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趋势，数字水印作为图像版权保护和内容认证也成为多媒体信息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李军和向长城两位跨学科学者利用Logistic映射产生的混沌序列有序第地嵌入数字水印的方法，研究了基于Haar小波变换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并借助MATLAB编程工具，实现数字水印的嵌入和提取，通过实验证明Haar小波变换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具有很好的不可见性和鲁棒性。在研究土家织锦图像的版权保护问题中，给出并实现了混沌置乱、信息嵌入织锦图像的数字水印算法。此外，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土家织锦保护传承发展结合实践进行了探索。如谭志满、霍晓丽认为传统文化空间的消失，需建构新的文化空间。马振从织锦遗产参与旅游发展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系列解决措施，同时提出“西兰卡普”参与旅游的新的传承方式“旅游生产性传承”。

每个挑花图案造型都是花瑶女性自创的，在挑绣前她们胸有成竹，不用设计和绘制图样，直接挑绣，大胆创新。她们根据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随心所欲地发挥，没有固定的造型图式。作为独特的艺术样式，其立意巧妙，布局合理，图案古朴繁杂，左右对称，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加之针法精细，每件作品都是唯一的，极具收藏价值。花瑶挑花用普通手工缝补针线，用单一的白线或五彩丝、毛线在靛蓝色或白色的粗纱土布上绣成。一条成年女子穿的筒裙大概要飞针走线二十五万多针，陆陆续续地挑绣，持续达五六个月之久，被称为花瑶人粗纱土布上的“长城”，生动体现了花瑶人民勤劳质朴、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花瑶挑花与机绣、湘绣截然不同，湘绣最大的特点在绣制过程中以接色为主，机绣制出来的用线粗细一致，而手工绣品在冋一作品中可根据需要用不同粗细的绣线，是有心人一针一线而成的，是机绣所代替不了的。花瑶挑花既不需要支架也不用事先画稿构图，除了初学者在师傅的挑花图案进行临摹以外，全凭挑花女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巧，以自己心中的构图和对美的理解，循着土布的经纬线进行徒手挑制，用针将五彩丝线挑绣在底布经线和纬线交织的网格上，一切都储存在花瑶女子灵巧的心中、手上，她们随时随地可以随心所欲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用一针一线在布上表达出来，形成色泽绚丽、立体感强的图案。每位姑娘将绣品针线随身携带，利用劳动的间歇时间进行挑花，吊脚楼前，溪边石上，古树林里，到处都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挑花姑娘们。有人曾统计过，一条成年女子穿的筒裙大概要飞针走线二十五万多针，陆陆续续需挑刺六个多月，称为花瑶人粗纱土布上的“长城”。这是花瑶人民坚持不懈、勤劳质朴精神的生动体现。

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团体、一个阶层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载体。例如，麦当劳就是美国的文化符号之一。文化符号虽然是由个体化的事物或个别化的现象充当的，但是这些事物或现象凝结着其所代表的文化的核心观念和精华，具有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如“从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光辉”的滴水”、“一窥可以知全豹”的“一窥”。美国《新闻周刊》曾根据多国网民投票评选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2大文化国家以及这12大文化国家的20大形象符号，美国以华尔街、百老汇、好莱坞、麦当劳、NBA等为形象符号位居世界影响力第一位；中国以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等为形象符号位居世界影响力第二位；英国以英语、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宫、大英博物馆、巨石阵等为形象符号位居世界影响力第三位。可见，文化符号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内必须获得文化个体的广泛认同，对外必须具有公认的知名度和独特的影响力。像所有其他有幸成为民族文化符号的事物一样，壮锦能成为广西的文化符号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壮锦自古以来就以其精湛的织锦工艺、独具特色的图案、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民族内部和民族外部的广泛认同，是经过时间洗礼的民族文化精华；其次，壮锦是广西主体民族壮族最杰出的工艺品，能最大程度地代表壮族、代表广西的地域文化；第三，经典的壮锦图案如万寿花、龙凤呈祥图案能被方便地使用在建筑上、舞台布景上、礼品饰品上，从而成为人所共知的、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的徽标。作为文化符号的壮锦，已经不再是被面、背带这些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用品了，也不仅仅是壮族一个民族的文化产品了，而是属于整个广西区域的共同文化财富和传统。因此，壮锦作为文化符号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获得了更重要、更神圣、更广大的意义。

