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和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派访问团到瑶族地区访问的同时，中央还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包括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各方面人士到大中城市参观，以增进各民族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相互了解，密切少数民族与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间的联系。广西在剿匪胜利后，即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省会南宁及柳州、桂林等城市参观，并派代表到中央、中南参观，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到1952年12月止，这些参观代表前后共560人之多。广东、湖南、云南等地也有不少瑶族代表到北京等大中城市参观。通过参观，这些瑶族代表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重视。通过参观，他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祖国发展的光明前途和各民族间的友爱、合作，从而使许多代表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回到家乡后把自己亲历、亲睹、亲闻告诉本民族群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影响，使瑶族同胞更进一步信赖和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

调动了瑶族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改变经济落后的愿望，各地掀起了生产建设的热潮，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瑶胞高兴地唱道：“瑶山荒岭宽又宽，努力开垦种杂粮，耕种杂粮生活好，抗美援朝解台湾。”“毛主席恩情莫要忘，实行自治区借粮，茶子三千二百万，努力生产乐洋洋。”

第二，通过土地改革，广大瑶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认识到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和毛主席对瑶民的关怀，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比以前更加团结友爱。如，六段乡乡长（茶山瑶）主动地把乡内好田和房子分给七户盘瑶以表示欢迎他们下山居住，并表示土地改革后愿继续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瑶族地区“文化大革命”同全国一样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开始的。1966年6月，各地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派“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当地学校，发动师生批判“三家村黑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着许多学校停棵“闹革命”，学生们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错误口号影响下，贴出大字报，揪斗学校老师和领导，污蔑他们是本地的“三家村黑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新闻、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知识分子也受到冲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被批判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等所谓“牛鬼蛇神”共38人，占全县中学教师的6.9%。1966年11月，一批红卫兵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后，就到处串联，组成许多战斗队。他们贴大字报、开斗争会。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三五成群，组成几百个战斗队，天天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2月30日，县委书记薛秋水被迫代表县委向“红卫兵”、“造反派”作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随后，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和各级党政部门、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相继受到冲击，很多干部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1967年1月15日，“红卫兵”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县委机关“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县委书记又被迫作“自我检查”，使县委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的嬗变及人们观念的更新，部分具有迷信和祭祀内容的年画开始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建国初期，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运动工作的指示》，这份文件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毛主席亲自修改过。文件中提出“改造旧年画”、“反映现实生活”，这对“新年画运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新年画运动”时期，全国大批优秀画家投身到新年画的创作中。这些年画注重通俗性、趣味性和传统年画中喜庆的特点，贴近现实生活，题材新颖，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此期不少年画名作流传至今。文化大革命时期，民间年画发展遭受了重创，但在20世纪80年代又得到了复兴，全国年画产量最高时曾达到年产7亿多张。高密民间年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对旧年画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逐步承继并复兴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该文件中说：“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在封建统治下，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旧文艺形式从事文艺普及运动以后，各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改造旧年画，用以传播人民民主思想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艺术形式……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在印刷上，必须避免浮华，减低成本，照顾到群众的购买力。”文件中还指出旧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作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当然在打倒之列了。所以旧年画便被全盘否定，不可再印。当时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对私人经营的工商业经济还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年画作坊，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聊城，陕西凤翔，安徽阜阳、芜湖，四川绵竹，河北武强，江苏南通、苏州、扬州等地的画版，都散存各地，有的在刷印门神、灶君、天地之界牌位等农村民俗活动的品类，以及上海画片公司、印刷厂，也在印些月份牌形式年画，但画样有限了。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谓：“在某些流行门神、月份牌画等类新年艺术形式的地方，也应当利用和改造这些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并指出：“反对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这种普及工作的倾向。此外，还应当着重与旧年画行业和民间画匠合作，给他们以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物质帮助，供给他们新的画稿，使他们能够在业务上进行改造……”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出此一指示后，各地美术家和美术院校师生大都投入到创作新年画或下到各省年画产地进行考察研究并与旧年画作坊的画工刻匠合作中去，绘制出大量新题材的画样，形成了新年画繁荣一时的新气象。其时，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设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分配的师生下到山东潍坊者居多，他们与当地艺匠工师合作，成绩斐然。其他，如江苏苏州和南通、河南开封、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安徽阜阳、天津杨柳青等传统木版年画产地，都以旧木版年画形式，刻印了大量新题材的年画、门画和历画。刷印量最多的还是各地美术出版社采用印刷机印刷的“新年画”。有些收藏在各地美术出版社或博物馆，还编成过新年画画册。

中国女性过去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妇女像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可以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主席对新中国妇女的高度赞扬。这幅年画描绘了毛主席来到群众中间，与女拖拉机手亲切交谈的情景。

