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于木版年画制作的老艺人的相继去世，年轻人又热衷于对前卫的、现代的艺术和生活的追求，所以使民间木版年画呈现了一种青黄不接的状况，使凤翔木版年画一向的单传方式成为年画改革中最为严峻的问题。而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像邰立平说的那样对民间的、传统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更多的追求的是时尚的、流行的东西，对于传统的东西大多人不了解，似乎也不想了解，也就更谈不上兴趣了。现在对很多年轻人说起民间艺术的时候，他们脸上更多的看到的是一种茫然，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所说为何物。民间艺术品曾经很流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再高，年画的鼎盛时代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来喜欢民间的艺术，但在这个民间艺术消亡比产生还快的时代，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民间艺术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地把它发扬光大。

神奥莫测的萨满教崇拜狂热以及那种种令人惊叹不已的神术活动，同世代都在虔诚信仰本氏族宗教神威的北方诸民族一样，一向被世人感到无限敬畏和好奇。在我国历朝典籍中，有不少属于北方萨满教信仰的零碎记载，均视为东北夷诸民族中的一种特有巫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千余年来北方诸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核心史观，便是萨满教文化的传承史。萨满教是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萨满们那灵珮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采，那激越昂奋、响彻数里的铃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那独具英风、百代讴诵的北国神话和英雄史诗，那秘传儿孙的古史古训古药古卜以及先辈驭火、治水、罟狩、孕婴、训世、辨星、操勇等技能经验，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萨满是民族之师、民族之神、民族之魂，承继着民族精神文化的全部遗产，从而享得全民族的敬重。往昔，萨满教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不仅妇孺皆知，而波及的地域遍及白山黑水，文化氛围之广袤是非常辽阔无垠的。北亚和东北亚，处处皆然。尤令人惊奇的是,在公元一九九〇年的春雪季节，我们还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深处，请到了正在捕犴的鄂伦春族著名萨满孟金福老人，击鼓诵唱年轻时神授的萨满歌舞。撮罗子里的鄂族男女欢笑着拊手相和，十分热烈感人。也是在公元一九九〇年谷雨后，我们在吉林省永吉县杨木乡发现了一户满族珍藏了百余年之久的萨满手抄满文神谕、神像、神偶及其它神器等珍贵实物。可以说这是近些年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清季原始实物。实物制做年代至少要超过二百余年，具有极珍贵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萨满教在北方各民族中的存在与影响，并未因时代的推移而消逝或褪减。事实上，我国北方萨满教活动区域的诸种文化形态、现象与影响，也早就为国内外许多学术界所注意和重视。不少学者不辞艰辛，久住民家，跟踪记录和研究，期盼能登入萨满教“万神宝殿”，畅览我国北方先民筑建的原始文化神秘之宫，进而揭开北方诸族所共有的传统宗教理念之谜。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经典文献和其它论著中有关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的分析和论述不多。恩格斯的《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1878年）批判过通神论的心灵论，涉及到一些精神现象中的神秘主义。但其主旨不是从宗教心理角度研究“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问题。普列汉诺夫曾在《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索》中提到应把宗教感情作为宗教的构成要素之一，但却未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我国的宗教研究者在“十年动乱”之前往往把这类性质问题视为神秘主义的胡说而不屑一顾，近年来开始改变。任继愈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1981年）对于佛教的“禅定”修习的实质和心理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并提出：“把佛教的‘禅定’作为一种宗教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来考察，很值得引起注意。”这事实上涉及到了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问题，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首先从佛教角度出发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对神秘主义不屑一顾是不对的。宗教信仰者所谓的宗教感情或宗教经验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但宗教之为宗教，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与宗教的本质特性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没有神秘主义的“宗教”（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唯理宗教，托兰德的“自然宗教”、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俄国造神论者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宗教”之类）本质上不是宗教，而是无神论哲学的变形。因此，研究宗教也得研究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为了比较具体地把握宗教的本质与秘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有必要把宗教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这个一向被忽视的领域。

从上列两地经书文本名目可以大体看出，越南瑶族有许多宗教仪式与活动。事实上，越南瑶族一年中各种大小宗教仪式与活动从不间断。根据越南学者的报告，有许多小型宗教仪式经书里未反映出来而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八月革命前，瑶人迷信观念比较浓厚，宗教活动频繁，内容涵盖农耕、采集、渔猎、迁徙、立村建房、婚姻、生育、疾病、丧葬、征战、祭祖、超度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八月革命后，越南政府提倡科学，发展教育，破除迷信，瑶人宗教仪式与活动有所减少，但一直未消除，尤其是瑶族一向重视的人生关节礼，如婚姻、生育、挂灯、度戒、病丧、年节祭祖等等祭祀活动，被视为生活中不可少的内容一直予以保留。

奸商的欺诈瑶民深居高山，生性质朴，缺乏文化，对外面市场了解甚少。一些汉族奸商或短斤少两，或以次充好，或低买高卖，欺诈瑶民。在以货易货中，常常是一根针换瑶民四个鸡蛋，一两盐换瑶民一根杉木或一斤山货，交易极不公平。个别奸商甚至勾结官府，加害瑶民。1930年，一位商人路过灌阳县杉罗源鱼塘村。他把货担放在村头，声称去小便，叫几位瑶家小孩代看。瑶家小孩一向诚实，便坐在地上帮他看守货担。商人转一圈回来后，便高声叫嚷，“你们这些瑶古佬，大白天偷我的货，偷我的钱，赶快赔给我。”七八个小孩就要七八家赔。瑶民感到冤枉，不愿交钱。商人便跑到县府告状。结果县府也不调查，判该村全村赔偿。

