再往下是寿字和一个用绳子结成的花结，这种花结民间叫“盘长”，取“长”字意，与上面的寿字一起代表“长寿”。儿童扛着的杆子上挑着的是牡丹花和桃子，牡丹象征富贵，桃子也是寿的象征。左边一幅上画有两只喜鹊代表“双喜”，上面的大喜鹊衔着的装饰物是一个磬和一个双喜字，两件吉祥物的名字由下往上念便是“喜庆”，儿童扛着的杆子上挂的石榴象征着多子。两位妇女提着的花篮里盛的都是珠宝，象征着财富。在一对美人条画里，画家容进了这么多吉祥象征物，不但没有使画面零乱，反而使人感到主次非常分明有序，这不能不说是民间年画艺人的特殊技艺。

民间俗信生发自百姓心中，将各路神仙进行筛选、重组、转化，构成一个庞杂的、饱含功能特色的地方神灵信仰体系。民间年画承载了民间俗信的需求，是民众精神世界具象化的图画。“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而这种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道家哲学和审美的影响的。换言之，民间年画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众寄托美好理想的信仰载体。

彼时距今不远，画版及印制品尚有大量遗存，从中得悉这一段年画之时代特点是五花八门，题材十分复杂：有讥讽清朝腐败，官僚文化低下无能的，又有歌颂“扶清灭洋”，赞美反抗侵略者清朝官将的；既有描画百姓暴乱，群起抢劫当铺的，又有劝人安分守己，勤劳致富的。有的题材刻画了办学堂，提倡新学，主张维新民主者，又有《捉拿康有为》（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印）、《西安府太后（慈禧）放粮》（河北武强年画作坊印）等美化慈禧太后之作；有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新鲜事物的，又有嘲笑洋人风俗习惯者；有画美人吸毒品的，又有提倡文明，宣传鸦片之害的告诫之作；有幻想“天赐黄金”、“财神送宝”，希望坐等暴富的题材，又有讲渔业之利，勤劳可以行行得利的；还有漫画形式的“男十怕”、“女十怕”、“男女平等”以及画古代民族英雄，教育国民和儿童御侮图强，振兴中华的……总之，此一时期之年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错综复杂的时代现象。而带有参政议政新思想内容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封建社会已近末日，人民民主思想意识的萌芽、增长。这是民间年画艺术发展中的一大跃进，也是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新年画”运动之嚆矢。

戏曲艺术的普及，使其受到更多群众之喜爱。民间年画为满足穷乡僻壤看不到戏曲演出之民众的需要，创作了数百种晚清流行于各大城市的戏出新样，因而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久已失传的戏曲演出形象资料，如《合凤裙》、《滚盘珠》、《全家福》等，都是早已辍演之戏。在当时摄影术还未普遍应用、录像机尚未发明的年代里，年画中的戏出题材之作，确为今天戏曲艺术发展之研究者，准备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现在的民间年画中有不少是老版毁损而重新刻版的，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旧版往往损失严重，有些版新刻时对原来的民俗及内容已模糊不清，任意为之往往失真。对此必须慎重对待。书中所收入重点代表作《七十二位全神图》标明为清代老版，但从种种迹象看我有理由怀疑这是距今年代不远的新刻版，而且翻刻中问题不少，这不仅是从风格上考查和清代甚至民国的味道不符，而且图中神名的榜文极端混乱且有不少简体字，如關聖印成关公、馬王印成马王、天爺印成天爷、观音印成观阴、聖人印成圣人……民间神像有时用俗写减笔，但与现在的简体字多有不同，这幅图中用的是文字改革后的简体字。有的标文荒谬的令人可笑，如将“土地”标为“徒弟”，在清代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而且双线方框有的还从左到右横排，宛如今天报纸上的标题，这些起码的鉴定上的错误（不仅此一幅）也是不应该发生的。

从这些残存的民间年画可联想当年民间艺人的辛勤劳动，通过民间绘画普及文化知识，传授历史常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如《历代帝王世系图》四条屏，将中国历代帝王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清末刻版印出，较详细的记载每个朝代及每个皇帝在位年数，是一套简明的历史挂图，贴在堂屋内使人们随时可以阅览学习。所刻的木兰山、九华山胜景图可供香客、游客作为游览与纪念之用。四条屏中又以描述历代英雄人物、表彰英雄业迹、民间故事、神仙传说为最多，如许仙游湖、天宝图、粉装楼、文王访贤、太行山救驾、水族奇形、八仙闹海、凌王登位图、惟有诸葛孔明、新出唐朝、郭汾阳公等。更为可贵的是一套四条屏描写辛亥革命及军阀混战的图画，画题是《开国孙、黄、黎都督，扫净满奴去旧仇》，条屏中有一幅画面反映了革命军在汉口洋街游行，租界上的英、日、德、俄、法人向革命军行举手礼，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另一幅是黄兴、黎元洪都督在武昌汉阳门欢迎孙中山大元帅的仪式，还有军阀混战的画面，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民对腐败的满清王朝的痛恨，对辛亥革命寄托了很大的同情与希望。据健在的老艺人讲还刻印过19路军大战东洋兵的年画。

