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锦在现代生活舞台上，继承与创新不可偏废。每设计一幅作品，朱枫先生都会力求在色彩、造型、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并注重吸收其他艺术品种的营养。1984年，“朱枫三十年设计作品展览”的顺利举办，可谓是对他的设计生涯一次隆重的回顾。

由于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前身——南京云锦研究工作组成立于1954年，因此1984年刊印的这本书，也标志着云锦研究30周年的辉煌成就。作者中既包括了云锦研究工作组最初的成员，也有关心云锦事业的热心人士。这些云锦研究的前辈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使弥足珍贵的传统绝技不绝如缕，也为云锦在今天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本薄薄的册子，不过53页，其中既有对云锦工艺技法的探讨，也有对云锦人文历史的追溯。多视角、全方位地将之展示在观者眼前，不仅是对云锦过去发展历程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云锦未来发展的展望。作者中的朱枫、徐仲杰，分别是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和江苏工艺美术大师。他们年龄相差近十岁，却结为莫逆，在云锦的研究与设计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云锦研究所与定陵合作开展古代丝织文物复制，还要追溯到1963年冬，朱枫赴北京故宫准备收集整理丝织文物，以此了解我国古代优秀织锦的演变情况，了解云锦的源头。时任织绣组组长的陈娟娟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在故宫的四个月，朱枫共细致复制了50余幅图案作品，后来多被复制为彩色画稿。此时，十三陵地宫重现人间尚不久，出土了600余件明代丝织文物,占定陵出土器物总数的五分之一，其纹样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这些出土时尚光鲜如新的丝织锦锻一旦接触空气，便色泽晦暗、组织朽败，亟待通过复制加以抢救。即将离开故宫时,朱枫与定陵博物馆馆长取得了联系，并向他表达了云锦研究所想要复制出土丝织文物的意愿。然而，突然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断了研究所的定陵复制之行。迟至“文革”结束前夕，1974年，全国美术展览在北京举办，研究所组织人员赴京参观学习，所长冯或与定陵和故宫的负责人商讨了复制古代织锦图案资料的事宜。此后，经过持续的商讨，至1979年5月11日，研究人员再赴十三陵，与定陵正式签订复制协议，包括八件丝织文物的复制工作，“明万历皇帝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即为其中最为著称者。

在朱枫与徐仲杰的回忆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云锦研究工作组最初建立时，其初衷只是在短时期内完成阶段性工作，八九个月的抢救工作结束后,再各自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预想中，全部工作分调査、搜集、整理研究三个阶段，预计在1954年即告完成。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工作组的成员们发现，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在乱草寻珠的过程中，仅仅浅尝辄止，显然无法完成预期目标。凭借着为云锦事业奋斗献身的精神，他们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继续投入忘我的工作之中。至1957年，正式成立南京云锦研究所，这标志着云锦研究工作告别了临时性质，而终于成为一项需要几代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

南京云锦的传承发展受到学术研究的支撑，是发展的成功案例。南京云锦位于“四大名锦”之首，是当今非物质遗产领域传承与发展最好的。这与南京云锦研究所对云锦的学术研究密不可分。南京云锦研究所成立之初，朱枫与徐仲杰同时加入云锦研究工作组，工作的重点是调查、搜集与整理云锦纹样画稿，总结归纳云锦创作艺术规律，培训艺徒，抢救濒临失传的工艺绝技。经过他们的努力，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云锦纹样进行绘制，编成《云锦图案》一书，1959年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云锦研究所工作人员又先后推出《云锦史略》《南京云锦史》《南京云锦》等著作，知识性与学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朱枫、郭俊等研究人员设计的众多云锦纹饰多次获得国际与国内大奖。其中的云锦精品《中华世纪九龙图》《富贵牡丹》《云锦黄地真金孔雀羽八宝九龙妆花立屏》《万寿中华》《丹顶和鸣》等都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荣誉评价。[王宝林：《南京云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80页。]总的来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与云锦纹饰的制作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