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称总与族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代，祖国南方是百越族群的生息之地。水族被认为是由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演化而来。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的问题，一直为水家所关注。不少专家学者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复杂声韵母系统、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认定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而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第二次举族大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水族地区经历了八九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公元629年之后，才相继出现唐王朝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抚水州、莪州、劳州、都尚县、婆览县建制的辉煌。理顺水族发展的脉络，对了解水族形成单一民族的源流问题就迎刃而解。水族在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既有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相邻的民族之中，也有相邻民族的一部分融入到水族之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因此，在水族民间、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现殷人后裔说、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等，那只不过是水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的事实。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民族融合的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和普遍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重要根源。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这种融合还会加快加深，这对加快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

睢水流域及“豕韦”等中原地区是水族古文化的发祥地，正处于夏、商、周文化圈之中。自称“睢”、“人睢”的水族民族共同体的原生形态就在这里形成和发展。西周建立，殷商亡国，作为殷遗民中这部分自称为“睢”、“人睢”的共同体，南迁到西江流域一带与越人融合为骆越后裔的一支，并一直维护和巩固“睢”、“人睢”的民族共同体称号。“这些都说明了水族先民自秦代迁入黔桂边境以来，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在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的前提下，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已逐渐形成，于是水族作为单一的民族正式形成了。”从唐贞观三年之后，先后在水族地区设置婆览县、都尚县及莪州、劳州、抚水州等羁縻州，说明水族在政治、经济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已相当大。“‘抚水州’中的‘水’是水族自称‘睢’的音转。‘抚水州’的建立是水族在汉文献上的得名之始。”“水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自己的一部分被他族同化，同时自身也融合部分外来民族。这种现象自明代‘调北征南’、‘调北填南’之后显得较为突出。因此，现在水族源流传说中的江西迁来说、土著居民说、殷人后裔说、两广迁来说等，也都不无依据。”这些传说，都是水族在民族化进程中一定史实的反映。例如，明代随烂土长官司张均进入贵州的汉籍士卒，后来与当地妇女通婚，大多被融入到当地的民族之中。又如三都县水龙的张姓变成了水族，独山及三都大河地区的部分变为布依族，三都及雷山的部分变成苗族，在黄平、麻江县的保留汉籍。三都县阳安的水族谢姓据说与独山汉族谢元琛氏族有关。类似这样的融合事例还不少。正如潘一志先生所说：“不过必须有基本的主体民族，然后才有自然融合。”在水族地区，这个基本的主体就是自称“睢”、“人睢”的民族共同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我们分析民族形成的历史，在民族互相融汇之前还有先后，主次之分，当融合之后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既已无法区分也没有必要区分彼此。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同化、团结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