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老艺人熟记于心的年画口诀：“画中有戏，百看不腻；出口吉利，才合人意。”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年画创作所追求的造型原则。这里说的“画中有戏”是指年画作品要有很强的故事性，充满趣味，引人入胜。民众观赏年画后反复琢磨，从中获得愉悦的精神享受，这也是年画常描绘戏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戏曲年画中可以知晓生动有趣的戏曲故事内容，还可以唤起精彩舞台演出的回忆，将面部神态、衣着扮相、砌末场景搬到纸面上。戏曲艺术的精华通过年画这种空间艺术的肌理呈现出来，唱、念、做、打的表演方式凝练在画面构图、人物造型和色彩搭配中，使人观其色，睹其形，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真是“笙歌散后声情在，木版丹青觅音容。”

关于王姓人家的早期扑灰年画吸收了庙宇壁画的技法和特点的说法，一百多年前建成的高密西北乡小牟家村的关帝庙壁画倒是可以作为佐证。关帝庙庙宇虽小，但是雕梁画栋，室内立柱和顶棚上绘满了龙凤花卉等装饰图案,墙壁上，画工以矿物色绘制了“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战黄忠”等二十余幅《三国演义》题材的故事画。从这一庙宇画的风格看，民间画工采用了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风格与高密扑灰年画中的人物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画壁画和画年画的匠师同属画匠丹青行业，有的既画壁画，又为年画出稿，很多技艺互相影响渗透，所以在高密扑灰年画的制作中依稀可见古代绘画的影子。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十二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便楠，巧工施效，制以归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为丹青，错画文章，罂以白壁，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种献之以吴”。在深山里，使用许多人力，采伐巨大的神木，加以“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做成蛇的雕像，并用丹青，精心描绘，还镶嵌上白璧、黄金，使之文彩生光，然后派文种大夫献给吴国。

老河口木版年画是湖北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与天津杨柳青年画遥相呼应。然而，其发展境况却远逊于杨柳青、桃花坞等其他地区年画。据天津市西青区文广局2014年统计，杨柳青镇内的年画生产作坊和销售店铺共计69家，其中年产值百万元以上的有10家左右，年画衍生品有6大类近120个品种，年销售额3700余万元，年画作品以外事礼品、文化展示、公司团购、拍卖收藏等形式远播海内外。走在明清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片热闹，年画作坊、剪纸作坊、泥人作坊一家挨着一家，似乎又回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景象。源于宋代，被誉为“东方古艺之花”的苏州桃花坞年画积极探索与高校合作，2001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引企入校，建立“大师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聘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房志达等老师，开设年画研修班，遴选有志于从事非遗传承的学生加以培养，如今已形成4代共8位传人的人才格局。此外，学校还把非遗元素融入广告设计、陶艺、服装设计、装饰艺术等多个专业中，将在教学中迸发的创意和灵感反哺到年画社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其创新作品在各大木版年画展中频繁亮相，广受好评，并于2019年6月14日，受邀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市政厅举办了《苏州桃花坞年画展》。苏州桃花坞年画影响力远播海内外，作品为大英博物馆等众多知名博物馆收藏，年销售额逐年递增，已经能够维持正常的传承与发展。再如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年画艺人就开始通过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改变为年画发展寻找新空间、寻找潜在消费群，甚至重新定位杨家埠村木版年画，积极探寻自救与发展的道路。随着不断创新思路，杨家埠村木版年画的制作为当地人带来了颇为丰厚的回报，村里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杨家埠村现在学习年画手艺的人每年以300-400人的速度急速增加，为了满足大家对这项技艺的学习意愿，区委区政府同时还开办了培训班，每一期都能招收到上百名学员。纵观它们的发展，文化遗产的创新是年画延续其传统技艺生命的主要动力。老河口木版年画曾在明清时期有过辉煌，但在抗战前后便逐渐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明清之际，生气蓬勃、大放异彩的闽南与台湾传统年画的雕版和纸本，能够遗留到今者几希，仿佛凤毛麟角，现在吾辈亦何其有幸，能够从硕果仅存的实物史料，观览其间的精致结构。倘若能够在品味古纸，摩娑丹青之外，进而调整专注的视角，刺激蕴藏的深意，研发灵动的命题，提携新生代、导引后来者踵继不止地孺慕和关怀，促进绝世手艺与科技生活的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才是提升闽台优质文化的正道。

苏州版色彩上乘，是因为苏州有一家创于清乾隆间，名闻全国的姜思序堂国画颜料专业店铺。古人将绘画叫做『丹青』，源于中国画常用朱红、青绿等色，传统上着重敷彩。古代画家所用的颜料，一般都由自己研制。明晚，苏州进士姜图香后裔中出了一位善于『制色』的画家，由他手中制出的颜料明快腴润，色泽鲜艳，有纸色合一、经久不脱之妙，一时远近争求。后来在苏州阊门内都亭桥设立店铺，以姜氏『思序堂』为店招，并在包装上加盖一方『原在苏城吴县前东进士茅内』印章，以作标记。

