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氏族长老、专业祭司（或巫师）和部落酋长成了享有诸多特权的贵族阶层，部落联盟实际上逐渐成为这些贵族阶层把持的、并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可以说，这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原始形式。在此之前，宗教作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主要任务是神化和保持氏族制的传统，加强氏族部落成员的联系和团结。而当氏族部落社会逐渐演变为阶级社会的时候，氏族贵族就把他们把持的氏族宗教转变为神化其特权地位的东西，变成了具有阶级性的宗教。综观人类古代的历史，最早形成的国家都是由以氏族制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来。在政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原始时代的氏族宗教也演变而成为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宗教。无论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西亚的巴比伦和波斯，北非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罗马，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情况都是如此。环顾全球，我们还没有找到例外的例证。

在阶级社会中人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等级。因此，人的献祭活动也受制于他所属的社会等级，从而有所不同。我国古代礼仪对此有具体的规定。表现出严格的阶级性。《礼记•王制》的规定是：

在阶级社会中，人—人社会关系的内容主要是阶级关系。一般地说，神性，特别是人赋予神的道德特性，其核心内容往往是人的阶级特性的一种表现，人—神宗教关系实质上依赖于人—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原始氏族制社会和部落社会没有阶级，当时的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基本上是氏族长老和部落酋长的影象。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国家崇奉的至上神则具有明确的阶级性，基本上是专制君主的象征。当时的人—神关系不能不是主—奴、君—臣、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帝也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但他逐渐丧失了专制君主的传统统治权，变成了对世界统而不治，供默无为的立宪君主。

赵旭东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的产生是建立在共同意识的营造上面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界定。而“我是谁”则一直是困扰着个体克服这一认同危机的提问方式。对翁牛特我蒙古族而言，其生活方式的最大意义在于获得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认同”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用来界定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特征。而通过刺绣图案这种象征符号来表达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看出翁牛特蒙古族对于“我是谁？他是谁？”问题的特有的民族志的呈现，对翁牛特蒙古族刺绣的象征人类学研究的也在于此。对于代表有身份认同的图案以虎、海水江崖纹、鸡冠花、莲花等表示。海水江崖纹象征尊贵身份，虎图案象征英雄勇敢，鸡冠花图案是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才能使用的刺绣图案。鸡冠花因为像鸡头顶的冠而得名，在翁牛特蒙古族当中有个习俗，认为头部是很神圣的，认为人的灵魂存在于头部，且头部是人体最高的部位，所以不能随便触碰别人的头，尤其是长辈的头。且在藏传佛教中喇嘛会用经盒或者印经书的经板触碰头部，是一种祝福的寓意。莲花图案是属于佛教的花，象征着纯洁，所以翁牛特蒙古族的姑娘在结婚以前穿绣有莲花图案的蒙古袍，象征着自身的纯洁。海水江崖纹在明清时期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和阶级性，多处是被用以辅助性纹样绣于礼服、吉服中。在查阅到的相关资料中，在明朝的补服中出现了早期的海水江崖纹，最典型的是绣制在龙袍和官服的下摆和袖口上，后来逐渐的“饰于龙袍和官服之上的海水江崖纹样也不再是单纯的辅助纹样，其中蕴涵的各种象征功能：如江崖代表着江山，五色云和海水代表着天地，已使其成为礼制观念的产物，背后有着深刻的关学思想渊源；一是象征帝王君临天下的皇权意识，二是体现官员辅佐江山社楼的使命价值，三是显示着服者的道德与等级。”因此，纹样发展到现如今，海水江崖纹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中被视为尊贵身份的象征。所以说“象征符号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予以具体表现，能够具体表现人的地位与角色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习惯用某种兽禽、花木的艺术形象来象征美好的意愿，寄寓吉祥的祝福。如鹿、麒麟为瑞兽，凤、鹤为瑞禽，松树象征长寿和万古长青，梅、菊象征抗严寒、傲霜雪，喻意清高，竹子喻正直和宁折不弯，葡萄、石榴喻意多子，荷花象征吉祥如意，也喻意连生贵子。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正是这一含义。因此，水族民间艺术创作受其影响极大。除了这些象征性的纹样外，也出现了以音相谐，以形相喻的艺术风气，如刻画金鱼和鱼缸，便题为“金玉满堂”，刻画五只蝙蝠和蟠桃，题为“五福捧寿”；有的不用谐音，而是直接用具体的形象做象征喻意的符号，如双飞燕，以示夫妻和谐美好，以狮避邪驱鬼等。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图案是用来表现其阶级性的，如皇帝所穿的服装上绣着龙的图案，皇后服装上绣着凤的图案，那是皇权的象征，而那些文臣武将服装上所绣着的是禽兽图案，则是职位的标志。

在阶级社会中，善恶观念往往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假丑恶和真善美的斗争，通常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与斗争。

第三种常见的宗教与科学的调和论，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方面造成的社会弊端说成是科学的缺陷，然后据此要求人们不要迷信科学的权威，而要皈依宗教。他们甚至进一步宣称要用宗教来挽救科学，拯救社会。这种调和论，随着战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而甚嚣尘上。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科学是对自然力和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不依任何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可以一视同仁地为各个社会阶级服务。但是，科学掌握在什么阶级手中，他们如何利用科学成就，却是由应用科学的人及其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科学按其本性说是一种改造自然的巨大生产力，可以造福于人类。但如其操纵在反动阶级之手，也会为其反动的阶级利益服务，给人类和被压迫阶级带来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不幸，造成社会弊端。这种情况被有些人利用来证明科学本身的缺陷，宣称科学有两重性：它既可以创造文明，也可以带来野蛮；化学既可以合成人类生活所需的高分子化合物，也可以创造杀人盈城的化学武器；原子物理学既可建造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能量的核电站，也可建造毁灭人类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武器；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促进了生产自动化，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也造成了工人的失业；大规模的工业化创造了高度的生产率和高水平的福利社会，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破坏了固有的生态平衡，大大提高了癌症发病率，特别是引起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肆无忌惮的追求，使道德水平下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泛滥流行，不可收拾……在这些人的眼里，科学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福音：拯救人类和社会的真正福音，只能是宗教。甚至像海森堡这样的大科学家也迷惑于此种错误的思潮，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只能用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取决于人们使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否善良。他认为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自身来决定；只有在宗教这种精神形式中，人们才能找到自己行动的正确指针，才能具有明确的分辨善恶的能力，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梵蒂冈的官方神学新托玛斯主义则到处宣传原子时代的到来、现代物理学的发现会产生毁灭世界的灾害，人们不能保证科学技术不致毁灭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在面临死亡的威胁面前，必须使科学服从“正确的道德意志和真正的人生目的”。为了确保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一个幸福的世界，人类迫切需要的东西，“乃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或完满的人道主义”。新托玛斯主义者主张，科学不仅不能解决或取消宗教，反而需要得到宗教智慧的引导。