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实际的木版年画原作，我对元朗地区的考察不免有点失落。两三个月后我接到吴秀华教授传来的讯息，原韦她已特地跑去元朗冠香行香庄，将我预订的大小门神取回。她发现陈老板所说的木版画门神，其实就是我在屏山、厦村所看到的那种仿木版机印填丹门神。这样的结果，使我感到要在香港找到“香港印制”的木刻版印门神机会非常渺茫。2018年3月底，我刚好有事前往香港，那次因为活动的范围都在港岛中西区一带，我便订了西环的一间旅馆。一天上午刚好有空当，我从西环散步到上环，发现皇后大道西上竟然有四五家香烛纸扎铺连在一起。我于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一家一家询问，是否有木版门神年画好买？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或“不知道”，直到最后一间也是规模最大的俊城行，店员仍是回答“没有”，一旁却有位老先生说了声“等等”。几分钟后，老先生从一个柜子的底层，翻出一捆用牛皮纸包着的厚厚的纸卷。牛皮纸才打开，我便看到里面一大沓沁入丹色的边缘已脆化的老纸，上面正是木刻水印的立刀门神。这批门神尺寸不大，每张三十多厘米见方，左右将军印在同一张纸上并未裁开。印刷除主版墨线外，套红、黄、绿三色，以及一个强调局部的银色线版，再加上手工填丹。比起中大幅的佛山立刀门神，俊城行的小门神形象较为稚拙，线条似乎也因为版面磨损而显得更圆润柔和。俊城行的生意也很热络，那位老先生即是店主杜千送，他一边忙着生意一边简单受访，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这批门神已经放了三四十年，是当年进货一直没卖完的库存（平时根本没有客人问起），而且就是香港本地印制的。除了小门神，从前还有中、大两种尺寸的木版门神，但是多年前早已售罄。当天的访谈由于时间较紧迫，加上不断被打断，所以未能很充分地进行。一年之后，我再次趁着到香港办事的机会，抽空至西环俊城行做口述访问。这次的访问针对许多细节提问，杜千送一一回答，对于了解香港木版年画的生产，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俊城行1981年开业，迄今38年，木版印制手工填丹的门神为开业最初几年进的货。第二，店内木版门神年画为香港本地生产，但作坊并不在港岛，而是位于新界元朗区，共有两间。第三，木版门神到20世纪80年代买的人就愈来愈少，2000年以后基本上没怎么动过，客人都改买彩色平版机印刷的门神。第四，生产木版年画的两间作坊，师傅的年纪在80年代就已经很大，90年代便已退休不再制作。第五，木版年画作坊之所以会出现在元朗，是因为那一带乡下村庄的使用量最大。由以上几点可以确知，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曾经是佛山系木版年画小产地，俊城行创店的80年代初期，佛山当地已无实际运作的年画作坊，而冯氏正式复业要等到1998年，香港的木版门神断无可能从佛山运送而来。

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五十万两继续修建乐山大佛。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前后历经90年时间，乐山大佛终于彻底完工，并且通体施金，华丽的佛衣和宝相庄严的佛体交相辉映。

从1840年这个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起，李鸿章的命运开始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李鸿章的晚年更与晚清的命运交迭在一起。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作为晚清历史的亲历者，梁启超这句评语或许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真实地反映了李鸿章对晚清命运的影响力。

清乾隆时天下太平，从此戏曲演出在统治阶级上层时兴起来。昭琏《啸亭杂录》载：“乾隆初，纯庙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照）制诸院本进呈，以备演习，各节皆相时演奏。”乾隆不仅在宫中诏命编戏，以供年节欣赏，还命巡盐御史伊龄阿“于扬州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十年事竣。总校黄文阳、李经”。

国外石印仿华年画之输入，促使了天津、上海、杨柳青石印着色的年画印行。同时，上海彩印的“月份牌”年画也在天津出现。这两种新形式的年画样式皆称新颖，颜色也较鲜艳，售价比木版手工印绘者低廉，极大地冲击了木版年画市场，影响了年画艺术发展。后来年画作坊改进印刷方法，不仅用洋纸刷印，还用机器代替手工印制，以增加产量，获得效益。但终因农村经济衰落，民生凋敝，难以维持。如北方年画产地杨柳青，光绪末年开业的博艺林石印年画店就抵不住天津瑞昌、正兴斋等早期石印年画店之竞争。据四十年前天津鼓楼北最老的毓顺成年画批发庄老板张芳田谈，1909年他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所有出现在天津市场上的年画还都是木版。后来有一种日本来的石印娃娃画在租界地里售卖，他便贩来一些试卖，销路很好。待至1912年，他大批包销日本尚美堂、集画堂、天正堂的娃娃画，当时一年可销五十万张。霖记那时见到他的销路很好，就偷仿日本画样，冒充上海印刷厂的字号印制了许多日本式的娃娃画。年画最初改用石版印刷，就是在这样情形下开始的。

