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织花带之前需要牵经、导纱，民间导纱多用绕线架，织花带也一样，用“工”字形的绕线架导纱，采用经线起花，牵经时将起花的色线牵入经线，使之形成起花彩条，因此织出来的织花带厚实、牢固，这与蜀锦经线起花的原理相同。牵经后还需将经纱穿综后方可织造，即手提综杆，使部分经线提起形成交口，再将纬线织入。织花带采用最原始的踞织方法编织，1992年我们到汶川羌锋寨观看了羌族少女高玉芳编织花带的过程。织花时，将经纱一端固定在房屋的横柱上，卷花带的木棍（相当于织锦的卷锦筒）两端以皮带扣于少女的腰间，少女席地而坐，两腿蹬直，以腰背控制经纱的张力。十几根分经竹片依图案要求依次在经线间穿插以分经线。缠有纬线的梭子穿入梭口，将纬线带入经线，再用打纬刀打紧纬线。织一条织花带一般需用十余天的时间。现在羌族地区能织织花带的羌族妇女已经不多，2009年我们到羌锋寨还能看到手工编织的织花带，在其他地区则很难再看到了。有的羌族妇女则去藏族地区购买采用机器织造并且图案符合藏民审美要求的织花带。

一根织花带由二三十组以上的纹样组成。据说这些图案是古羌人记事的符号，有特定的含意；也有说是古羌人已经失传的文字，至今羌族妇女称“织了多少图案”为“织了多少‘字’”，并称万字纹（“卍”）为“五字”；也有说“卍”是“巫”字的变体，3000多年前甲骨文中的“巫”写成“[日仐]”，因古代传说“巫”最早是太阳的信使，因此，“巫”字打甲骨文“卍”字相近，总之与人类太阳崇拜有关，它代表了太阳，是古羌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羌族婚礼非常庄重，要举办“许口酒”、“小订酒”等仪式。过去在羌族某些地区，如理县、汶川一带，男女青年订婚之后，女方还有种植“女儿麻”的习俗，即待嫁的姑娘在山上选地开垦种麻，然后将麻织成麻布再做成衣服或腰带，以备为嫁妆。理县蒲溪的羌族姑娘将“女儿麻”做成的服装作为自己的嫁衣，同时也给未婚夫制作一件，这两件服装均被视为珍品，不随便外穿，要传给后人。此外，汶川县一带的姑娘在婚前还要将织成的麻布衣送给自己的父母，作为“离娘衣”，以示孝敬。理县薛城、水塘一带，姑娘还将“女儿麻”织成七根腰带，新婚时将其系于自己腰上，再由新郎解开。据说若两人情投意合，腰带不解自开，反之则难以解开。如果腰带三天内还解不开，新娘可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汶川羌锋寨姑娘织出的织花带还用于捆绑自己的嫁妆，据称这样的织花带可以避邪，以免被污秽、邪毒玷污。

织花带品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黑白花纹织花带，如图7-68是四川省博物院陈列的羌族羊毛织花带；另一种是加有彩边的宽织花带。织花带的纹样通常为方形纹样，由大小不同的万字纹及变体的万字纹组成。一般一条织花带由24个以上的纹样组成。羌族妇女将这些纹样织入织花带，并赋予神秘的使命，犹如巫师释比画的护身符一般，既神气又至高无上，使之增加了无比的魅力。因此，羌族民间传说织花带具有一定的魔力，故新娘出嫁时嫁妆必须用织花带捆绑，方能保持其圣沽，不然会受到邪恶污秽的污染。

可见，羌族习俗充分显示了羌人对太阳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也体现在羌族的服饰与建筑中。如羌人织花带是男女均要拴在腰间的重要饰品，上面主要纹样是万字纹——“卍”，是代表着太阳的符号。它赋予织花带神奇的作用，被认为具有神力、能辟邪。因此，姑娘出嫁时必须用有“卍”字纹的织花带捆扎嫁妆，才能保持它的圣洁，使其不受玷污。羌人生病时将织花带搭于被盖上，可驱邪恶，使患者早日痊愈。花带用烂必须烧毁，而不能扔掉。此外，在飘带上也常绣日、月纹样，以此来表达太阳崇拜这一主题，纹样表现得突出感人。

早期进入岷江上游作调查的中国学者中，胡鉴民可能是最具“学术性”的调查者。他努力发掘羌民“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化。在服饰方面，他认为以羊毛与麻为原料所制的衣服，是羌民传统工艺。至于较精致的绣花鞋与织花带，他怀疑这是受汉文化或藏文化影响的产物。在饮食方面，他认为“做馒馒”是羌民的传统方法，并指出“馒馒入火烤当然是原始的办法”；由蔑笼蒸馒头，则被他视为土著汉化的结果。显然，胡鉴民心目中有相当明显的“民族文化进化观”，羌民在此进化阶梯上是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质朴、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为羌民的传统。这种见解也表现在他对羌民饮酒习俗的看法上。他说，羌民“像许多浅演民族一样，嗜酒之癖甚深”。浅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较浅的民族。无论如何，对胡鉴民来说，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满了挫折。他承认，“在现在羌民所有的许多工艺与发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汉化或番化、嘉戎化而来，已颇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