年画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装饰环境的风俗载体。不论年画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生产到消费的“生命”周期，都根植于其生长的社会土壤之中。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各种体裁、题材，通过寓言、象征、比喻等方式寓意吉祥、传达喜庆如意的生命意象，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杨柳青木版年画中，画面元素的刻画无高低贵贱之分，在符合人物、物品特征的基础上力尽其美。无论是英雄还是丑角形象，也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各具特色，虽没有精准的造型，却能够充分体现鲜明的性格。杨柳青木版年画装饰性强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套版与手绘相结合，既有木版自身的材质美感，又有手绘的工艺特性。杨柳青木版年画以红、黄、绿、蓝、粉为大的色块套印，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装饰效果，而经过人工精绘、调和套印后的画面，更使整体呈现了喜庆的气氛；二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手绘工艺强化了主题。精致的手绘往往成为画龙点睛之笔，这是与写实风格完全不同的“生动”，甚至是一种夸张的“生动”。比如瞪大的鱼眼格外凸出，扭动的鱼身似乎正要跃出画面。杨柳青木版年画是以其社会审美积淀为源泉的大众艺术和民俗艺术，它既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丹青艺术，在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现代社会更加凸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雍正对西洋画接受的程度较高，乾隆则更加偏重中国的传统趣味。乾隆也很欣赏郎世宁的写实逼真，其御制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赏识，如：“凹凸丹青法，流传自海西”；“我知其理不能写，爰命世宁神笔传”；“著色精细入毫末”；“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写真无过其右者”等等。但颇有中国传统艺术修养的乾隆并非一味地赞叹，也指出了郎世宁的画因形似而造成不足，如前诗所云“似则似矣逊古格”，“奇形即命世宁传，神韵更教廷标写”，认为郎世宁在神韵风采上尚不如中国画。实际上，这也是清代士大夫对西方绘画的看法，如翰林院编修胡敬在《国朝院画录》卷上评论郎世宁说：“世宁之画本西洋，而能以中法参之，其绘花卉具生动之姿，非若彼中庸手之詹詹于绳尺者比。然大致不离故习，观爱乌罕四骏，高庙仍命金廷标仿李公麟笔补图，于世宁未许其神全，而第许其形似，亦如数理之须合中西二法，义蕴方备，大圣人之衡鉴，虽小必审察而善择两端焉。”这种倾向在乾隆朝制作的宫廷版画里也可以看出。乾隆最早送往法国雕版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西洋画的因素更为充分，而后来的《平定苗疆战图》、《平定台湾战图》更趋中国色彩的平面化和装饰性。从乾隆前后铜版的制作上看，他更多选择平面和诗书画合一的中国风格。法国制版的部分作品并不能代表乾隆的喜好，相反，后期的作品更能真实的代表皇帝的趣味，这部分作品都更加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标准，画面用平光，描绘细腻，略带装饰性。

望江挑花纹样的平面化特征来源于老百姓的生活，与剪纸或版画的艺术风格类似，走的是一条平民路线。望江挑花的装饰强调对称与均衡的审美原则，纹样构图取材于生活，师法于自然，利用谐音、寓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精工细作，就地取材，色彩淡雅而鲜明，运用有限的针法表现出了单纯化、理想化的装饰特征，具有吴楚地域“节制”的文化追求，映射出中国传统中朴素、从容的审美特征。望江挑花朴素雅致，就像中国水墨丹青一样，重神略形，意蕴生动，独具形式美感，符合中国的审美观念，体现了东方文化思想。

色彩秾丽轻透、文质沉雅，层次丰富。“姑苏版”多采用墨版套印与敷彩相结合的方式，以敷彩为多，分平涂与晕彩两种。多用松烟墨，质轻、透明，层次丰富。以淡墨色的使用最具特色，有先用浓淡两种墨色套印，然后敷彩；也有先印红、蓝等色后再套印淡墨色，形成暗红、墨蓝，即“环色”。大块的灰色或局部的灰调子，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令色调雅致柔和、更加统一。套色和敷彩所用的颜料由民间作坊以古法自行配方泡制，以水性植物颜料与石性矿物颜料为主，尤以水性植物颜料更适合木版水印的表现。苏州自古绘事发达，颜料制作技艺精湛。乾隆时，在桃花坞周边就有姜思序堂等制作绘画颜料的名店号。这一时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色彩似丹青笔墨般文质古雅，经久不褪，与其所用颜料特性有关。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年画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近京都，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上海钱慧安等介入到天津的杨柳青，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梁平门神画，据传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到清朝康熙、雍正时已相当发达，民国时达到鼎盛期。梁山屏锦铺呈现出作坊上百、画种过千那种“家家雕木刻版，户户描绘丹青”的兴旺景象，其影响遍及周边各县乃至四川、贵州、陕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地。