此图可谓之古代妇女人物图。有历代妇女精英，也有传说人物，都是为人所熟知者，聚会于一堂。娥皇、女英，乃尧帝之女，双嫁舜帝。舜崩苍梧，二女没于江湘。孟姜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罗敷桑园遇夫，不为黄金所动。孟母为教子，三迁其居。木兰替父从军，边关杀敌。西施惑吴而雪越国之耻。弄玉吹箫凤凰台。甘、糜二夫人乃汉刘备之妻，从夫颠沛流离。曹大家乃班固之妹，为兄续修《汉书》。冯小怜乃北齐文穆后从婢，慧黠而善歌舞。孙夫人为吴主孙权妹，闻先主殁，哭祭投江。貂蝉连环计，为汉室除奸。虞姬垓下饮剑，以激励霸王。董双成丹成升仙，成西王母侍女。蔡文姬归汉，谱《胡笳十八拍》。乐昌公主经乱离而破镜重圆。

和《白蛇传》一样，《孟姜女传说》也有若干版本，有些提到了孟姜女的出生以及与范喜良的相识，这些情节在漳州戏曲年画中都未涉及，前本的第一个图像单元就是“范郎姜女成亲”（右列上部）。依照惯例，接下来的情节将出现在其正下方的单元，但创作者却把“蒙恬捉拿范郎”安排在中列上部，之后再转回右列中央的“姜女泗州堂求签”——相关的情节是范郎被抓后，孟姜女担忧他的处境，试图求签卜卦得到指引，得到的皆是恶兆，但她仍坚定地踏上了寻夫之路。这种跳跃式的安排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用中列面积最大的图像单元来呈现冲突感最强，因而也最具戏剧张力的情节——新婚的范郎被捉去修长城。无论孟姜女传说有多少变体，这一内容都是矛盾爆发的关键节点，值得着力刻画。其二是这样的安排能够在构图和内容两方面都达成对偶效果，例如中列图像单元的对偶。

相邻的图像单元有时在情节上并不连贯，如前所述前本右列的“范郎姜女成亲”和“姜女泗州堂求签”，但它们有着类似的室内场景，并置在一起，正好与后本左列上方的两个图像单元“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和“太白神仙指点姜女取骨骸”相对应：前本的单元都含有横向摆放的桌案，后本则皆以城墙为背景，一组室内，一组室外。前本的桌案不是现实中的家具，而是舞台上带有桌帷的摆设；后本的城墙也非写实描绘——“哭长城”中的城墙蜿蜒起伏，分明是软质布景，戏曲表演中以其波动来象征长城倒塌的奇幻景象。两组图像单元分别位于年画的最右、最左两端，一端是幸福的婚礼，另一端是丧夫的哭泣，姜女婚礼上的盛装反衬哭长城时的一身缟素。构图中亦有相似成分：“成亲”一图的桌案遮住了大部分画面，新人只露出上半身；“哭长城”中城墙起着同样的作用，其上的兵丁也只现出上身。右边的“泗州堂求签”对应左边长城下神仙的指点，手持拂尘的人物代表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孟姜女谦卑地跪在地上，不论是求签还是收取骨骸。在福建流传的戏曲表演中，求签问卜得到恶兆的孟姜女并不接受丈夫已死的现实，甚至激烈地表示寻回丈夫以后要拆掉算命先生的招牌，年画中却不表现这一细节，而是描绘孟姜女在泗州堂跪地祈求的情形，以便与后本的动作相呼应。相似的画面元素一右一左遥遥相望，所述情节的反差内蕴张力，从而成就了图像套式与叙事层面的双重对偶。

邱婆婆的画得到了百姓的喜爱、专家的赞赏。1979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与峨影合拍的《四川奇趣录》，专门拍摄了她作画的特写镜头。1982年1月，四川电视台也用一组画面介绍她的绘画风格。邱婆婆的许多作品被外县、外省的文化馆及各级艺术院校收藏，还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外国友人的好评。邱婆婆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