从以上获奖作品的题材来看，完全体现了建国之初人们新的生活开始，革除了过去旧年画和月份年画中的旧内容——诸如“大过新年”、“金玉满堂”、“电影明星”、“大发财源”之类的传统吉祥喜庆及美人之题材。由此为后来新年画描写工农兵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歌颂毛主席、歌颂新社会新思想的作品，定下了基调。1952年度，从第二次年画创作的评奖作品看，新年画质量有很大提高，不仅题材扩展，作者也多名家。如李可染的《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力群的《毛主席访问太行老根据地人民》，赵泮滨的《收割归来遇喜报》等获奖作品，还曾放大画在布框上，出国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出。在政府提倡和奖励新年画创作的形势下，其他山水、花鸟、四君子的国画以及风景、静物、裸体人物的油画、水彩画等等，显然一度黯淡失色。1953年以后，由于年画专业队伍并未建立，作者多是国画、版画、油画等各方面专家，如石鲁、张乐平、赵延年、刘继卣、叶浅予、董希文、顾群等。当然，美术院校更无年画系一说。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或出国留学或追求技艺提高，于是思想上认为年画是普及的艺术，难出大题，渐渐形成了“三不画”的风气。即年画不画，连环画不画，幻灯不画。专门从事新年画创作者少了，认真研究年画和提高新年画创作水平的亦鲜有人在。此后，新年画的题材内容大都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指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行创作了。

武汉的民间艺人和画商解放初期就自发的在挂门笺上套印革命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抗美援朝”的字样，去更换老式“二星图”挂门笺在旧的房门画“状元游街、麒麟送子”的画面中加印“儿童英雄、光荣模范”字样而在旧的灶画上印“土改完成”以及新旧月历，去满足解放区翻身农民对新内容年画的需求。这说明翻身农民已不满足过去旧门神的式样，而要求有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新门画。因此我们在省文教厅的指示下，从1951年开始先后对武汉、孝感的门神业进行组织辅导、扶植和改革工作，由当时的湖北美术工作室姜今同志（现广州美院教授）和我具体负责。回想那时的情景，非常有趣。我们把当时汉口长堤街七大家门神商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组织新内容门画版样的创作以取代老门神。由于当时翻身农民认为新门画象征思想进步，以贴新门画为荣。故当时的画商乐于改版。新版供不应求时，也出现不少旧门神上加印新名词的门画，以适应群众的口味。群众张贴门画不仅是为了装点年节气氛，同时也在追求新内容和样式的完美统一。为了画好新门画，我们对旧门神进行分析研究，学习它的构图格式、人物夸张手法，色彩套配等，先后组织美术工作者为省出版社、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以及画商作坊创作新门画数十余种。我个人就出有画样十余套（每套两张），如“爱国发家，勤劳致富”房门画是在年根据1951年当时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提出的口号创作的。这张房门画前后印了五年，直到年批判邓子恢小农经济思想（又称小脚女人）才停止印卖。今天看来这是属国策性的口号，如果从那时一直坚持下去、我国经济可能早已腾飞。又如1951年创作的“保家卫国，劳动增产”大门画，同样受到群众的喜爱。当时全国人民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这种新内容新思想新形式的新门画发行量特别大，每年销售几百万对，加之民间销售渠道通畅，很快便可送到农民家中。由于政策的变化，1954年后不准画商作坊印卖，而统一由省出版社印行，直到1957年全部停止印卖。但民间年画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土壤，禁是禁不住的，到1961年和1964年之间，全省各地民间又出现用各种土办法印卖老门神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省出版部门，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又组织了木版年画的发行。该公司还把我五十年代为画商作坊的门画样重新印卖。但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及文革冲击下，版烧了，店砸了，再也难以起死回生。

母亲还会把对孩子的美好祝福绣在背儿带上，如“福如东海”等。另外，也有一些应时的政治口号会绣在背带上，如“毛主席万岁”、“爱社如爱家”等。

1955年，十大元帅授衔典礼即将举行。当时要设计十大元帅服，领口、肩章都需要用刺绣的方式进行装点。起先到江浙一带找绣工，可苏绣虽然细腻，却无法衬托元帅服的大气。毛主席说不能用苏绣，得用京绣，最后找到了精通京绣的我公爹，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以前还看见过将帅服装的设计图，领花七针，袖口金线两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公爹参与制作了人民代表佩戴的国徽的工作，还亲手绣过国旗。记得当时他说自己没绣过国徽，但因为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所以费脑筋去想，用自己的脑瓜子想出来，绣出来主席一看觉得挺好。这国徽没有第二个人绣过。1949年10月1日，我公爹作为群众代表，在天安门西侧的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国庆典礼，之后便进入中央后勤部工作，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等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他毕生的荣耀。

时政歌则反映了羌族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抨击了地主阶级等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有的表达了羌族人民在政治上的理想、在生活上的愿望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有的表现了羌族人民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和对自身解放的渴望。《羌民苦》《烈火要向地主烧》《当兵就要当红军》等，是较有影响的作品。羌族新时政歌主要是歌颂性的颂歌，有的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如《党是羌民大救星》等；有的歌颂民主改革的，如《自己有了田和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