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江南地区设有江宁（后为避清朝道光皇帝旻宁讳，改为江南）、苏州、杭州三织造，掌理织锦业的生产。但三者生产的云锦用途不同。据《清会典》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可见，江宁织造署督造的云锦是皇室专用的，其地位高于苏、杭二地。江宁织造署就设在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宁（今南京）。清朝江宁织造署的长官称作江宁织造，位尊权重，是皇帝的红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1〜1763年）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亲曹頫就先后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长达59年之久。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多次写到云锦，如第三回:“（王熙凤）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来到江宁，除了第一次居住在明故宮内的江宁将军署外,其余五次都是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中，他还参观了织造局，有感于织工之辛劳,写下了《织造处阅机房》一诗，诗云：“终岁勤劳匹练成，千丝一减截纵横。此观不为云章巧，欲俭骄奢赌未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居住在由原织造署改建而成的行宫内，今南京大行宫地名就是由此而来。随着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织造署的设立，南京云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南京丝织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仅城内就有织机3万余台，男女织工20余万人(约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年产值1000万银元以上，其中相当数量的织机是专门从事云锦生产的，以云锦为龙头的南京丝织业成为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清朝著名书画家郑板桥《长干里》诗中“缫丝织绣家家事，金凤银龙贡天子”之语，就是清朝南京织锦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即便在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今南京）的13年间，也在南京设有织营、绣锦营（又名绣锦衙），从事织锦之类的活动。通观有清一代，南京云锦的生产盛况空前，既有官府督造的贡品，也有民间机坊生产的产品。今天，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当年云锦匹料的尾部经常可以看到“江南织造臣忠诚”、“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七十四”、“金陵涂东元玉记库金”、“金陵张象发本机库金”等等字样。清朝南京生产的织锦产品除供应宫廷、官府服用和赏赐之需外，还远销海外及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地，并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很高的声誉。

这几本书系胡锡溱亲手抄写绘制，大约成书于抗日战争前期。胡锡溱通文墨，嗜好读书，尤其是章回小说与野闻稗史读的最多。在他绘制的作品中，常常用自题的精选诗词佳句以寄情怀，积累至后来便用行草抄写装订成书。这本诗钞涉猎广泛，包罗万象，日月星辰、风雷雨电、花草鱼虫等自然物的感遇寄情。两本画稿，皆是墨笔勾勒，线条简约流畅，并配有精湛释语。一本包括《红楼人物》和姿态变幻的百蝶；一本是人物线稿，有人伦之至的《二十四孝》，有涉笔成趣的“四爱”、“持杆渔翁”、“休憩图”，有宗教神话中的佛像、八仙、布袋仙人、刘海戏金蟾等。尤其是那个布袋仙人，负一布袋徐徐行走，右配胡锡溱自题戏谑诗：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白描般洗练的俚语，道出了高密民间画师的悠然清闲与豁达豪放。

你看书中所提到的云锦实物——“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水红妆缎狐肷褶子”、“大红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太条褥”、“锁子锦靠背和引枕”、“金线闪大坐褥”……光听名字，便足以让人眩目，感觉到流光溢彩的富贵感。而这些名目的织物，其原型自然来自于织造世家的豪华生活。在服饰方面，曹雪芹还写了罕见的“凫靥裘”和用孔雀毛拈成钱跟金线在一起织成孔雀裘”，娓娓道出了晴雯补裘的动人故事。再来看看曹家祖孙三代四人任织造官的历史脉络。

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通过“庄周梦蝶”，即梦中变蝴蝶和梦醒蝴蝶复化为己的描述，以浪漫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此外，更有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梁祝化蝶……显然，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和重要的地位。蝴蝶纹样的主要表现有以众多蝴蝶构成的百蝶纹、花与蝶构成的蝶恋花纹、猫与蝶构成的耄耋纹等。蝴蝶因“蝶”谐音于“耋”，象征吉祥长寿，用于装饰年长女性的服饰与家居织物；又因其造型的轻盈美丽，成双成对，是婚姻美满和谐的象征，也是婚庆服饰的常用纹样。蝴蝶纹最早出现在唐代的织绣品上，在辽代的丝织物中更是普遍，于明清盛行。慈禧太后的寿辰服饰上均饰有蝴蝶纹样。

再说，南京织锦始于六朝，至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设有官办织造，而清初由雪芹祖辈三代四人主政的江宁织造，是伴随着康熙朝六十年盛世的，因而它是我国织锦史上的最鼎盛最辉煌时期。雪芹也就是诞生在江宁织造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耳濡目染了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后来创作《红楼梦》即《石头记》亦即《金陵十二钗》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就是以江宁织造署中的人和事为蓝本的，其中不乏以南京云锦为服饰或实用物。如王熙凤穿的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贾宝玉穿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薛宝钗穿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史湘云穿的水红妆缎狐肷褶子，以及王夫人东房内陈设的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等。不仅如此，雪芹还在书中直截了当地写到“上用内造”的卐字锦，这正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家为皇室织造的。而书中所写荣禧堂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则正是隐含了曹家显赫的织造世家这一事实，因此，脂砚斋在此处批云：“实贴。”