一个社会的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是凭空制造，而是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为前提，与过去文明存在某种继承性。文化遗产是老祖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由历史积淀而留下来的。它分散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可能在人群密集的大都市，也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生存技能。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长城、故宫、圆明园、京剧、昆曲等，还有许多文化遗产正在等待我们的认识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河口木版年画就是长江流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最贴切江汉平原百姓生活的民间艺术，也是荆楚文化最重要的艺术载体之一，体现了中国人普遍且稳定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生存体验，代表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便是到了新的时代，老河口木版年画所传承的文化灵魂，仍然被最广大的民众所认同，激励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在未来，老河口木版年画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一定会持续发挥它的社会功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它的力量。

1972年形成了最早的世界遗产公约，当时主要分历史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主要指有固定空间形式的文化遗产，简称“物质遗产”或“有形遗产”，例如长城、故宫。在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逐渐形成强势文化对弱势边缘文化的侵蚀，当经济迅猛发展到每个地域后，相应而来的是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许多民族的无形文化正在急剧消亡或迅速变异。世界的未来似乎只有一种经济方式、一种物质方式，人类将在一种价值观念中生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习俗、不同生存价值观被忽视，被强势文化统辖。有学者指出：“但实际上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类和谐生存的精神问题，幸福的概念被物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的问题，关注人类自己生存的根系，关注不同族群的历史生命记忆和独特的生存象征，开始关注人类文化不同的精神存在。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设立了《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公布了世界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亚洲4项，中国的昆曲和蒙古的马头琴入选。”

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后，为了恢复元朝统治，与明朝进行了10余年的战争。明朝洪武、永乐皇帝多次进军蒙古地区，但仍未达到消灭北元势力的目的。蒙古统治者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失利。这样，明朝与蒙古以长城为界各自为政，形成南北对峙260余年的局面，到17世纪40年代才告结束。

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李济认为：“中国人要多多注意北方，这里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倘若以长城为界限，中国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夏商周三代之前，也就是四五千年前，应存在一个‘早期国家’阶段，显然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都处在从氏族演变到国家的转折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迹的时代恰好与夏建国之前的传说帝王时期相符。毫无疑问，红山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发端，也是蒙古族文化的开端。

明清时期，植棉业以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为主，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以明制为准）。明代以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高，品种最为丰富。

刘秀花曾多次应邀参加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妇联等机构组织的免费培训。得到北京市政府对非遗的奖励，得到了房山区文化主管部门对非遗传承的大力扶持。此外，由于北京是诸多驻华大使馆所在地，也是世界级会议最常光顾的中国城市，所以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也常常被当作国礼送出。例如，在北京市政府的布置下，刘秀花的京绣现代作品《算盘》被赠给了沙特阿拉伯大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刘秀花刺绣出了带有北京奥运会会标、长城、城门图案的《飞跃》这种来自政府的订单扶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京绣面临的市场窘境，也增加了京绣对政治因素的依赖性。

乖乖花瑶女是水做的，有水一样的晶莹透亮，柔软漂亮；但又有水一样的韧性耐性，有“水滴石穿”的干劲与力量，简直就是不知累不知苦不知疲倦的“神仙女”。她们一双灵活的手，用普通手工针线，用单一的白线或五彩丝、毛线在靛蓝色或白色的粗纱土布上一针一针地挑。一条成年女子穿的筒裙大概要飞针走线二十五万多针，陆陆续续需挑绣六个多月，被称为花瑶人粗纱土布上的“锦绣长城”，也被称为花瑶女性“流淌着的血液艺术”。

如果景点需要什么“货”，她就会根据管理处领导的要求织什么，她的织锦产品很明显是为旅游业服务，其功能是审美和装饰，而实用价值已淡化。如孔雀图案的背包和“西兰卡普”斜挎包，只能装一点东西，游客买回后并不常用。她织过的产品也主要是包包，有时也织少量的壁挂和小孩的背心。但是由于成本较高，卖价也高，游客多半承受不起，只是欣赏半天，最后买的人很少很少，这些产品主要是单位作为纪念品购买。店里的织锦包包的图案，除了孔雀外，还有万里长城，仅此两种。

