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妇女生产时，都由女性接生，男人都要回避，即便是产妇的丈夫也不例外。如果是难产，男主人还要立即请鬼师来家做法事驱魔逐鬼，确保产妇顺产。婴儿生下来后，主人要在大门口最醒目的地方插上草标，以此警示外人不得擅自闯入，避免给产妇及新生儿带来病患之类的不吉。即使是外家人来看望产妇和新生儿，也有许多禁忌，特别是属相与新生儿相克的人是要绝对回避的。新生儿的胞衣（即胎盘）要深埋地下，不能让猫狗之类的动物吃到。产妇坐月期间，足不出户，只能呆在家中，更不能到别人家里去。产妇到别人家去将被视为给别人带来“晦气”、“霉运”，一旦违犯，产妇家要行“挂红”之礼为他人消灾除祸。所谓的挂红，就是向这家送去公鸡甚至大肥猪之类东西作赔偿。新生儿出生三天内不能洗澡不能穿衣服，只能用布包裹，三天后要行洗三朝澡仪礼才能穿衣服。洗三朝澡的水要用稻草、带壳鸡蛋等煮沸而成。沐浴后，还要行“洗百口”之礼。即由婴儿的奶奶或母亲用口嚼碎一口饭喂给婴儿，谓之洗百口，以此喻言小孩今后能吃会长，健康成长。

所谓“食人命”，就是瑶族内部因各种纠纷致伤人命，一人被杀害，其亲属即携酒报知其舅父和妻舅，被报者闻讯，认为要复仇，又携酒报知其舅方，这样递相传报，内亲外戚齐集一起，买酒杀猪杀牛，大吃大喝，同时送一条猪腿挂在凶手门前，表示要“吃人命”。对方必须找亲属兄弟商量，如认为应该赔偿，就请中人调解，除赔偿巨额人命钱外，所有吃喝开销均由凶手一方承担。如认为自己有人支持，不愿赔偿，事情就扩大为“搞是非”，导致械斗过去，一个排内部或排气排之间，因财产、土地纠纷、通奸、偷盗等等引起争执，各不相让，千方百计想压倒对方，搞是非即由此而起，一旦发生“食人命”、“搞是非”，最终双方当事人以至其亲属家破人亡，两败俱伤，造成世代为仇，生产也受到极大破坏，某些上层老人往往就把小小的纠纷加以挑拨扩大，以便从中取利。他们调解纠纷可得“行路钱”、“饭菜钱”，暗中还收受“手背钱”（贿赂），甚至串通官府插手，敲榨勒索。解放后，人民政府禁止用“食人命”、“搞是非”的办法去解决一切纠纷，强调必须由政府负责调解仲裁。过去瑶排内部的偷盗者往往被处以死刑，死者家产只好全部变卖供办事人吃喝。为改变这一惩处制度，人民政府严令禁止由瑶老自行判处和执行刑罚，而必须由政府处理。这样，瑶老的某些政治权威消失了，上述阻碍瑶族社会发展的严重消极因素也被消除了。

端犁当有人丢失财物并诬赖他人偷去时进行端犁神判。具体做法是用1只白公鸡、1块白布、1碗酒、9斤木炭、1个铧口、1个吹火筒、5—8名证人。失主和被嫌疑者与毕摩一同携物上山，除了木炭用来生火烧炙铧口，其余东西摆上，由毕摩念经。待铧口烧红后，在嫌疑者的手上放9根树枝，上铺白布，用火钳夹铧口放上。嫌疑人慢走9步，如果白布和树枝均未燃烧即证明未偷，否则就是偷了。如果9斤木炭烧完，铧口还烧不红，也证明嫌疑人“确实偷了”，嫌疑者再要求捧铧口也不允许。如经上述测试后证明嫌疑者未偷，则失物之人要按盗窃者论处。事后，胜者要杀牛请客，败者则按失物的价值再加一倍赔偿给对方，并承担神判的一切费用，还要买1匹马给对方表示赔礼道歉和服从神判。

