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所以辑录以上大段引文，一方面，呈现陈国均先生身处实地的直观感受，另一方面，笔者对夸称富有—苗夷族富虚荣心这点不敢认同，在一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社会里，每逢重大集会都是苗家女子获得人生幸福的机遇，衣着盛装花衣充分展示自己的手工是集会中人生幸福的博弈，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置办盛装花衣的苗家女子同样有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借花衣”成为她们搏取人生幸福的唯一途径。

由上观之，盘瓠传说首见于载籍应是《风俗通》或《山海经》注、《玄中记》；首见于史乘当推《晋纪》，而完成于《后汉书·南蛮传》。其在民间流传，应当更早。早至何时？如果郭璞注《山海经》“犬封国”无误，则这则传说在《山海经》成书年代民间已有传闻。《山海经》传为禹益（大禹、伯益）辑录民间异闻而成。是书内容虽然怪异，然而它记录的却是早期中国人对周边民族风情及山川物产的认识，在民族学研究上极具价值。我们推测，盘瓠传说所反映的盘瓠犬图腾崇拜，极有可能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前已存在，并流为传说。至于迟至汉晋间才见诸载籍，其原因一是瑶族先民没有文字记录传说，二是民族间缺少交流，为人少知。直到汉晋间，伴随中原地区与南蛮地区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原人对南蛮有了直接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了解，同时，由于南蛮势力的强盛，为了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也必须去研究南蛮，这样，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就应运而生了。

宋王朝在瑶区兴学的目的，既然是“以儒为教”，“以柔其心”,“庶一变旧俗”，这就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写到：“以《孝经》、《论》、《孟》授峒子弟”。我们知道,《孝经》是宣扬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的经典。《论》即《论语》，是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宋朱熹所列的四书之一。《孟》即《孟子》,是孟子言行思想的辑录，也是朱熹所列的四书之一。以上所列之书，都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其目的不言而喻。当然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如道经等。

云南地处边隅，本地年画代表主要是“纸马”。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至少在宋代“纸马”已经普遍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宋人吴自牧《梦梁录》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两书中均有“纸马铺”的记载，宋人周密辑录的《武林旧事》卷六中也提到杭州有专门的“印马”作坊。关于云南“纸马”的定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定名为“甲马”，在2002年出版的《云南甲马》一书中，杨郁生先生认为：“甲马是中国民间宗教祈福禳灾祭祀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各样雕版印刷品的总称”，“这份遗产在我国北方称‘神马’，河北地区称‘神灵马’,南方的江苏、浙江一带称‘纸马’，广州地区称‘贵人’，云南称‘甲马’‘甲马子（纸）’‘纸符’‘纸火’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名为“纸马”，因为“甲马、纸马不能混称”，“甲马”是“纸马”群中的一类，并且云南各地民间确以称“纸马”为主。综合考虑，笔者以为称之为“云南纸马”或许更为准确。至于为什么称“马”，正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中所言：“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一般认为，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十四孝故事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四个，其内容逐渐被后人所丰富。如在宋代出现“弃官寻亲”和“庭坚涤器”。而《二十四孝》中并未收集赵孝兄弟、义妇故事、孝孙原谷等故事。在杨家埠木版年画《二十四孝》也未有此类故事。

历代民间画师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给祖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大宗财富，但是他们的姓名业绩却很少被载于史籍。我们知道汉代的“良匠卫改”，是因山东武梁祠的《武梁碑》上，刻有“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垂示后嗣，万世不忘”之碑文。年画艺术史中，很少有人为画师在碑上题名留字；即使画师之名留于刻印的年画上，如“姑苏吕云台长子君翰发行，翻刻即孙”，也只是画店为了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而刻印。民间年画已有近千年历史，画家何止千百个，而名留于文人笔下的百无一二。但因很多画师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熟悉和热爱他们；画师也从群众生活和生产中获得创作素材，所以有些画师的姓名和故事被人们口头流传下来。解放后，各地美术家在收集考察民间年画的同时，多注意察访画师、画店作坊，因此，不少过去成绩卓著的画师姓名、业绩被发掘出来。现仅就数十年来采访和搜集所得，将知名画师一一辑录出来。所辑画师，为清代或清末民国初年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健在者，而且仅限于几个重点年画产地，实为挂一漏万。倘今后能继续访求和得知情友好者相助，编一部完整的民间美术画家传，以补我国美术史之不足，将是一大幸事。

所谓服饰既要规顺衣着的美化需求，又要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本节辑录的苗装、鞋帽、兜肚、围脖等只所以统称为服饰，主要作眼于编缉成章，目的从这一串的物件中让人看到苗绣无所不能的装饰美化功能。这也意味着：每一种类型的物件都与苗绣发生关系，被装饰的物件离不开苗绣，苗绣也只能在这些物件上才能发挥其美化功能。

《拜王歌堂》，盘万才搜集，李默、朱洪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全书28万字。编校者在前言中说，“拜王歌堂”是瑶族人民传统的喜节日，多于农历十月收冬后举行，时间一天两夜。第一夜请神、调神、挂灯、还盘王愿等节目，第二夜请三庙，唱歌歌堂。这里说的其实是普遍盛行各地盘瑶社会度戒兼还盘王愿仪式。是书辑录这一仪式的祷词、咒语、歌谣（含盘王歌），作为首次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对比较研究有重要意义。

禄洪，字霄宾，宁州（今华宁）世袭土官，明末滇中彝族著名诗人。其父禄厚以“好客闻天下”，喜吟诗章，藏书甚丰。禄洪自幼得其父的培育，爱诗文，喜绘画，造就诗画功底。青年时代，禄洪就任土知府，掌有兵权。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率兵抵京，护卫京城外3年。其间，他写下许多诗篇，后辑录成诗集，取名为《北征集》，礼部尚书大书法家、大艺术家董其昌为之作序。赵藩将《北征集》编入《云南丛书》。

花瑶挑花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花瑶挑花所蕴含的文化意识、工艺特色、美学价值，已经成为花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成为花摇民族精神的象征。有关花瑶挑花的文献和论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并不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部分学者陆续对其关注，但大多是记录描述式的。直到花瑶挑花于2006年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不少高等院校的老师、学生和一些学者们纷纷以此为研究课题，随后花瑶挑花的论文、书籍等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争先恐后出现。限于篇幅，本章只辑录古今史料上的记载及部分论文等相关内容，其余有关花瑶挑花的文献及论文只辑存篇目，而且限于人力和见闻，还难免有遗珠之憾。

《瑶族石刻录》，黄钰辑点，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全书27万字。辑录有关瑶族历史的石刻碑文263件，除部分瑶族乡规民约、墓碑、祠堂碑文外，多数为封建朝廷及地方官员为治理瑶族而刻立的禁碑、例碑、示碑、功德碑、告碑、政绩碑及摩崖崖石刻，因此，称瑶族石刻并不准确。但本书辑录大量瑶族有关的石刻碑文，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