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最早是刀耕火种（烧火畲），战国时期已能使用铁器，北宋时引进牛耕，清雍乾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族、侗族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随着移民的到来而来到土家族地区。但是，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土家族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1953年9月中央民族问题调查组考察了湘西地区的土家人，后汪明瑀发表了以《湘西土家概况》为题的调查报告，考察的地区就包括龙山县的苗市乡（即苗儿滩乡）。报告称：“湘西土家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工具犁、耙、锄、柴刀；其中最主要且用得最多的是犁与锄。一般贫苦农民大多数有柴刀、锄头，最缺乏的是耙。”“在湘西土家地区的农民，有牛的不多，如龙山县苗市乡全乡共718户，共有牛184头，4家中只有一家有牛。”关于农作物的耕作季节，报告以农历为序归纳如下。

这些神话传说产生的时间可能不尽相同，也有些是在流传过程中增添进去的内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牛都像人一样，有灵性，值得人们信赖。它为人们做了不少好事，为人们所崇敬。壮人们普遍地把牛当作神来供奉。这显然是牛图腾意识的残存。牛王节的祭祀活动，则是古代祭祀牛图腾仪式的遗俗。至于那些对牛辛苦耕种的感谢，是农耕之后才出现的，时间不长。因为壮人用牛耕的年代较晚。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较多地使用铁器，水旱田还使用了铁犁、铁耙进行耕作，并使用牛耕，耕作技术得到了提高。

和南方的诸多稻作民族一样，现代的水族社会中，牛马等大牲畜的喂养，更多的是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役力使用。虽然唐代水族畜牧业曾经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发展时期，但宋代之后的汉文史籍中，关于水族畜牧业发展的相关情形，已经了无记载。笔者认为，正是宋代水族地区牛耕的使用，抑制了其畜牧业的后来发展。因为牛耕（或犁耕）的使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水族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耕地面积的扩大，相应地畜牧业发展所需的牧放草场或牧草地就会因农业种植业的这种发展而逐渐缩小，而且，相较于畜牧业而言，习惯于稻作农耕的民族，对于种植业的生产，总是能够激发人们无限的劳动热情，从而削弱对畜牧业的兴趣。当然，畜力作为牵引力对于种植业生产的重要性，使有限的|家庭饲养业一直长存于这个民族之中，但这种牛马等大牲畜的有限伺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劳动生产工具的特别偏爱，而不再具有普遍的畜牧业意义。

明代，随着贵州行省的建立以及卫所屯田制的实行，江南汉族移民开始大量迁入水族地区，他们从江南的集约农耕文化区（南方亚型）带来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水族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水族地区从明代以来，铁质农具如犁、锄、钯、镰、锹等已广泛使用。同时从明代以来，兴修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水渠、塘堰，而且筒车、桔槔、翻车（龙骨车）等取水工具也在各地逐步推广。”生产技术上普遍使用牛耕，并能按不同土质和地势，选种适宜的作物品种，从而形成了以水稻为主，兼营包谷、麦类、豆类、荞稗等作物品种的生产格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在不断增加。

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族农业生产中使用牛耕，是明代江南汉族大量进入水族地区之后才得以推广应用，同时认为，牛耕是当时汉族带入水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之一。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据《唐书•南蛮传》记载，唐时水族聚居的东谢地区，已经是“地方千里”，人口殷实，“土熟多霖雨，稻粟再熟”的稻作农耕文化区。从史料记载上看，所谓“地方千里”当指东谢地区当时所拥有的以梯田为特色的大片耕地的状况。由于大量耕地通过烧畲被开垦出来，使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人们的存粮亦因之而有了较多的结余，以致可以用之来酿酒以供节日喜庆之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家畜的饲养随之而增多。史载当时东谢蛮一带居民有“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方得赎死”、“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的习惯法制度，它表明唐代时，以牛马为大宗的水族畜牧业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发展，随之，牛马也成为当时社会财富的通用标志，以致一般的庄户人家都可以用之来作为婚姻的聘礼。到了宋代，据宋史记载，除了少部分“保聚山险者”仍为“畲田”外，大部分居于“川原稍平”之地的“抚水州蛮”已经是“种稻似湖湘”了。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种稻似湖湘”这条史料。我们知道，在中国关于鱼米之乡的描绘中，有两句民谚被民间广为传颂，也为史家所必记述。一是“苏湖熟，天下足”；二是“湖广熟，天下足”。自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这两句民谚遍地流传开来，无论“苏湖”亦或“湖广”，皆以水稻种植而闻名，直到今天它们仍是中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表明，南宋之时，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及珠江三角洲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湖湘”正是这一经济中心的中心地带，其时它的农业发展，代表着中国最为先进的水平。作为中国集约农耕文化类型南方亚型的杰出代表，当时这一农耕文化类型除了适时运用历史的发明创造和经验技术之外，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生产过程中，普遍使用畜力（牛耕）作为牵引力。而根据宋史的记载“抚水州蛮”既已“种稻似湖湘”，表明其时水族稻作农业的发展，也已经具有了与“湖湘”几无二致的发展水平，而湖湘种稻的普遍特点是使用牛耕。因此，应该可以肯定，宋代水族地区“川原稍平”之地，已经在农业生产之中，开始使用牛耕。