据说有一个儿子，结了一个爱人，当时还没有小孩。母亲在家煮饭，让儿子与媳妇出去耕地。正是春耕季节，要播种。晚上媳妇被她母亲施的毒药猫法术吓到了。她就跳到柜子里躲起来。在我们羌区说，面柜子是毒药猫的交通工具，像马、车一样。那天晚上那媳妇躜到柜子里去时，那老人婆恰恰又是毒药猫王子。毒药猫王子，就是那一天晚上，四面八方的毒药都要来她这，来受训或接受任务之类的。她骑起面柜子出发。她开会的地点，所有的毒药猫都来了。他们掷骰子。那老人婆——那毒药猫王子输了，要拿出很多酒肉来赔偿损失。媳妇就躲在柜子里听老人婆说些啥子。老人婆宣布：“明天午时，我既然输了，我就要按我们的制度，把我的娃儿拿出来给你们吃……”媳妇听到，吓得昏了。因为她们感情相当深。第二天，他们在田里休息时，她滴了眼泪，滴在她爱人脸上，他才发现她在流泪。他问她：“今天是咱个事？”要说，对方是她爱人的母亲；不说，他的爱人又会被害死。她忍了又忍，眼泪不住地流。最后在他的催促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爱人。他爱人听了说：“我有办法。”他说，即使是亲生母亲也不认了。在他们做田做到一半时，他的母亲就来了，带来牛草与馍馍，要他们吃午饭。那妈妈要去喂牛吃草。儿子要母亲吃饭，他自己拿牛草给牛吃。牛吃了的确眼睛红了。那儿子就把牛鼻索拉一拉，牛退到崖边，就被他杀了推下崖去。牛一死，他母亲回家，也死在门槛上。

除《水书》外，水族民间还有许多关于转化的说法，如水族诸语“吃一口，吐一盆”指吞下丁点不义之财将会以千万倍来赔偿，就形象地体现了因小失大、大小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思想；又如“极度狂欢，大祸来临”，反映乐极生悲的朴素辩证哲理。又如“水软水钻山，石硬石成灰”、“蛇身不弯行路难”、“恨耗子吃米，不能把仓都烧掉”等谚语，反映事物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原理。在水族机智人物故事、动植物故事里，通过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诸多艺术形象，也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弱强转化的思想。

（3）亲族间按亲疏和事件大小相互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参与“食人命”或被“食人命”的赔偿，以及其他刑事重大案件的赔偿，直至参与械斗；

（9）国家增加投入与广泛深入动员全社会参与、实行对口帮扶相结合。国家和瑶族地区各级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各级财政、有关部门和银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加了扶贫投入。国家和广西、贵州、云南共同投资兴建的南昆铁路，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主干工程，也是全国最大的扶贫工程。南昆铁路正好横贯三省区的百色、兴义、罗平等连片贫困区域的地、州、县，它的建成通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区域边远闭塞、交通不便的状况，为沿线壮、苗、瑶、布依等各民族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也清除了造成贫穷落后的一大根源。建设南昆铁路200亿人民币的投资，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给沿线的土地赔偿费、居民搬迁费、民工劳务费等，使沿线的贫困人口直接增加了现金收入。出海大通道的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南昆铁路连接沿线城乡的公路网络的建设，都大大改变了沿线大化瑶族自治县盘山公路城乡的生产生活和投资环境，为沿线扶贫攻坚提供了交通保障。1998年后，广西每年从本区级财政安排配套扶贫资金1.2亿元。1998年开始的村级道路建设大会战，仅交通部门的配套资金就达2.2亿元。各级还成立扶贫基金会，广泛募集社会资金。从1987年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组织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挂钩帮扶百色地区。国家计委、林业局、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中国科学院等中央机关单位挂钩帮扶广西12个国定贫困县，其中属于瑶族自治县和瑶族聚居县就有金秀、都安、龙胜3个自治县，每年投入大批扶贫资金。1996年起，广东省对口帮扶广西。广东方面高度重视，省市主要领导多次亲自深入广西贫困地区考察指导帮扶工作，进行全省动员，动真情、真帮扶；省政府及广州、东莞市无偿支持广西百色、河池地区资金3.9931亿元，帮扶异地安置贫困群众8万人，社会各界捐资2500多万元和价值1亿元的物资，援建希望小学100多所。两广签订经贸协作项目600多项，广东每年到位资金3亿元左右。帮助广西培训干部，积极接纳广西贫困地区劳务输出，每年通过政府组织接收广西49个贫困县劳务输出10多万人，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扶贫协作格局。他们为广西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南宁、柳州、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桂东南发达地区利用其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管理的优势，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如，北海市利用农场和工厂安置大化、环江、东兰、巴马等县瑶、壮等民族的贫困户5200多人，并捐款200万元，扶持巴马城北开发安置点；钦州市捐款230万元，扶助凤山县2300户瑶族同胞把茅草房改为瓦房。这项互助合作扶贫工程还在东部的企业与西部的乡村之间开展，以各种开发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此外，形成了巾帼扶贫、教育扶贫、青年扶贫、民兵扶贫、军队扶贫、光彩事业扶贫等全社会参与扶贫的格局，出现了合力攻坚，决战贫困的宏大场面。由中国基督徒发起建立南京爱德基金会也在凌云县瑶族村寨无偿援助492万元开展综合发展项目。瑶族贫困人口在这些扶贫活动中摆脱了贫困。

