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6500-5000年间出现了著名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鸮鸟（猫头鹰）、龟、鱼等动物形象的玉器，其中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碧玉龙、黄玉龙最著名，被形象地称为“猪首龙”，躯干弧卷呈蛇形，颈背又似马鬃。这是多元复合体的神龙。

辽宁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标志着红山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有关专家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其显著特征是积石冢盘踞各山头，冢内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中砌筑石框界，墓上封土积石，层层迭起，突出了墓主人凌驾于众人之上“独尊”的地位，可见墓主人拥有“王者”的权力。这是早期礼制的雏型，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规范，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蒙古族人在创作各种民间工艺时，按着民俗观念而自由地表达情感、理想和愿望。民间工艺品大多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在这些器物的装饰纹样上，率真、自然、质朴、简洁、明快地表达着民族心理。远古时代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青海彩陶纹饰的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及后来的匈奴文化、东胡文化等，给予蒙古族图案艺术以极大的影响。这不同时代的图案纹样，冲破时间的间隔，至今在蒙古族民间图案中仍然闪耀着瑰丽的异彩。

从北方民族原始美术看，造型行为产生于很早的实践，史前时期的人类，就具备了这种机能。写实性或变形的阴山岩画，赵宝沟文化的鹿神，红山文化的玉龙，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纹，这些原始文化的造型，都是现今表现风俗的雏形。

北方民族用自然物装饰自己的习俗形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颈饰项链。2000多年以前的东胡、匈奴墓葬中都出土过头饰，匈奴的头饰复原后竟然与现在的鄂尔多斯头饰极为相似。蒙古族首饰非常丰富，有发饰、颈饰、耳饰、手饰、面饰、冠饰、带饰和佩饰等。

6000多年前，人们对龟就很崇拜，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出土玉龟，淡绿色，龟背略鼓起，近六角形。

古代东方沿海地区有个鸟王国，与古史传说中的太皞、少皞有关。“太皞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太阳崇拜的东夷部落集团共有九部，合称九夷。太皞、少皞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对以后的东胡文化有直接影响。

夏家店下层文化图案艺术的高度成就是北方民族图案艺术悠远长河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可以说后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图案造形规律与装饰纹样都是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的。

远古有“葫芦文化”，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发现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葫芦形祭坛。进入后殿，略呈筒形袋状，即葫芦状，摸拟联颈小葫芦的小圆球下面相随着一个大圆球，寓意“日月相会”。这是红山文化“女神庙”葫芦文化的具体一例。

乌兰哈达（赤峰）等很多地区喜欢燕子图案，蒙古人对燕子有着深厚感情，这与远古传统文化有关。内蒙古翁牛特石棚山墓地红山文化陶器中发现作昂首张口状的鸟形壶，辽宁阜新胡头沟发现了鸟形玉器，经考古学家证实，当时鸟族是红山文化古城古国的第二大族。而“鸟族中的鸮族与燕子族则名列前茅”。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北方民族哲学诞生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已创造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草原民族的天道观念这时已经非常明确，原始氏族对天体的崇拜与敬仰，对后来子孙影响极大，宗教观念渗透到了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李济认为：“中国人要多多注意北方，这里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倘若以长城为界限，中国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夏商周三代之前，也就是四五千年前，应存在一个‘早期国家’阶段，显然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都处在从氏族演变到国家的转折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迹的时代恰好与夏建国之前的传说帝王时期相符。毫无疑问，红山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发端，也是蒙古族文化的开端。

东胡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和匈奴同种同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东胡就活动在蒙古高原东部一带。他们以崇拜鹿、并“尚玉”而传承了红山文化。崇拜狼图腾的匈奴和崇拜鹿图腾的东胡人相互融合。乌桓、鲜卑是东胡的两个分支。

蛇在北方草原的远古文化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从蒙古国诺彦乌拉岩画到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都可以看到许多蛇形图案。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开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直到东胡和匈奴的铜饰牌等，都有很多蛇纹图案，说明在北方古代各民族中对蛇神的崇拜十分流行。蛇崇拜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产物，它对以后民间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蒙古族以某些图案符号为媒介来认识外在世界，其本源是扎根在原始艺术的基础上，由最早的图腾符号发展而来的一种极为自由的造型方式，带着人类原始的思维特点。在远古时代，种种自然现象总是让人类感到神秘而恐慌，人们将支配早期人类生活的自然物神化，视其为具有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巨大能力的神灵，从而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对其加以膜拜，希望以此得到庇护，以期获得平安顺遂的生活。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统治着早期蒙古人的思想，我们可以从早期的蒙古族图案表现中找到这种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痕迹。比如，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蒙古高原上发现的各种动物图案、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图案、东胡与匈奴的铜饰牌中的动物图案等，这些图案符号是当时生命精神表现超越于生命物质存在的一种努力与尝试，表达了原始社会的精神需求和原始心理。

侯桂芝小时候和小闺女们剪的这些“媳妇人儿”，竟然和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祭坛的孕妇像、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女神像、河北滦平县后台子出土的女神像，甚至在西班牙、法国考古发现的史前女神像，都是一个身材！而在满族的口传神话《天宫大战》中，地神巴纳吉额母妈妈的形象也是：“腹乳如山，养育万物”。

北方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古代草原文化，对欧亚草原地带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这些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将会对欧亚草原民族历史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意义十分重要。而北方民族文化从红山文化及夏家店文化开始，不论是北狄、匈奴、突厥，还是东胡、鲜卑、蒙古，这种传统文化一直不曾中断过。

