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吐鲁番一带进行调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发现了包括绢画《树下美人图》和织有“花树对鹿”铭文的联珠纹纬锦等丝织物。1915年1月斯坦因来到阿斯塔那，对十块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大批服饰碎片和绢画残片。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始于1959年，直至1975年共开展了十三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00多座，之后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清理。墓葬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主要有胡王锦、大鹿纹锦、猪头纹锦、对羊纹锦、翼马纹锦、立鸟纹锦、宝花纹锦、树叶纹锦、联珠对龙纹绮、狩猎纹染缬绢和鱼子纹缬绢等。丝织物品种丰富，包括绢、绮、绫、纱、罗、锦、缂丝、染缬和刺绣等。206号墓还出土了一批唐代木俑，其中宦官俑和舞女俑身着由丝织品制作的服装。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共分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为前8世纪-前2世纪，是扎滚鲁克的主体文化，而第三期文化的年代为东汉至晋，即3-6世纪。扎滚鲁克共有30座属于第三期文化的墓葬，墓中出土大量纺织品，从原料上可以分为丝织物、棉织物、毛织物和麻制品等四类。丝织物数量最多，品种包括织锦、绢、绮及刺绣品等。除了覆面、枕、袋、扎包、扎头带等，更多的是织物残片。织锦主要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为平纹经锦，丝线不加捻，图案包括“（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纹、水草立鸟纹、菱格纹、花树纹、忍冬纹和曲波纹等。平纹纬锦的丝线通常加有强捻，出土时多为制品，如枕头、扎头带和衣饰绦等，图案主要包括植物纹、狩猎纹和龙纹等。扎滚鲁克出土的刺绣不多，但很精美。在绢和绮地上用锁针绣绣出图案，以鸟纹和植物纹为主，色彩鲜艳。

初唐至中唐之际，丝织物上出现了一种团窠纹，外环由花卉和枝叶构成，内填鸟兽，此种纹样很可能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陵阳公样”。唐代《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唐太宗年间窦师纶曾任职于盛产丝绸的益州（今属四川省），他创造出寓意祥瑞、章彩奇丽的绫锦，被誉为“陵阳公样”。从陵阳公样出现的年代及描述可以推测，在花卉环内填充鸟兽主题纹样的团窠纹应该就是“陵阳公样”。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宝花环立鸟印花绢亦应属于这一类型，出土时伴有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的文书。这类团窠纹样的丝织物在敦煌和青海都兰也有发现。

织物纹样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化的图示，它是关于一段历史、一个（或几个）民族特有的记忆，是一种可以阐释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特殊语言。鉴于金元多元文化的背景，总有一些纹样的风格比较模糊。比如有一类纹样，是以大场面的形式出现，很多种动物和花卉集合在一起。像英国Rossi & Rossi Ltd.收藏的纳石失靴套，该靴套由一件纳石失织金锦制成，纹样却具有浓厚的中原特色。一个循环内有三行纹样：第一行是一只飞鸟和一只似鸽子的立鸟，两者之间是一朵牡丹花；第二行是一只后望的野兔和一条前行的狗，两者之间是一朵荷花；第二行则是两只飞鸟，一只如鸾，另一只似雁，雁后是一朵牡丹花蕾。这种纹样在元代织锦中极为罕见，但在同时期缂丝和刺绣作品中却较为常见。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动物花鸟纹刺绣，该刺绣十分精美，在白色平纹地上以平针绣绣出了众多动物和花鸟纹，从四个角上长出的是四朵牡丹，其中一朵一直伸展到画面的中心，然后有凤鸟、绶带鸟、雁和鹦鹉分别对应一朵，各自在花上飞翔。在四花之中，又有兔子、斑马、立鹿和卧鹿穿插其中这类纹样不多，我们将其归入吉祥图案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