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年画以纸马为主，其上承载了多民族的文化信仰体系，呈现出内容丰富庞杂，形式格局多样的特点。云南的纸马集中分布在三个大的区域，即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东（北）和滇中（南），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西南），以中甸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多以贴、撒、焚的形式来使用。

根据杨松海先生的调查，云南纸马主要流传于昭通、曲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丽江、迪庆、保山、德宏等十一个州、市，分布在五十余个县、市、区。

从历史上看，云南纸马是由内地传入的一种汉文化现象，与明末汉族人大量涌入云南有密切关系。在云南汉族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有些神灵和汉族的有共同性，有些则结合了原有本地原始宗教观念上的民族神、地方神，有很强的地方特点，如各地不同的“本主”“土主”等。而传入云南的纸马，在传入前、传入后也产生了较大的风格差异。因为“纸马”为“神灵”所托之物，是祭毕即焚化之物，所以当地人并不计较所刻神像的优劣，大多数“纸马”仅具简略模糊的形象。简略之外，却也具有构图大方、饱满，造型自由、放逸的艺术特点。当然，云南纸马的风格不可一概而论，而是各有特色，或粗劲豪放，或稚趣盎然，或理所当然，或牵强附会，有非常随意的造型，也有极具质量和生命力的线条。

云南地处边隅，本地年画代表主要是“纸马”。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至少在宋代“纸马”已经普遍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宋人吴自牧《梦梁录》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两书中均有“纸马铺”的记载，宋人周密辑录的《武林旧事》卷六中也提到杭州有专门的“印马”作坊。关于云南“纸马”的定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定名为“甲马”，在2002年出版的《云南甲马》一书中，杨郁生先生认为：“甲马是中国民间宗教祈福禳灾祭祀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各样雕版印刷品的总称”，“这份遗产在我国北方称‘神马’，河北地区称‘神灵马’,南方的江苏、浙江一带称‘纸马’，广州地区称‘贵人’，云南称‘甲马’‘甲马子（纸）’‘纸符’‘纸火’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名为“纸马”，因为“甲马、纸马不能混称”，“甲马”是“纸马”群中的一类，并且云南各地民间确以称“纸马”为主。综合考虑，笔者以为称之为“云南纸马”或许更为准确。至于为什么称“马”，正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中所言：“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山高多险，交通困难，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有些少数民族如独龙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生产工具上铁、石、木器并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甚至还保持着原始公社的残余。永宁纳西族还存在着母系家庭生活方式，特点是“阿注婚姻”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云南的纸马确实存在着原始绘画之遗痕，是研究纸马艺术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清代云南刻印的纸马尺幅较小，刻工简率。因过去关山间阻，实物资料和文字很少为内地博物馆收藏，所以早期制品罕见，惟有画家李伟卿所收独多，计有昆明、大理、丽江、中甸、保山、建水等百余种。这一批具有云南各民族特点的纸马图像中，除了灶君、土地、和合二仙、张鲁二班先师等与汉族信奉诸神相同外，大多是山神、虎神、路神、桥神、兵神、哭神、月牙井、罗罗河、口舌、天狗、五爷、姑老太、本主等等，都是为保护所在一方安定，不受自然灾害和刀兵之祸损毁的地方特有之神。这类图像绝无粉本，也无固定形式，都是艺人巧匠想当然而创作，故其神貌奇形怪状，原始味浓，仿佛“图腾”遗制而带有变形趣味。如《圈神》的画面上刻一牛棚，黑牛在棚内吃草料，一旗牌官样之圈神立于棚外守卫。《桥路之神》刻两神分立于小桥上和道旁。桥神武装打扮，路神则穿袍服抱剑。构图自由，信笔而来，刻工亦因陋就简，不求形似，却有浓烈的地方特色。

云南纸马题材众多，包括各种与神祇鬼灵、飞禽走兽、自然山川、衣食住行等有关的丰富多彩的图像，是云南民族民间鬼神信仰体系形象之集中体现，也兼容了部分儒、释、道神灵。就功能而言，与主要在春节期间使用的民间年画不同，云南地区的纸马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只要是有需要的时候，纸马可以随时登场，出现在请神驱邪、镇妖降魔、招魂送灵、祈祷平安等一切祈福禳灾的活动之中。李伟卿先生曾将大理纸马分为两大类，这种分类方式也可以针对整个云南地区的纸马：第一类，以本主为代表的诸神；第二类，作为灵物崇拜残余的自然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