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龙袍料长17米，宽70厘米，在轻、薄、透的绛色蚕丝地上，织有细腻流畅的四合如意云纹，迎光看去，恰似一片红光缭绕的彩霞。就在这样薄如蝉翼的纱罗地上用真金线、孔雀羽线和五彩丝绒盘织出云龙图案，其中主体龙纹是用活孔雀身上拔下的羽绒捻成线织成的。由于羽绒呈立绒状，闪烁着宝石般的七彩光泽，在薄薄的纱地上高高突起，有一种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特别神奇。由于花地透薄，图案有浅浮雕的感觉，龙似乎就在这霞光万道、瑞气升腾的红云中游动。整个袍料鲜丽夺目，金翠辉映，这便是著名的已失传了三百多年的“纱地妆花织金”。这件龙袍料用“织成”的方法。17米多长的袍料，大约由1.8万根经线和约12万根的纬线组合，要求金彩衔接，花纹合一，拼接后天衣无缝。这其间既要考虑织造时间跨度大，温度、湿度对织物缩率的影响，也要考虑到艺人操作时打纬力度的不一致，导致织物密度的大小变化。其难度之大、水平之高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随后又与研究所签订了一个大的复制协议,精选了19个品种，研究所均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2005年起，研究所又为十三陵定陵博物馆复制了红四合云纹缎绣十二章衮服等6件丝织文物。复制的袍服涉及到的云锦品种有平纹纱、妆花纱、二经绞罗、四经绞罗、正反五枚缎。其中二经绞罗技术已失传数百年。绣六章黄素罗裳出土于万历帝棺内，原件残破较为严重，裙式，由黄素罗制成。黄素罗裳采用了手工织造的二经绞罗和平纹素纱技术，纱地细密均匀，罗地绞合巧妙，其中二经绞罗是云锦工艺中较为独特的品种。通过这次复制工作，南京云锦研究所首次使但闻其名，失传已久的罗织造技艺得以恢复。二经绞罗和四经绞罗的恢复，说明研究所在传承云锦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方面又迈了一大步。

近几十年来，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也十分丰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织绣品。这些纺织品除一部分腐烂风化外，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完整无损。现保存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还保留有腰封，即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有织物颜色、纹样、织造人等。定陵出土的成衣有衮服、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女丝绵袄、裙以及大带、绶、鞋、袜、被、褥、枕、膝袜、包袱等。丝织品种有锦、缎、绫、罗、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织品上的图案极为复杂，线条细腻，有人物、动物、花卉、几何等纹样。其中，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柘黄八宝松竹梅岁寒三友缎袍料、大红长安竹潞绸、黄织金细龙颵丝、织金妆花樗蒲纹纱等织绣品，均为明代皇家之精品。

上下有别，等威有序。“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代，对服饰制度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明代是汉民族一统天下的朝代，服饰制度悉尊汉制，略有改动。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到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三十一年《皇帝礼器图》校勘完成，才逐步发展完善、完备，并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其种类丰富，雍容华贵，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自乾隆时起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文武百官及公主、福晋、命妇的官服，按其不同的用途分成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便服几大类，除便服外，均绘制成图，收录于《皇帝礼器图》中。后经嘉庆、道年间篆修成《会典及事例》，至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篆成《大清会典图例》。刺绣时纹样的大小、内容等均出于此。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的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赏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12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而女子的服装若是满族妇女则自皇后、亲王福晋等皇族也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服饰等级及服色、纹饰与其丈夫的品级一致，只有霞帔是女子专用。明、清皇室、王公贵族的衣饰可以说是京绣艺术的集中体现。以衣着为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清朝帝后的丝织绣花服装和衣料，数量竟高达数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