戏园增多及二簧腔的流行毫无疑问给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年画艺术中绘刻长靠与短打武戏画样，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或神话小说题材的年画中的人物形象，有的是戏台角色之衣装打扮，有的则按脸谱勾画；背景道具，也如舞台“砌末”，减少了写实之背景，突出了人物表情动作，吸收戏曲艺术之氏，丰富了民间年画表现手法。

暴露社会黑暗面，反映妇女深受压迫而不敢反抗的题材，过去绘画史中很少涉及，而民间年画中却有遗篇可供参考。清末杨柳青画店刻印不少年画，揭露那些不从事生产劳动、光会享受的懒汉如何在家作威作福，以及那些帮着洋人赚中国钱的人和当官混曰子的人，如何压迫妇女等等。这类年画，虽然称不起是针砭世上歪风邪气的漫画，但它在封建社会里刻印出来，广销城乡各地，也堪称难能可贵。如《此人坐衙门》图，画一少妇珠花满头，坐于长凳上。一小儿立于一旁撒尿。又一老头手拿鼗鼓跪坐地上。图中题有：“此人坐衙门，回家见女人。女人一见心有气：你也不给我捎点心，你也不给我买馄饨，你跪在一旁哄孙孙。”它讽剌了衙门里的当官者，老了还娶年轻妇女作妾，还欺骗她，说给她买好吃的东西，但从来没兑现。所以那妇人骂老头子的儿子像他的孙子。它也反映了当官的在衙门和在家里一样，没事可做，只会哄孩子；孩子也教育不好，掀起兜肚向老头子撒尿。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它真的俗气简单吗？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民间年画中有一种专以表现童话般传说故事取胜的，这类作品幽默而富有想象，特别对儿童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先生就曾在文章中谈到年画中的《八戒赘婿》和《老鼠嫁女》对他的影响。武强年画中就有老鼠嫁女这类题材。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因为它原本就源自泥土啊！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有《麒麟送子》、《仙鸡送子》、《地产凤凰孙》、《胖娃娃》、《富贵满堂》、《凤凰戏牡丹》、《榴开百子图》、《桂阁产凤凰》、《母子打鱼在江边》、《贵子钓鱼》、《子壮如虎》、《贵子登科》、《望子成龙》、《花能解语》、《莲生贵子》、《金哥拜花堂》、《喜报三元》、《龙凤呈祥》等，寓喜结良缘、百福并至、喜生贵子之意。

民间年画是老百姓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画中形象拙朴、自然、简约，比较直白地表达着朴实的主观意愿，寄托了老百姓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畜平安等祈福迎财、驱灾辟邪的美好愿望。

民间年画是我国春节民俗的产物。过节礼仪、民风趣事、劳动方式都被纳入艺人的创作之中，以此引导人们懂礼仪、守规矩、热爱劳动、发家致富。这种年画多用横披的表现形式，并配有通俗易懂的诗句，便于发挥其教化作用。如《过新年》把农村过年时院内供奉“天地全神”香案，全家长辈分列香案两边，长者供香、烧化纸马，儿孙们燃放鞭炮、烟花，画面还配有天官赐福、肥猪拱门、摇钱树等祈求发财的吉祥物，并配有吉祥语“腊月里，制（置）办年。好画子，揭几联。请门神，买对联，丹红纱绿捎个全。天地下，摆香案，百般神灵都来过新年”。这一幅年画就描绘了当地农民过年的习俗。再如反映农民自己生产劳动的《男十忙》，把耕、种、锄、收割、搬运等十多种庄稼活集中到一个画面上，既有其乐无穷的劳动场面，又充分表现了“一百二十行，庄农打头强”的主人翁思想。代表作品有《过新年》、《蚕姑》、《男十忙》、《女十忙》、《大春牛》、《亲事有成》等。

明、清以来，民间画工由于充分汲取历代传统画之长，以提高自身绘画技能，又迫于商品经济竞争压力，刻苦研制创新，使世俗装饰年画类题材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代表性作品有：《平福如意》、《天仙赐状元》、《画诗》、《送茶》、《古庆有余》、《财神叫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