水稻种植是水族农业的主要内容，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牛耕生产。水族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水族是百越族群之骆越后裔，骆越是我国栽培水稻最早的部族之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这也证明了骆越水稻文化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族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经济形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当时包括水族聚居区在内的牂牁郡主要采用“畲田”的耕作方式。水族史诗《种五谷歌》生动地记载了这种生产方式：“咱远祖，烧荒开坡，从那时，才种粮食。冬腊月，天干少雨，撒心米，正该准备。咱远祖，磨快柴刀，个挨个，走进山里。护松杉，只砍杂木，留果树，除去荆棘。大棵树，抬回家用；小根木，留在地里。春三月，枝叶干透，放把火，烧成肥泥。”“畲田”（烧山为田）最初主要是种小米等旱作物，其技术极为简单，在秋冬季节砍掉坡上灌木杂树，待其干枯后，放火焚烧，草木灰铺于坡上，便成了肥料，随即播撒种子，任其自生。待秋熟时收割即可。这种刀耕火种的手段，迄今仍是水族种小米的主要方法。

关于宋代使用牛耕，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印证。首先，唐代水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已经普及到了每个家庭之中，这就为宋代牛耕技术的使用推广提供了畜力的先决条件；再次，在本章的第二节中，我们指出了宋代水族地区已经大量使用铁制武器和生产工具，甚至可能出现了依附于军事需要的铁制生产工具的专门作坊，这就为牛耕（或犁耕）提供了生产工具的保证；其三，宋代水族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也为水族地区的牛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或经验技术方面的借鉴。

烂土土司是水族地区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机构。烂土土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六百余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烂土土司虽名为土司，但由于张均的身份，烂土土司具有明显的流官性质。在烂土土司几百年的历史里，不管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烂土土司不但没有与朝廷发生过战争冲突，而且还多次奉征调，与朝廷军队并肩作战，立下战功以此赢得朝廷好感，故历经明中后期至清雍正年间多次“改土归流”，烂土土司得以安然无恙。这一切与烂土土司流官性质有着直接关系。二是烂土土司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存在与当时水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加速了水族地区封建化进程。明王朝利用南征的汉族军士就地安置，屯戍边疆并担任土司的做法，客观上对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有积极的意义。大量汉族的迁入，给水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牛耕在水族地区出现，土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得水族地区落后的面貌发生改变，逐渐缩小与周边地区的差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制度下，水族原来封建领主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已开始发生改变，汉族土司采用佃租土地大量募人耕作，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生产方式移植到水族地区。如明初烂土土司占有所谓的“俸田”即“塘田”和“印田”近百亩，均租给佃户耕种，收入对半分成。这是典型的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以实物地租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它摆脱了领主制经济下土地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从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大部分水族地区已实现了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转化。从唐贞观三年（629年）起1259年南宋灭亡的630年间，在羁縻政策下，水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而从元代在水族地区开始实施土司制度起至明末，短短的300年间，水族地区持续近千年的封建领主制即发生根本的动摇，直至被封建地主制所取代。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司制度更能与当时水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即土司制度比羁縻政策更能推动水族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并最终促进水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萌芽、成长、壮大。这也是土司制度之所以能在水族地区长期保留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傣族驯化动物的能力由来已久。早在隋唐年间就有养象耕田的记载了，唐代樊绰在《云南志》中提到过傣族“土俗养象以耕田……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说明在唐代傣族广泛已懂得利用大象进行农耕活动。所谓的象耕其实是让大象踩踏混有杂草的田地，使田地泥泞不堪，以适合播种稻谷。大象也时常被用于运输货物和作为交通工具。可以说，大象在傣族的农耕稻作文化的发展和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

角纹的使用与苗族的远古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牛崇拜有密切的关联。苗族先民生活在中原地区、江汉流域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学会了驯化耕牛，牛耕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基础。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反映了人与牛的关系，例如：讲述雷公与姜央发生冲突的主要起因是人类始祖姜央向雷公借天牛耕地而不还；又如《苗族古歌》中讲述开天辟地时，是“修狃”（犀牛）用巨角开通了运金运银的河道，又是它用巨角锉断石门，金银才从山中跑出来。在他们讲述山川形成的原因时说，是姜央牵着牛犁而不耙者就成山脉和河谷，犁而又耙者便成了平川平原。汉文献记载的被专家认为是苗族先民“九黎三苗”部落联盟首领的蚩尤就是头上长有角并且铜头铁额的神话人物。在中国古代纹饰中，角纹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大量出现角纹饰则是在“饕餮纹”里。见于“饕餮纹”上的角有环柱角、牛角、外卷角、羊角、内卷角、曲折角、双龙角、长颈鹿角等。中国考古学家马承源认为“环柱角”的角作半环形，中间有一短柱与额顶相连，这是一种天然动物角，现实生活中尚未见到这类角。“牛角”都很像实际生活中的水牛角，角根横向，角尖上翘而内卷。“外卷角”类似牛角，但是其角环回多转。“羊角”，实际是羊角，角根上翘而向下内卷。“内卷角”乃牛角的变化形式，但已不是真正的牛角，粗大的角根横置于兽头的额顶两侧，角尖上伸后再向内弯曲。“曲折角”作S形曲折状，角根在下，向上折曲而下，再向外弯曲而翘，弯曲之处，皆作方折形。“双龙角”，即是以完整的龙形来表现兽角。“长颈鹿角”，角作上小下大的形体，旧称“龙角”。其实，与“+”“硭”形纹同样的道理，牛角是各种变形的和几何化的角纹的最基本的范本。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饕餮与蚩尤同族，并列举史籍说其理由有三：①蚩尤与饕餮都是炎帝的后裔；②蜚尤与翠餮都同属苗族；③蚩尤与罄餮都曾被说成是古代铜器上所绘的怪兽。如果说这些论说是成立的，那么，现在的苗族角纹饰与古代角纹“饕餮纹”有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