明代是中国古代服饰图案形式和内容集大成的历史时期，清代则延续了这一传统。满族服饰上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最大化地使用，在寓意方面主要集中在福禄寿喜四个主要方面，借助谐音、会意、借代和比喻的方式加以组合应用，在每一件绣品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一人一物都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意。有托物寓意的，如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石榴多子，松竹梅表示清高正直，牡丹象征富贵荣华，松鹤寓意长寿。也有因谐音而成为图案题材的，像鱼表示喜庆有余，鹿和“禄”，瓶和“平安”，金鱼和“金玉”，等等。还有几种方式联合起来的组合设计，比如“卍”字和牡丹叫做富贵万代，“卍”字、蝙蝠和寿字结合在一起就是福寿万代，“卍”字锦地上绣花卉是锦上添花……另外，不同人的服饰、不同场合的装饰还会有区别。比如，在祝寿的日子里，绣品的组合图案有：八仙祝寿（人物造型以各自手中使用的法器暗喻），五福捧寿（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福寿双全（佛手与桃子的组合），福寿如意（桃子、蝙蝠与灵芝的组合），福、禄、寿三星（三位仙人），长寿、长喜（长形寿字式喜字），报喜图（豹与喜鹊），同喜（梧桐树上落着喜鹊），荣华富贵（芙蓉花与牡丹），玉堂富贵（玉兰、海棠花、牡丹的组合），金玉满堂（水塘金鱼）、松鹤长春（松树与仙鹤）。在服饰上绣制100只蝴蝶则寓意百蝶（百耋）。古人称80岁以上为耄耋之年，百耋的谐音就是对长寿的真诚愿望；而婚庆时则要用鸳鸯戏水、连（莲）生贵子、瓜瓞绵绵纹样，寓意爱情美满的内容，如因何得偶（荷花、藕、莲蓬）、合和二圣（寒山、拾得二仙或一朵荷花与一个宝盒）、夫荣妻贵（芙蓉与桂花）、并蒂同心（一只藕生两朵荷）、麒麟送子（麒麟上坐一童子）、子孙万代（葫芦满枝）；祝贺升迁则用指日高升、平（瓶）升（生）三级（戟）、一路连科（鹭鸶鸟与芦苇）、杏林春宴（燕子与桃花）、官上加官（公鸡与鸡冠花）、鱼跳龙门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有吉庆有余（宝瓶中插戟挂磬和鱼饰品）、室上大吉（石上雄鸡）、吉祥如意（大象上坐一执如意的童子）、刘海洒钱、喜相逢（两只喜鹊）等。在京绣中所用的纹饰风格侧重于写实，题材有花果、虫草、庭院小景、戏剧人物等。绣制时根据物体的阴暗面，用变换色块的方法来表现立体感。如“花中之魁”的牡丹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皇后、贵妇的服装、衣饰中大量使用。京绣中牡丹造型十分夸张，工整饱满、装饰性极强，与民间的同类造型截然不同，如果牡丹再与夸张、变形的彩蝶组合，则寓意富贵长寿、幸福美满。京绣纹样十分注重口彩，将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化为图形，形成了京绣造型艺术的鲜明特征，这与京城人文、特殊地域有着密切的关联。

动物一直与人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图腾崇拜到各种吉祥寓意，动物纹样始终是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重要的造型元素。动物纹样主要包括龙、凤等传说动物，虎、狮子等具有吉祥辟邪象征意义的兽类，鱼、蝙蝠等寓意动物，更有如“龙凤呈祥”“五福捧寿”“百蝶纹”等以动物构成的经典服饰纹样。动物纹样造型来源于自然，却因其中国式的寓意呈现出特殊的装饰美感，使服饰因之增色。

到清代，面料越发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对装饰细节的过分追求，反映了清代末期封建统治者病态的鉴赏水平。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麒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缛。此外，旗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边最初的作用是为了增加衣服的牢度，使衣服经久耐穿，所以花边多缀在易损部位，如领口、袖口、衣襟及下摆等处，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装饰品，久而久之，蔚然成风。清代，花边的装饰功能远远替代了其实用功能。旗女的袍俗尤以多镶为美，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顶峰，有时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饰，几乎看不到原来的衣料。纹饰多样，有龙凤呈祥、彩凤双飞、丹凤朝阳和百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