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画工来说，擅长娃娃画的杜孩儿和专工“村田乐”的杨威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据邓椿《画继》记载，“杜孩儿，京师人。在政和间其笔盛行而不遭遇，流落辇下。画院众工必转求之，以应宫禁之需。”“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

临汾，古称平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因地处汾水之滨而得名，历史悠久。东汉皇甫谧著《帝王世纪》中就有“尧都平阳”的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亦曾活动于这一带。战国初期的韩曾建都平阳，三国时期置平阳郡，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设平阳府。宋金以后，这里因盛产白麻纸、墨锭、枣木而具备发展雕版的优越条件，加之大批开封的雕版工匠移居于此，于是很快成为雕版印刷发达之地，官民雕印作坊林立，其盛况可与燕京（今北京）相比。因平阳城之西南有汾水支流平水，故刻印的书籍有“平水版”之称。而这一时期在平阳出现了兼印年画的姬家、徐家等专业作坊，其印制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及《义勇武安王位》属金代平阳版之佳作，两幅作品上分别有“平阳姬家雕印”“平阳徐家印”的字样，可见这里刻印年画的历史相当悠久。这些珍贵年画原来和其它一大批文物都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子西夏遗址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率领探险队先后潜入我国内蒙、新疆和四川等地探险，这些版画和文物，被柯兹洛夫从中国黑城子古塔遗址掘走，现存于俄罗斯。平阳之南的运城解州，也以雕版印刷佛经而闻名，解州天宁寺曾雕版印制有《大藏经》，上刻有“赵城县广胜寺”字样，这部金代刻印的大藏经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内。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维修木塔时，发现了一批辽代木版刷印品和美术品。从中得知刻印地点有云州（今大同）、西京道应州（今应县）、五台山及辽南京（今北京）等地。从中亦可探讨山西地区雕印工艺之发展渊源。

按《续文献通考》：麻姑，王方平妹。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说她是宋代政和年间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被册封为真人。相传麻姑修道的地点是在江西南城县城西的麻姑山。麻姑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三十六洞天之第二十八洞天，全称“麻姑山丹霞宛陵洞天”。

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晋州改名为平阳府。北宋初年，临汾市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是宋代设铁官的“十二治”之一，铸大钱，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太宗淳化元年雕刻的浮山县庆唐观重修功德碑、徽宗政和三年铸造的翼城县十方院的钟与宣和四年铸造的曲沃县内社全巷的钟等，均可看出那时这一地区书法、雕刻和铸造等技艺的水平。北宋时，平阳出现了雕刻《耕织图》。

福建雕版印刷早在宋代就以其独特的图文并茂的样式著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宋代福建建安麻沙刻书规模居全国之首，与成都、临安成为我国三大刻书中心，“麻沙版”书至今为世人所重。明、清时期福建刻书仍很繁盛，清代康熙年间刊印的《建阳县志》记载当时建阳“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福建汀州四堡雕版印刷始于南宋，盛于明清，当时几乎垄断了明末清初中国南部的印刷业，是明清之际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福州刻书以规模浩大著称，北宋时期即刻印了《崇宁藏》（6434卷）、《毗卢藏》（6132卷），南宋时刻印了《政和万寿道藏》（5481卷），这些经藏刻工精美，卷帙浩繁，足见福州刻书业的规模和水平。泉州在宋代就是雕版刻印的重要地区，清代时泉州跻身全国雕版印书中心之一。除此以外，福建的漳州、甫田、福鼎也都是历史上雕版印书的重要产地，其他较小的刻书点几乎遍布全省。

年画工作为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所重视，是在延安文艺界整风以后。当时美术工作克服了脱离群众的艺术倾向，加之人民政府又对年画工作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如1943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使美术工作配合春节拥军、拥政和爱民运动，决定投资，大量印刷年画，于是新年画工作便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年发动了一个年画创作运动，付印的年画四十多种，共六万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