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仍有部分瑶族认为，人睡梦和昏迷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人生病是灵魂被恶魔摄去了，人死了灵魂则永远离开肉体。也就是说，人的灵魂是不会灭亡的。广东连南排瑶也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及自然现象、万物，都有神灵。所以，他们用“缅”来称呼各种“精灵”，“缅”，既可指自然界动植物现象所反映的“神灵”，亦可指神话中的民族始祖或死去祖先的灵魂。广西十万大山山子瑶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始终保持着崇敬的心理，他们用“曼”来称呼各种异己力量。“曼”通常指人死后变成的鬼和附在各种自然物上的“精灵”，也用来指称各种神，如“玉帝曼”（玉皇大帝）、“金曼”（山神）、“翁曼”（河神）等。在山子瑶的语言中，“神”和“鬼”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都称为“曼”。贵州荔波县的白裤瑶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由鬼神主宰，到处都有鬼神游荡。鬼神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过着如同人间的生活。鬼神同名，但有善恶之分，善者为神，恶者为鬼。神灵众多，鬼非一个，各有司职，互不统辖。神可分为管天之神，管地之神，管寨之神以及门神、牛神、马神、猪神、狗神等。鬼的种类更多，大多是由恶人和暴死者变成。以上这些相信“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的观念，正是古代原始宗教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古代原始宗教的残余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明穆宗时，勇士马芳落草京西芦沟桥，被国丈李良捕获，砍其左耳，游街示众。杨波见其英武，便将他保释出来，收为义子，并荐举他为大同总兵。李良死后，神宗即位，杨波辅政。吏部尚书徐赞与杨不和，诬陷其入狱。马芳闻知，率部进逼京师，围攻皇城。神宗大惊，与太后登城质问，令杨波劝马退兵。马芳与神宗约好先释杨波，交出徐赞，并将御林军交于自己统辖，方允撤兵，神宗不得已允从。此图用大胆夸张的人物造型来突出当时情势的危急，夸大的人物比例几乎和城墙差不多大小，构图紧凑简单，把一幅活生生的战争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

河间，古为战国赵地。北魏置郡。唐以河间为瀛州。宋改为河间县。元为路。明初复置为河间府。清沿置，府治在河间县。据《清史稿•兵志•绿营》：“天津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河间、大沽二协，务关等营。”下注有：“河间协左营、右营。”协，相当后来之旅。此图绘河间府之阅兵演习。中间之方阵，似持枪之骑兵。当时洋枪为新式武器，应为“新军”。然仍包头与穿“号坎”。

1972年形成了最早的世界遗产公约，当时主要分历史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主要指有固定空间形式的文化遗产，简称“物质遗产”或“有形遗产”，例如长城、故宫。在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逐渐形成强势文化对弱势边缘文化的侵蚀，当经济迅猛发展到每个地域后，相应而来的是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许多民族的无形文化正在急剧消亡或迅速变异。世界的未来似乎只有一种经济方式、一种物质方式，人类将在一种价值观念中生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习俗、不同生存价值观被忽视，被强势文化统辖。有学者指出：“但实际上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类和谐生存的精神问题，幸福的概念被物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的问题，关注人类自己生存的根系，关注不同族群的历史生命记忆和独特的生存象征，开始关注人类文化不同的精神存在。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设立了《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公布了世界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亚洲4项，中国的昆曲和蒙古的马头琴入选。”

第一，宗教具有一个政治、法律所具有而哲学、艺术和伦理却没有的特点，即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既可以作为思想理论去影响群众，又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辖群众。这就注定了它与政治的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

上述诸神，所司神职和统辖区域不同，都是满族先世女真诸部的祖先神，其中有些神就是久居黑龙江以北的原始英雄神，都有动人的优美神话故事，在数千年的宗教传播中神话故事渐渐遗忘，而神祗名讳却永远成为满族萨满家祭的重要内容，一直沿袭下来。

据史料记载，从公元2世纪开始，现今的察布查尔县就曾经居住过塞种、月氏、乌孙、嚈哒、柔然、高车、突厥、契丹等民族。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这里先后隶属于塞种、月氏。公元前130年，为乌孙国管辖。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与乌孙和亲，始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设置西域都护府。其后的数百年中，察布查尔一直是乌孙国管辖。北魏时期，由于嚈哒和柔然联合，逐走了乌孙，随即又分别隶属于嚈哒、柔然、高车。隋开皇二十年（600），突厥分裂，察布查尔属西突厥。唐代平定突厥，设置昆陵、濛池都护府，其地归属于昆陵都护府辖区内的嗢鹿州都督府，后归北庭都护府统辖。13世纪，这一地区被蒙古人统治。14世纪中期，为察合台兀鲁思所辖。1274年属阿力麻里行中书省辖。到了元朝末年属翰亦剌惕，明朝归也先瓦剌，后分四卫拉特，隶属准噶尔部。直到清王朝兴起，准噶尔在此地建庭，此地成为准噶尔政治、宗教的中心。蒙古人先后统治了这里500多年之久。

随后，藏传佛教开始覆盖蒙古高原，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当中，在蒙古族的政治、经济、艺术、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打下了藏传佛教的烙印。翁牛特部皈依格鲁派是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事件。真正使翁牛特部皈依格鲁派的重要人物是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贵族出身的托音喇嘛内齐。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藏传佛教在翁牛特旗得到迅速的发展兴盛，“康熙三十年（1691年），青海大喇嘛帕•丹巴来翁牛特旗布教，在其倡导下，于东部莲花吐他拉修建了第一座喇嘛庙。其后，旗内又陆续修了一些庙宇。到清末统计，全旗共建喇嘛庙19座，连同民国初年修建的2座，共有喇嘛庙21座。”其中的莲花吐庙总揽全旗喇嘛庙事宜，后清雍正十年（1732年）建立梵宗寺，接替莲花吐庙总揽全旗喇嘛庙务。此庙坐落在今乌丹镇西北四公里查干布热北山，建成后，由乾隆帝亲自赐名为“梵宗寺”，并被旗扎萨克定位旗庙，受北京雍和宫直接统辖，主持喇嘛定期去雍和宫汇报教务，请示机宜。梵宗寺的年中行事除节日活动和例行的法会、诵经以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庙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八至十六。清亡，翁牛特旗藏传佛教渐衰，民国年间，喇嘛人数逐渐减少。有去参军的或到地方政府工作，还有还俗务牧，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再从事宗教活动。

南京云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古都南京特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息息相关的。具有“六朝古都'“十代都会”之称的南京，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官办文化、官办手工业繁荣。中国的四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只有南京在南方，属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业、织锦业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成为蜀锦、宋锦、云锦的发源地。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就孕育在这块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地方志书记载：“秣陵之民善织，江南生产蚕丝。”这里所提的秣陵，指的就是现在南京一带。南京在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云锦织造业在南京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云锦是贵族的奢侈品，不仅专供皇家，也为江南的贵族、士大夫所喜爱。南京是明初的京师，永乐后的南都（留都），留有一套以六部为首的中央机构，留驻了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清代的南京则驻有统辖今天江苏、安徽、江西、上海的两江总督，南京遂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总督外，江宁还驻有统辖江苏民政的江宁布政使、统辖江苏军事的江宁将军、江南提督等高级官员，尤以掌管云锦织造的江宁织造更为人瞩目。康熙南巡至南京，多以织造署为江宁行宫，以至今天南京百姓仍以“大行宫”称呼织造署旧址一带。这些居住南京的贵族、官员，他们的奢侈品是南京都城文化、贵族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