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锦的几何图案从形式来看，基本有两种:一种是长条形的，农民称之为“条子布”，如“狗牙”、“水纹”等；但更绚丽多彩的用于姑娘作嫁妆的是“格子布”。这种鲁锦以连续性的格子形的纹样组成，以丰富的色彩和不同的提花工艺织成。如“窗户棂子挂纱灯”，以红色的线在平纹的湖兰底子上提花织出近六面型的“纱灯”。以黑色的线织出十字相交的“窗户棂子”，“窗户棂子”周围交加上红、黄的线，如同纱灯映在窗户棂子上的光晕；如“清起的太阳，哼黑的星”，是以红色的色块为中心，四周布以黑色的点，形成初升的太阳四周布满行将离去的寒星.的意境；再如“金光银双喜”，以渐变的手法，中间兰色，紫、红、橙、黄依次向四周推移，或者色彩的排列次序相反，面积逐渐变小或增大，形成一种色彩斑斓，如光谱排列，金光银光闪烁的效果。类似这种效果的还有围在年轻姑娘脖子上的长条围巾的图案，也是以赤、橙、黄、绿、青、兰、紫的光谱顺序排列。这种图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构成的光效应。众所周知，现代的平面构成光效应，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对光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的。而长期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环境中的中国农村妇女，不可能直接借鉴国外现代的平面构成。那么，这种对光的理解和表现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产生鲁锦图案美感的心理因素是什么？以上我们所列奉的几种图案的名称为什么与“光”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为什么众多的鲁锦图案都给人以色彩斑斓闪烁的美感？雷圭元先生在《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一书中指出：“从殷周到汉进一步出现的以光明为主题的画面，以冏形画面结构向前发展着，它使中国图案的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光，是很难表现的。可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图案上创造了光的语言，光是生物需要的，也是劳动生产需要的。我们看一看战国和汉代的砖纹，那上面，最简练地写着(其实是画出来的）‘光’！我们把眼睛对着这些图案，就感到耀目的光线射进眼中，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在这些‘米字格’中涂上黄色、红色、作为墙壁的装饰，是多令人愉悦！”

要把握宗教的本质，规定宗教的定义，看来还是要返回到以神的观念为中心的第一种主张上去。把宗教确定为信仰和崇拜神的体系、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至于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或术语来表述神更为恰当（例如，是用“无限物”、“终极体”、“超自然力量”之类抽象的哲学概念、还是用“神圣的”、“比人更高的力量”之类较少人格性的宗教术语），那是可以继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不管宗教学者使用何种术语，它所指的仍是那种超人的神圣的东西。“比人更高的力量”、不是“神”又是什么！自然界中那有比人更高的存在！所谓比人更高的力量实质上仍不过是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许多西方宗教学者津津乐道所谓“无神的宗教”，而且把佛教和儒教归入此类。其实，就是从传统的西方宗教神学着眼，这种说法也得作很大的限制和修正。孔子本人崇天畏命，而对天和天命的崇拜，恰恰是中国神道观念的基础和核心，从殷周以来，一直是中国宗教崇拜的正统。释迦牟尼宣扬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在理论上似乎否定了永恒不灭、常住不变的神或灵魂实体，但其六道轮迴的教义，却又在逻辑上必然肯定接受此种轮迴的业力主体，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灵魂不灭；至于涅槃境界，既被认之为佛教修练的最后归宿，在佛徒的理想中显然是某种永恒的、超自然的神秘境界，灵魂在此并非消灭于绝对的无，而是免除轮迴不已的痛苦得到永恒的安息。早期佛教中，佛尚未被神化，后来佛被神化了。佛教徒心目中的神与其他宗教中的神虽有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并无原则的区别。释迦牟尼之后、佛教事实上逐渐演变成了典型的神道宗教。美籍德国犹太人、著名宗教学家瓦哈在其《比较宗教学》一书中就对所谓佛教是无神宗教之说表示异议。

在中国，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哲学摆脱殷周宗教神学而独立的过程相一致，艺术（包括金文、书法、青铜器、散文文学等等）也更多地表现出对现世生活和人间趣味的追求，体现了作为当时思想界特征的理性精神。“礼崩乐坏”一语，概括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殷周宗法礼制的崩溃给为之服务的艺术带来的巨大影响。战国青铜艺术与具有严重的神圣含义的殷周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和铭文相比，一纤巧，一深沉，一浅薄灵美，一厚重崇高。这从反面反映出宗教的影响，即宗教衰落对于艺术的影响。（顺便提一句，被不少美学家认为是美的最高形式的“崇高”这一类美学感受，在历史上往往是跟宗教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不过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大变动的结果而已。

根据卜辞与古文献资料，殷周皆有祭拜日月之神的活动。对山川之神的宗教祭祀，逐渐集中于五岳（嵩山、恒山、衡山、泰山、华山）和四渎（长江、黄河、淮水、济水）。鬼魂崇拜则打上了深刻的阶级对立的烙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代盛行杀殉风气，奴隶主幻想着到阴间去的灵魂能继续受人服侍，作威作福。周代此风仍存。《墨子•节葬》说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证。其时鬼魂迷信相当流行，人们认为鬼魂能感恩报答，亦能怀怨复仇。《左传》上有魏颗有恩于人，受鬼魂结草之善报的故事。《国语》上有周宣王冤杀杜伯，受鬼魂射杀之恶报的故事，并且“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不是宗教，但具有神学的内容。孔子继承殷周的宗教信仰而又有所改造。第一，进一步消除天神的人格形象性，使之抽象化，成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子解释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第二，进一步限制天命的作用范围，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天命决定人的死生、贵贱，即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成为后来天命论的典型命题。但在事业的进取上、道德的修养上，人应当积极努力，“人能弘道”，“为仁由己”。将尽人事与听天命结合起来。第三，重祭祀而轻鬼神，突出祭祀的教育作用。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就是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远。祭祀祖先主要是培养孝悌之心，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又用民本主义加以充实，说君权只有在“民受”的条件下才表现天命。荀子则以自然之天否定神秘之天，没有鬼神，祭祀纯系神道设教，“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他背弃了儒家的天命鬼神思想而走向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