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赴陕西赈灾的朱庆澜将军，顺路考察出此部古版大藏经就是《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大藏经》。他回到上海后，与叶恭绰、蒋维乔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影印《碛砂藏》，直到1935年总共500部线装的《影印碛砂藏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一件盛事。

明太祖将唐宋以来度牒限数收费制改为免费发给度牒，为出家者大开方便之门。明成祖靠僧人道衍（姚广孝）为军师，定策起兵，入承大统，更大力弘扬佛教。武宗尤热心佛事，正德间曾一天度僧道四万人。成化年间，僧尼达五十余万人。佛籍方面，雕刻《南藏》、《北藏》和《方册藏》（即《嘉兴藏》）。佛学的发展，一为禅教关系问题，二为三教会同问题。梵琦（1296—1370）把“大道不离声色言语”的观点发挥到极端，说：“处处无非佛事，头头总是道场。酒肆、婬坊了无罣碍；龙宫虎穴，任便经过。”修禅不仅不避俗事，也不避奢侈放荡，禁欲的宗教变成了纵欲的宗教。元贤（1578—1657）以更彻底的姿态贯通三教与诸教，认为就异者而言，教外有教，教内有派；就同者而言，“则非独三教是一，即一切魔外以及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释迦既出世又入世，孔子既入世又出世；不入世不能出世，不出世不能入世，所以儒佛都是兼内外、合真俗的。他批判狂禅的堕落，认为这些禅僧口言旷达圆融，身行势利争夺，靠机锋混日子，纵恣险恶，为世俗所不齿，危害佛教者必此辈。他大声疾呼，号召挽此颓风，回归佛教之正途。明代佛教有所谓“四大家”：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祩宏（1535—1615），别号莲池，被誉为“法门之周孔”。他以净土为主，兼重禅、教，融会性、相。在教内，主张以教辅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楷模”，“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在教外，主张三教合为一家。“阴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同上），所以佛儒不应相互攻击，而应相互合作。真可（1543—1603），晚号紫柏，是方册大藏经的创刻者，他也力主宗、教融通：“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若传佛心有背佛语，非真宗也；若传佛语不明佛心，非真教也。”他亦主三教同源，甚至称儒家五常为“五如来”（同上）。德清（1546—1623），又称憨山大师，他主张禅宗、华严宗融合，对《中庸》、《老子》、《庄子》深有研究，擅长以佛解儒。如将“克己复礼为仁”解为“先破我执为修禅之要”，将“道心”解为“不迷不妄之性”。认为“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声称“舍人道无以立佛法”，而人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这样，儒化的佛学，与佛化的儒学之间已无多大差别了。智旭（1599—1655），晚称藕益老人。他兼重禅、教、律，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又认为学佛学儒乃相辅相成，“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儒乃能学佛”（同上）。

“山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雕版印刷术发展较早，目前有实物证明，最迟于北宋初，山西绛州就有了古代雕版书。”“晋南地区最大的刻印工程是《金藏》。它刊刻于绛州天宁寺。从金天眷年间（1138-1140）成立大藏经版会起，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经历了三十多年。”由此可知，最迟至金代，绛州地区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成熟。雕版印刷术到明清时期日趋完善，雕刻的技艺精良、品类齐全，双色和多色套印的技术已经出现，在此背景下绛州木版年画发展成当地民众年节生活的必需品。

晋南地区民间木版年画始于宋金，盛于元明，清代成为其发展的黄金时代。宋金时期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义勇武安王位》两幅珍品出自晋南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张贴画，被郑振铎先生赞为“世界版画精髓”。晋南木版年画的分布大约以临汾（古平阳府所在地）及城西南的金殿村（古平水县）为中心，并括及洪洞、赵城、襄汾、新绛、侯马、曲沃、稷山等地。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梁，将部分雕版工匠掠至平阳，与原有雕印者结合，设立朝廷的“经籍所”，是金政权的雕版印刷中心，平阳所刻印的书籍称“平水版”，平阳替代汴京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雕版中心。举世闻名的佛教大典《赵城金藏》是平水系刻制的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元朝对民间雕印，基本上采取开放的政策，进而当时的雕版印刷业逐渐由官方转向了民间，由官宦与民间文人学士出资发展。”雕版印刷业发展到明朝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从临汾原平水出版局所在地金殿镇发现有完整的明朝刻印版画与插图，还有一块明版平水姑射山仙洞的全图，艺术水平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