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对立着。这决不是又可以用其他概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来解释的，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这种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纯粹概念为转移的，就象自动纺机的发明和铁路的使用不以黑格尔哲学为转移一样。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构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末，他就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种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存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种本质……

“自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岭南区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广佛周期。此时佛山扮演着双重城市角色，既是岭南二元中心市场体系的中心城市，承担广货与北货宏大交流的商贸枢纽；又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民生日用品生产基地，提供满足国内及海外的多样性产品需求。从佛山运出的精美广货及其丰厚利润，吸引了十八省商人和四处来谋生的手工业者。‘走广’成为全国商人的时髦行动和共同追求。”木版年画与其他“广货”一样，各江年画汇集于此，又通过佛山“广货”销售渠道将佛山木版年画和各地汇集于佛山的年画销往全国。“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当时佛山产的朱纸（硃纸），每年有二三千箱运销云南、贵州”，佛山木版年画也随朱纸一同销往云贵。佛山借助外来纸张加工生产的染色纸销往国内华北、东北、山东、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及安南、暹罗、缅甸、印度、南洋群岛及其他华人聚居的海外国家，并在上述部分地区集散，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地区。佛山木版年画一向有由纸店销售的传统，可以推断，佛山木版年画也随纸一同销售到了上述地区。

杨柳青年画在清初进入繁荣的发展时期，迄至清末，一直长盛不衰。在这两个半世纪里，杨柳青木版年画究竟出了多少品种，共刻了多少套画版，是难以统计的。各画店对画版一向注意保管，故杨柳青及附近村镇所有的画版基本完整；有资料记载只在19世纪中期，著名的齐健隆及戴廉增画店曾遭火灾，损失不小。

绵竹是我国四大年画基地之一（其它三者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绵竹年画起于何时，今已无考，明末清初，绵竹年画事业发展的规模很大，可谓黄金时代，如嘉庆年间绵竹县城关和乡村的年画作坊仍有三百多家，城内最集中，约九十多家。不少著名画师、刻工都聚集在这里，诸家作坊都有一批熟练的印刷艺人。他们绘制的各类年画一向享有盛名。另外，在绵竹县城周围的十多个乡镇，也有很多作坊，以县城为中心，全县印制门神年画成风。当时从业人员达千余人。行业的行会叫“伏羲会”。年画最低年产置也在1200多万付（一付二张）。绵竹久已形成城乡两大画市，称大市与小市，农历冬腊月为旺季，大画市在城内南华宫，小画市是清道乡通往县城长约十五里的街市。绵竹有民谣：“南华宫中去看画，东门河坝去看花。”每年的画市，是一年一次年画竞赛大会，盛况空前，各乡的艺人竞相将自己的作品带来应市，而来自各地的行商云集绵竹进货，由于山高路远，此种盛况自每年端阳节后便已开始。长期以来，绵竹年画畅销四川各地和云南、贵州、西康等地，又大置行销于陕西、甘肃、湖南、湖北以及西藏、青海一带，同时还远销东南亚一些国家。

明清两代三教融合的思潮有增无减，其特点不是体现在正统的或官方的三教代表人物方面，而是渗透到民间信仰中。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关羽一向被儒家认为是忠义的化身，因为关羽的性格、行为比较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受到儒家的极力推崇。清康熙四年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追封关羽为“武圣”，关羽与孔子为文武两圣人，孔庙称文庙，关庙称武庙。孔子的墓地为孔林（山东曲阜），关羽的墓地为关林（河南洛阳），甚至另一处还享有皇帝墓葬地才有的称号，即“关陵”（湖北当阳），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帝王以外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人们把关羽与孔子相提并论，可见儒家对关羽的尊崇。历史上关庙一直由道士掌管，道教以关公为伏魔大帝、荡魔真君、协天大帝，是四大元帅之一，位列道教神系的高层。明代道教文化盛行，关羽被奉为道教尊神，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后，为了扩大影响，也吸收了一些我国的民间神灵和信仰。约隋朝以后，佛教就把关公拉入了护法神的行列，许多佛寺的伽蓝殿上也供奉着关羽塑像，如杭州灵隐寺。在中国的佛寺中，将关羽作为护法伽蓝的寺庙几乎是十之八九。

我们知道，我国江南地区，盛产蚕桑，一向有“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说法。在蒙古民族中，自古以来也有家家妇女善于刺绣的传统习惯。在古代，不论蒙古族贵族妇女，还是贫苦的妇女，一律学习掌握刺绣。蒙古族姑娘从小就学习刺绣，掌握家中各种针线活儿的技能。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专门的学校和教师指导的，主要是从母亲熟练的针线，刺绣中得到的启发和培养的。少女从十来岁就开始了学习刺绣，开始时绣各种荷包，袜底，到十五六岁掌握了一定的刺绣方法后就开始绣各种花鞋，马海靴等，同时可以剪裁各种衣服，蒙古袍，有些聪明能干的姑娘不满足于从母亲那里面学到的刺绣技巧，就去求教于本村的一些巧绣能手，称他们为姐姐，从她们那里耐心地学习各种高超的刺绣技巧，并缝制各种衣帽等，学习各种套袖、衣襟、耳套的制作方法，在各种不同的底布上刺绣各种花卉、鸟兽、以及各种自己所喜欢的传统图象。有些姑娘因刺绣的优美而得到周围人们的称赞，引起其他姑娘们的羡慕。蒙古族自己所用的衣帽、花鞋、靴子、针扎、碗袋、枕套、鞍垫、绣花毡（希日特格）、门帘等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已用自己的双手精心地设计、刺绣出来的，所以蒙古族姑娘和妇女家庭刺绣和针线活而十分繁重。蒙古族民间有一首“荷包歌”是这样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