元末，朱元璋起兵反抗蒙元统治，于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明朝，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北京），推翻了元朝统治，统一了中国。朱元璋出身贫农，自幼寒苦，颇知农业为人民生活之本，因而即位后，便下令丈量土地，普查户口，兴修水利建设，以利封建农业经济发展。同时，对元朝统治下编为匠户的手工业者，从集中在大都或地方官办的工场作坊中解放出来。洪武十九年（1386），“令籍诸工匠，验其工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待，名曰输班匠”。明初制定的这一轮班赴京输役的法令，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从过去杨柳青年画作坊收集到的一张《传刷印匠王登》的传票中，不仅证实明代由各地方工匠轮班赴京的输役制度，还得知服役工匠换班时间是每年的七月。后来又改为以货币代工劳役，每年交纳纹银四钱五分，输班匠即不必赴京服役。明朝统治者的法令，改变了元代那种调拨各地工匠到京都为奴役的剥削方式，工匠们由此可以自由地多劳动，创造生产价值并发挥了个人的劳动才智。手工业作坊也因此得到发展和不断扩大，所以明代后期的织锦、造纸、制墨、烧瓷、雕版印刷术以及珐琅、雕漆等等手工技艺，都得到了发展，社会空前繁荣。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天工开物》刊行，其中关于冶铸、作碱、膏液、丹青等的记载，足以说明当时科学技术发达，人民生活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得到改善。物质丰富，文化提高，相应地对人们思想的变化产生影响，反映在人民大众喜爱的民间美术方面最为鲜明。其特点是随着物质科学昌明，人们不仅对那驱魔逐鬼的门神、钟馗信仰渐渐淡化，同时盼望百福临门、五谷丰收、子孙昌盛、长生不老的思想日渐浓厚。例如正德（1506-1521）初，江西景德镇置御器厂，“官匠凡三百余，而复募，盖工致之匠少，而绘事尤难也。画役募人，日给工食。嘉靖七年（1528）以前案毁不可考；八年，烧造瓷器，其画有：赶珠龙、一秤金、娃娃升降戏、龙凤穿花、八仙过海……”还有“孔雀牡丹、狮子滚绣球、三仙炼丹、耍戏娃娃、群仙捧寿、三阳开泰、耍戏鲍老、穿花鸾凤、出水云龙、海水苍龙捧八卦、花捧云山福海字……”，都是出自民间画工之手，其题材形式都类如木版年画早期之内容。这类反映在瓷器上的绘画若与前代相比，则宋元时期所画除了花卉和婴戏图外，寓意吉祥的并不多见。而明代人物画多吉祥题材。如吕纪《南极仙翁》，朱见深《柏柿如意》，朱厚照作《钟馗》小幅，题“正德御笔”；朱芝垝作《耆英》、《王母图》、《九老图》，妙绝一时；许至震善画《关壮缪像》；章瑾画《寒山拾得》（和合二仙）及宋旭画《货郎图》、陈洪绶的《麻姑献寿》，皆年画题材。

木版年画由古代的“桃人”习俗发展而来，在中国已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中一朵美丽的奇葩，它是以木板雕刻印制出的具有年意的民间画，传达驱鬼辟邪、喜庆吉祥之意。年画也被称作“门神”，早在汉代就已经具有雏形，唐代以来由于佛经的盛传，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促进了年画的发展，到了宋代，市井文化发展繁荣，北宋时期的街头出现了专门出售年画的“画市”，而当时的年画被称作为“画纸儿”。宋金更替时期，出现了“四美图”精美的木刻版画，也是目前为止保存最早的中国木版画。清道光年间在李光庭所著的《乡言解颐》一书中正式提出“年画”一词，从而确定了“年画”的定义，即指木刻雕版彩色套印的，具有年俗意味的装饰门画。在中国传统习俗中，贴年画就象征着要过年了，体现节庆之意，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年画分步范围较广，包括台湾等众多地区都有贴年画的习俗，其取材来自百姓生活，有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英雄形象、花鸟虫鱼等众多内容，也包含有贤母孝子、戏曲故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等各色人物。“家家都会点染，户户皆善丹青”就是对年画的真实写照。在不断的发展中，产生出了具有宫廷和市民趣味的杨柳青年画，粗犷朴实、充满乡土气息的杨家埠年画，细腻工整的桃花坞年画，古朴稚拙的朱仙镇年画，这些年画丰富了中国年画的地域特色和风格特征，使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