在各种蝴蝶艺术品中，最珍贵的是“蝴蝶画”。三四十年前，埔里人发明了利用蝴蝶的翅膀作画的工艺，即把蝴蝶的彩色粉翅剪下，整翅或剪割成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翅片”，小心地以胶水粘贴在纸板上，缀成美丽的图案，这就是最初的“蝴蝶画”。后来，有人尝试着把粉翅依颜色不同而剪割成片，甚至细小成“线”，再以胶粘的方式来“画”出山水图，效果颇佳。以后“画”的内容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于是，“蝴蝶国画”、“蝴蝶水彩画”、“蝴蝶油画”等等纷纷问世。当埔里的“蝴蝶画”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时，观众简直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相信那线条细腻而流畅，画面复杂而美丽的“水彩”、“油画”和“中国画”，竟然是以蝴蝶的翅膀做“颜料”的！

同顺德画店后人杨洛书，祖上是同顺堂画店。他继承伯父杨盛兴的事业，精于刻版。解放后，杨洛书身居逆境、忍辱负重，毫无怨言。默默呆在家中雕刻画版三、四十年，刻版数百套。他的技艺精良、雕版手法熟练。是杨家埠旅游点为游人演示雕版、印剧技艺的定点家庭。

当蒙古族强盛到混一欧、亚的期间，西蕃的武力已一蹶不振。明中叶后，他们养精蓄锐，重新兴起，使得和他们杂处的蒙古人畏惧起来。到清代初年，这些番部便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之下，时时与清政府为敌。西藏、青海两金川（今四川小金、金川及丹巴等县的一带大小金川流域）以及藏族别部廓尔喀(今尼泊尔）和蒙古族的准噶尔、厄鲁特等部，相互呼应，此伏彼起，使清政府应付得手忙脚乱。历康、雍、乾三朝；清帝席全盛之势，用尽了力量，才把他们压服。其中如大小金川，地方不过千里，在清朝的版图中实可说是蕞尔弹丸之地，但他们起来反抗清廷，前后几达四十年。从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初受大金川投降到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两金州再度平定，计清政府用兵的时间达五年之久。以前他们平定准噶尔和新疆回部，拓土二万余里，总计也不过用五年功夫，军费三千余万两。拿两金川来比，这地方尚不及准、回的十分之一二，而用兵的时间却相等，军费更多到七千万两，可见西蕃组织的坚固和他们作战的锐勇了。其后魏源作《圣武记》，分析他们所以致此的原因，归纳为（一）天时的多雨和久雪，(二）地势的险固易守，（三）人心的誓死团结三点。上两点不说，单就第三点说来，他们以少数的人力物力敢和全盛时代的清军作殊死的斗争，经过了这样的长时间才告力竭，真不愧为羌戎的后劲。设使当时各蕃部有了统一的组织，恐怕又成了一个唐朝的吐蕃呢！

俸兰（1957—）女，瑶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人。1978年7月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留校在政治系任教师。1981年9月调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88年起任政策研究室副处长，1991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后回单位任政策研究室处长，1997年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司副司长，2003年任司长。与人合著《民族工作四十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九十年代经济发展战略探讨》、《民族经济学教程》等书。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民族问题》等。

李贵（？—1702）男，瑶族，广东连山县人，广东八排潘民反清首领。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一月，同邓仁等人在里八垌聚集群众起义，袭击连阳州县，打败提督殷化行派遣的总兵刘虎所率领的官兵，拒绝清军副将林芳、把总陈溥的招抚，率义军同林芳、陈溥率领的十余万官兵进行斗争。第二年正月，清朝诏令都统松桂等调集广东、广西、湖广官军从水陆两路进剿起义军，派人进入瑶峒分化瓦解瑶族起义群众，李贵被俘虏杀害。

隋朝立国前后不足四十年，关于隋代门神的史料不多，惟见小说故事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