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当时宫廷里皇帝选定后妃定亲时，候选姑娘进宫站成—排，在皇太后的监护下由皇帝当面挑选，选中哪个就把个荷包系挂在姑娘的衣扣上，叫作“放小定”，此后经过少时休息，再出场的皇帝会递一把玉如意给被选中的姑娘，叫作“放大定”

稷山竹纸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高，为印刷提供了优质的纸张，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平阳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金天会八年(1130)，金政府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管理出版、印刷业，平阳的印刷数量和质量都可与建阳相比。一时人文荟萃，崇文重教，读书风气很盛，不少人家门首都镌刻或张贴着“耕读之家”、“耕读传家”的匾额。有钱人家素有藏书习惯，“家置书楼，人蓄文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又反过来推动了图书出版、绘画艺术、戏曲艺术的发展、成熟。宋、元时期，稷山竹纸不仅用于书写、绘画，还大量用于印书，此时流传甚广的刻本多以竹纸印制。现存四千多卷的《金藏》就刻印于绛州太平县天宁寺，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开雕，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完成，历时三十年，印刷用纸就是稷山竹纸，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藏经。

“山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雕版印刷术发展较早，目前有实物证明，最迟于北宋初，山西绛州就有了古代雕版书。”“晋南地区最大的刻印工程是《金藏》。它刊刻于绛州天宁寺。从金天眷年间（1138-1140）成立大藏经版会起，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经历了三十多年。”由此可知，最迟至金代，绛州地区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成熟。雕版印刷术到明清时期日趋完善，雕刻的技艺精良、品类齐全，双色和多色套印的技术已经出现，在此背景下绛州木版年画发展成当地民众年节生活的必需品。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佛教的发祥地。至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这个时期的道教也已经发展成熟，其神仙谱系也已经基本构建完成，从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势。隋唐两宋时期，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教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教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同时，中唐以后，天子每年会在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维护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他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