水族先民自离开邕江流域的“岜虽山”，脱离骆越母体迁入黔桂边境之后，经过近千年的休养生息后，到了隋唐之际，谢氏统治下的水族地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稳步向前发展，随之产量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人们的存粮也因此而有了较多的结余，能够用来酿酒以供节日喜庆之用。其时，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已经正式形成。根据新旧《唐书》所载，唐代之时，水族人民每当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已经开始大量饮酒，特别是婚姻大事，更是以“牛酒为聘”。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的词养也大量发展起来，以致于在社会争执中，用大量的牲畜作为赔偿物。史载当时东谢蛮一带居民中，实行一种“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及得赎死”的习惯法赔偿制度，它反映了隋唐以后水族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家畜数量众多，以及家畜作为社会财富普遍标志的历史事实。至此，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开始活跃于中国民族的历史舞台。

社会组织的研究，笔者胡起望根据大瑶山的调查材料，写有《大瑶山盘瑶的社会组织》一文，研究了盘瑶社会中的婚姻与姓氏、家庭形态、亲属称谓、“接养”和“老同”、瑶老制与石牌制等问题，并从民族学角度对盘瑶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后，对于具有明显特色的瑶老制和石牌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1956年黄朝中、廖宝昀等对广东连南八排瑶的瑶老制的调查研究成果写进了《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中。同时到连南调查的还有郑立行，他在《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迹》一文中指出，解放前连南排瑶社会中仍存在着“房、姓的公有财产”，如“太公田”、“太公山”，排内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并且民主推选有一定任期的“天长公”、“头目公”、“放水公”等首领和执掌公共事务的人员，行使一定的不成文法，并且有“吃人命”的惩罚制度，即出了人命事件，要牵动当事人十二代娘家的赔偿。一排之内房姓之间，或排际之间经常发生血亲复仇式的械斗，关于大瑶山的“石牌制”，除《盘村瑶族》有专节《石牌统治及其瓦解》和周宗贤的《瑶族的石牌制度浅释》中有所论述外，还有李维信根据五十年代的调查而写成的《大瑶山的石牌制度》。该文指出大瑶山石牌制度大约“产生在明代前期”“社老、庙老是石牌头人的前身，石牌制度是由社老和庙老的职能发展而成”，“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石牌不是国家政权”，“它在发展中从小石牌合成大石牌（即总石牌但大石牌始终未能形成固定的组织，当再不需要它应付重大事件的时候，大石牌的作用也随之消失，平时起作用的仍是小石牌。石牌制既有联系团结本族人民，保护生产，安定社会，促进物资交流一面，也有压迫人民的一面。”1983年史继忠《关于瑶麓三块石牌的研究》介绍了在贵州荔波县瑶麓乡发现的几块石碑，其内容与大瑶山的石牌有相似之处，这为研究除大瑶山以外的石碑制度提供了线索。流行于广西南丹县犬瑶寨白裤瑶地区的“油锅”组织。是瑶族社会中比较明显地残存着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族公社特点的一种社会组织。“油锅”当地瑶族称为“破扑”，含有“同宗共祖”之意。凡是同居一村的各个姓氏，都分别组成一个至数个的“油锅”，每个“油锅”的户数不等，少则两家，最多不逾十五家。每个“油锅”都有一个锅头，并以他的姓名作为“油锅”的名称。锅头由善于生产、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不世袭，无特权。“油锅”有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的水田、旱地和山场，收益按户平分。“油锅”内各户有互相支援的义务。“油锅”有共同的禁忌，大家以习惯法维持社会秩序。到了近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油锅”组织，滋长着新的地缘关系，开始从父系家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

湖南赵金龙起义对连南排瑶起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金龙起义前，曾派人到连南排瑶地区进行宣传活动，并联络唐八等人率部分排瑶赴湘参加起义。这些参加起义瑶族的“所有房、地、牛、谷,多被近塞奸民抢占一空”，“经乡老议令减半赔偿”，但一直未能解决。以上多种原因，最终导致起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