西拉沐沦，自古以来适于人类与动植物繁衍生息。这里人杰地灵，是红山诸文化发样地，中国北方民族的摇篮，是东胡、乌桓、鲜卑、室韦、女真、契丹的故地。清初以来是昭乌达、哲里木以及后来的兴安三盟蒙古族的生存之地，又是其红山文化形成、发展之地。

图腾思维影响着氏族的艺术活动和审美趣味。在氏族时代向部落时代发展进程中，随着氏族不断融合，图腾形式也不断变更和融合，一个氏族往往有多种图腾，周边相邻氏族也会崇拜同一图腾，使图腾文化斑斓多姿、五彩缤纷。氏族图腾的交往融合，也是氏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图腾崇拜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退化以后，图腾形象渐次在人们的审美视线中模糊，它的神圣性被弱化，图腾形象在逐渐综合各种图腾符号后失去了原形，上升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回忆。我们研究民间图案时，应该首先探究它的文化观念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才能了解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功能。蒙古族图案中蛇纹、鸟纹、龙纹、凤纹、犄纹、回纹以及狼和鹿的图案，有些已完全失去了原型，成为远古图腾文化的象征和回忆。岩画中的各种动物，红山文化的玉龙，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蛇等各种动物，东胡与匈奴的铜饰牌中的动物形象，鹿石文化的鹿等都有图腾崇拜的神圣含义。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的玉猪龙，使人们了解了远古时期，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神秘的猪龙崇拜。而在5000多年后的今天，辽西及东北地区的民间仍延续着龙与猪共同祭祀的习俗，那就是二月二的“猪头节”和“春龙节”。医巫闾山北麓发现的剪纸“猪头花”，就是上供时摆放在猪头上的。

距今6500—5000年间，出现了著名的红山文化（乌兰哈达）。学术界认为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史，都不是在一个封闭空间进行的。对于北方古老的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基因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民间文化在消亡，不等于文化基因的消失。文化基因的传承，民族文化创造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自觉深刻的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那些民间美术和民俗生活水乳交融的文化存在。我们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可以看出，悠悠辽河孕育了北方文明的起源。它关系到蒙古文化的起源也关系到华夏古文明的起源，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宝库。

草原游牧文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绵延不断，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祭坛的发现，表明5000年以来红山文化时期已形成了文明起源的各种因素。红山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被以后北方各时期的文化所继承。42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来的东胡文化、匈奴文化、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和蒙古文化等汇聚的文明之河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红山文化翁牛特石棚山墓地陶器中发现鸟形壶，作昂首张口状，尾端有七个小孔，原来可能插羽毛，艺术性较高。考古学家从辽宁阜新胡头沟的各种鸟形陶器和鸟形玉佩中了解到，这种鸟形就是后来凤的最初形态。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是墨绿色圆雕，呈“C”字形，这是发现最早、器形最大的龙形玉器，它比中原文化的龙图腾要早一千多年。红山文化普遍发现的古代殉葬用的小玉龙，属“猪嘴龙”。在辽宁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属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庙内堆满大大小小的泥塑神像残块和庙建筑构件。有6个不同的女神像个体，最高者将及5米，当是众神之中的主神。一尊女神头像经权威部门鉴定为国宝。女神庙的发现对北方民族文明的起源史、宗教思想史和雕刻艺术史的研究都提出了新课题。

在大兴安岭阳坡、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这块益于人与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200年的赵宝沟文化、其后期的富河沟文化，以及距今6600—5500年的红山文化、随后出现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2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3100-2700年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等新石器文化。考古界称它们为红山诸文化。先人们随着气候与雨水的变化，以采集与狩猎经济形态，或者以采集与耕作经济形态生存，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打磨石器、雕琢玉器。精美陶器、青铜器与岩画。而进入畜牧经济形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史学界认为它是东胡人的创举。

蒙古包哈那纹在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有些学者称为“鱼网”符号。我们从内蒙古小河沿文化陶器中看到了哈那纹（鱼网），在红山文化C型玉雕龙高扬的长鬃后部，似乎也是用这种符号装饰。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到今天广泛流行的人类共通的具有生生不息内涵的生命符号，它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密码。

蒙古族的传统艺术中，民间图案非常丰富，多彩多姿；上下几千年，纵横数千里。从蒙古族常用的哈木尔图案、卍纹（图门贺）、犄纹、回纹、龙风、卷草、忍冬纹等看，把遥远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匈奴、东胡、蒙古文化连接起来，成为丰富灿烂和博大的自成体系的艺术世界。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多，形式之多样，实属罕见。蒙古族民间图案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宝库，对这样丰富的审美创造，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继承的。我为此努力探索了几十年，1976年有机会在牧业学大寨的工作中到西苏旗诺干诺如当过一年的牧民，这是我收集整理蒙古族图案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从广大牧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那些绚丽多彩的民间图案艺术使我对民间图案的知识很快丰富起来。我还从农牧民那里得到了很多关于蒙古族图案背后的知识，比如图案的内容、形式、用途、名称，图案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美学、趣味等等。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拉善盟，从锡林郭勒草原到鄂尔多斯高原，在牧民家中见到了更丰富的城里很难见到的人间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进一步认识到民间美术和民间图案是蒙古族人民独特的艺术创造，是为了美化自己生活的创造，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美学趣味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劳动群众活动的地方，便会有民间图案的存在。任何到过草原的人都会感到美在民间，民间美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也是精神力量的支柱和基础。这些年来我在艺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位艺术家真正吸收了消化了吃透了民间的传统，让这些民间文化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去，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来。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要从民间文化中去找，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找，一个人的作品没有特点意义就不大了，可以说民族特点是艺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