刘秀花是宁国玺的嫡传弟子，也是京绣艺术的集大成者，对京绣中的两大派别金绣和绒绣都十分精通。20世纪80年代，她曾为北京评剧团绣过龙袍，其代表作品有《九龙壁》《九州同庆》《长城》《百子图》《腾飞中华》等。这些年来，刘秀花获奖无数，2005年，在“双学双比”的活动中，被评为北京市“巧娘先进个人”；2007年她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2008年，由阿曼、科威特、苏丹等七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夫人组成的旅游观光团，在全国妇联陪同下，来到了她这个别致的巧娘工作室参观。参观者对中国民间艺术赞叹不已。2011年，刘秀花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从业40多年来，刘秀花的作品远销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及东南亚等111多个国家和地区。

（5）北京燕都刺绣厂。北京燕都刺绣厂位于朝阳区双桥火车站附近，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现存生产京绣的最后一家厂。根据燕都刺绣厂的老厂长吴国树介绍，燕都刺绣厂隶属北京朝外街道联社，创建于1979年年底，它的前身是由6个老太太组成的为北京首饰厂加工的小生产组。发展到1988年该厂已实现产值240万元，利润50.9万元。1984年年底扩建了厂房，占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正式职工126人，产品由建厂初期单一的绣片扩展为九大类百余种花色。70%为出口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朝外街道联社的尖子企业。以出口日本的服装为例，主要是和服式浴衣，上面有精美的手工刺绣，刺绣的图案一般由日方指定，大多是传统的花卉图案和仿古图案较多，如菊花、牡丹、蝴蝶等。一些仿古图案要求原样复制，并且是纯手工绣制。使用的面料也多是传统的库缎和软缎，100%的真丝面料。燕都刺绣厂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市场动态和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调整产品的形式、花色和面料，并广泛开发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产品服务的辐射面。当年在长城饭店、兆龙饭店、北京饭店、友谊商店、燕京书画社、天坛公园等开设销售点。在产品方面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最开始的龙袍、官服、绣片、靠垫、挂屏、古装衣、武打衣、坎肩、鞋面到实用型的服饰类，不断地摸索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将京绣图案应用在睡衣系列中，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年产量达到6万件。在图案方面也是大胆创新，选择能表现中国文化的古老传说、民间故事、历史人物等图案，如龙凤图、金陵十二钗、百鹤图、汉武帝像、寿字、百子龙灯、鬼蛇、五毒坎肩、龙袍等。绣工的技艺也不断提高，八九十年代是燕都刺绣厂发展的最好时期。今天燕都刺绣厂主要以生产销售一些旅游工艺品来维持生计。燕都刺绣厂辉煌时制作的5米多长的《春江花月夜》曾在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上获奖，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在北京市工业促进局的支持下，赴法国参加了巴黎万国博览会100周年庆祝活动。北京“燕京八绝”等工艺美术品中共计15人和单位集中获奖，其获奖作品特点为：一是宫廷特色浓郁、二是民族色彩浓厚、三是做工极为精细、四是民间色彩浓厚。

从文化角度看，北京是多朝古都，民间文化十分丰富，既汲取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精粹，又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民间风俗。从青砖灰瓦的胡同和四合院，到古色古香的潘家园和琉璃厂，再到百年传承的绢花和毛绣艺术，无数历史悠久的古建遗址、多姿多彩的非遗艺术、饱含生活气息的节日风俗，以及数不胜数的民间传说在这里汇聚融合。以北京老城为中心，以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依托，共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正是这些老北京独特的民俗民风和文化特色，为京绣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杨玉柱：生于1972年1月，1991年进入南京云锦研究所，从事南京云锦的图案设计、意匠和研究工作。设计主创了“敦煌伎乐舞”、“万象更新”、“三阳开泰”、“獬豸”、“云龙”、“双凤”、“风云白马”、“富贵升平”、“辟邪”等30余件作品，与张洪宝合作的织锦挂屏“松龄鹤寿”获2003杭州西湖博览会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优秀奖。发表的论文有《浅谈云锦的配色》、《论云锦的图案设计》等。2007年，由杨玉柱设计的“云锦千年祝福系列——长城”、“云锦千年祝福系列——天坛”被选为2008年奥运特许商品；云锦工艺品“文明之师、钢铁长城”赠送驻港部队，作为进驻香港十周年的纪念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